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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派和扯淡派
在一次饭局上，一位企业家得知雪珥重点研究的是晚清，遂发感叹：晚清啊？那是中国最腐朽、屈辱的一段历史。
“有时候我们是很扬眉吐气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要爆发了，清政府还曾派出军舰，横跨万里，到墨西哥护侨。把炮口对准岸上，墨西哥马上服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要轻易地去对我们的祖先下结论。”这句话是他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
在他那一大堆“很好看”的晚清历史著作之中，人物的形象相对于刻板的教科书，总是颠覆性的。
比如，恭亲王不像文字描述的那般无能而无奈。雪珥通过广泛查阅外国文献，雕琢出一个彬彬有礼、雍容得体而且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只是他甘于做“老二”，维护大局，才显得施展空间局促。
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实是康梁的政治抹黑，事实远非如此。“梁启超后来也说过，当年的文字服务于政治之需，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比如，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巨贪首富，尽人皆知，但他处理国务，游刃有余，“贪墨”仅是为了展示有能力无野心。
他认为大清帝国从来不曾“闭关锁国”，他认为“戊戌变法”盲目而操切。
“其实谈不上颠覆，这是还原。”
雪珥说，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比如康梁变法，且不论他们本身是否意图通过破坏性的行动攫取政治资源，就结果而言，纸上变革和口头变法，不但没有起到对改革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真正的改革实干派从此被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心。
雪珥把洋务运动称为“改革开放”，并褒奖其中的实干派。清末的清流与康梁，则被他归入“扯淡派”。今天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在他眼里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是实干还是扯淡。
事非经过不知难
雪珥承认自己以前“扯过淡”。
大学毕业后进了团浙江省委，他有意低调，谋求仕进，常常是“把早餐吃了，地板拖遍”，却还是“无人会，登临意”。
于是他自学经济学，开始下乡做调查。1993年到1995年，正是制造业大跃进的时候，他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
他以为自己已经谙熟企业运营，1995年开始在报社写财经评论。他和吴晓波，是中国第一批财经专栏作者，雪珥两年多时间里写出来的作品足有50万字。
他的角度总是很新颖，比如当时社会都在诟病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他却撰文力撑，认为这是合理的管理方式。“因为当时招用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一个不小心企业就会被篡夺，招个女婿来当总经理，没什么不对。”重点在于“亲亲贤贤”，让亲人变贤人，让贤人变亲人。
但随着对生意场真正深入的了解，雪珥开始感觉到，写文章并不是那么快意的事情，它需要更加谨慎。
一个朋友是制药行业的，其企业能力被一家国际大药企看中，高价采购产品，而且是先打款后生产。为此，国内市场一片跟风，价格一下子从120万元/吨降至33万元/吨。后来雪珥明白了其中奥妙，人家跨国公司不过是用价格暗示来迅速拉低采购成本而已，高价采购只是一种烟雾弹般的策略。
不在其道，你就会认为，企业家们真笨，不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么？然而在财富的狂潮面前，“有这么简单吗？换了你你试试”。
1997年，雪珥和朋友合伙下海做生意，在上海，谈土地、招人才、进设备、进原料，亲力亲为，雪珥终于真正尝到了做企业家的苦涩。
“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这才知道，写文章太荒谬了，以前自己太扯淡了。一支笔，可以让一个人自大到什么程度！”雪珥说，只有当你承受过了压力，才知道评判别人的时候不能那么轻率，不能说：笨蛋，这都不会。其实人家早就想到了，只是没那个条件。
那个笔下恣肆的雪珥不见了，他封笔了。
后来，看别人写晚清，雪珥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确切地说，学识还不如自己甚至毫无学识的人，都在抡着大斧随意地切削历史。
“技术派”，反“道德控”
他对晚清的研究，保持着“技术派”风格，行走各国，遍阅文献，苛求细节。你会看到，在他的著作中，有时连历史人物当时的神情描写都很自信。对历史人物事无巨细的了解，让他对这些人动了感情，了解他的难和苦，也了解他的积极和努力。
所以，他不认为晚清的历史值得我们自卑，相反，一个个以孑然之躯，经受流言四起，万般周全，维系着国家前行的人们，让他肃然起敬。
自卑就会让整个民族陷入对某段历史的虚无主义，事实上，这也恰恰是时人“言必称美国”的一个历史预设。
国人重史，但雪珥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部党史”，里面充斥着胜利者的道德判断。胜利者藉此巩固权力，万没想到的是，最终权力的崩溃，也是源于自己接力塑造的道德正统观。
作为“技术派”的雪珥，对道德评判保持着“恶而远之”的距离。“如果谁发言的时候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那我首先怀疑此人的道德问题。”
雪珥的童年在动荡中度过，为了躲避武斗，在金华市内就搬了9次家。
彼此之间毫无仇怨的人，为了虚拟的价值区分，端起枪就打架。邻居一个叔叔，曾经胁下中弹，倒地装死才幸存下来。“都是同事、朋友，动辄斗争，你死我活。”直到今天，某些场景还会突然出现于脑际，就像梦一样。
他看待政治，从不用崇高和卑鄙的两分法。“没有魔鬼和天使，而是差别不大的人之间进行的博弈。天使和魔鬼的特性，都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道德判断太不靠谱。”
分析政治，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人性，基本点是利益和权衡。里面包含着的，是一种博弈论的理性。而我们的民族，往往缺乏这种必要的理性。
“个体户学者”与
“维护体制”
在澳洲做了几年房地产，雪珥更加谙熟经济与政治内部的理性逻辑。恰好此时他也实现了财务上的自由，不愿意再参与场面上的迎来送往。待在家里，也觉无聊，于是重新抄起笔来，开始了对晚清的研究和写作。
他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学者”，写作、讲课也都不受经济利益的过度牵绊。这种状况，更容易让他成长为一个温和的人。
商人的眼光，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对象是谁，他那些关于晚清的著述，很明确的，是讲给执政者听。他认为当前的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晚清改革很像，“几乎有穿越感”，许多问题讲清楚了就可“资治通鉴”。
有意思的是，他一个外国人，一个传统史观的颠覆者，在官方却很受欢迎，常常被拉去给高级干部们讲课，国家领导人还向干部们推荐过他的书。
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雪珥的研究事实上是在维护体制。因为主流史家大多认同康梁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而雪珥则相反，他解剖康梁与革命者背后的暗处，挑亮烛照温和改革派——主要是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贵族领导下的改革者——人性与行动光明一面的孤灯。
改革，其实比革命要难。中国是什么土壤，就会长什么树，改良土壤需要很长的时间，好的执政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是地上长出来的树。旧式革命对改良土壤本身并无帮助，往往是“赶走饱狼上来饿狼”。
所以雪珥对当前政府面对的改革难题，一样承继着“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根本态度，提醒“扯淡派”们少说一点风凉话：“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没有时间说。”
史学，需要深潜，但许多人深潜之后浮不上来，憋死在故纸堆中。雪珥不然，他认为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而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展示你的考据功夫。
在一次饭局上，一位企业家得知雪珥重点研究的是晚清，遂发感叹：晚清啊？那是中国最腐朽、屈辱的一段历史。
“有时候我们是很扬眉吐气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要爆发了，清政府还曾派出军舰，横跨万里，到墨西哥护侨。把炮口对准岸上，墨西哥马上服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要轻易地去对我们的祖先下结论。”这句话是他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
在他那一大堆“很好看”的晚清历史著作之中，人物的形象相对于刻板的教科书，总是颠覆性的。
比如，恭亲王不像文字描述的那般无能而无奈。雪珥通过广泛查阅外国文献，雕琢出一个彬彬有礼、雍容得体而且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只是他甘于做“老二”，维护大局，才显得施展空间局促。
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实是康梁的政治抹黑，事实远非如此。“梁启超后来也说过，当年的文字服务于政治之需，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比如，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巨贪首富，尽人皆知，但他处理国务，游刃有余，“贪墨”仅是为了展示有能力无野心。
他认为大清帝国从来不曾“闭关锁国”，他认为“戊戌变法”盲目而操切。
“其实谈不上颠覆，这是还原。”
雪珥说，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比如康梁变法，且不论他们本身是否意图通过破坏性的行动攫取政治资源，就结果而言，纸上变革和口头变法，不但没有起到对改革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真正的改革实干派从此被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心。
雪珥把洋务运动称为“改革开放”，并褒奖其中的实干派。清末的清流与康梁，则被他归入“扯淡派”。今天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在他眼里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是实干还是扯淡。
事非经过不知难
雪珥承认自己以前“扯过淡”。
大学毕业后进了团浙江省委，他有意低调，谋求仕进，常常是“把早餐吃了，地板拖遍”，却还是“无人会，登临意”。
于是他自学经济学，开始下乡做调查。1993年到1995年，正是制造业大跃进的时候，他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
他以为自己已经谙熟企业运营，1995年开始在报社写财经评论。他和吴晓波，是中国第一批财经专栏作者，雪珥两年多时间里写出来的作品足有50万字。
他的角度总是很新颖，比如当时社会都在诟病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他却撰文力撑，认为这是合理的管理方式。“因为当时招用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一个不小心企业就会被篡夺，招个女婿来当总经理，没什么不对。”重点在于“亲亲贤贤”，让亲人变贤人，让贤人变亲人。
但随着对生意场真正深入的了解，雪珥开始感觉到，写文章并不是那么快意的事情，它需要更加谨慎。
一个朋友是制药行业的，其企业能力被一家国际大药企看中，高价采购产品，而且是先打款后生产。为此，国内市场一片跟风，价格一下子从120万元/吨降至33万元/吨。后来雪珥明白了其中奥妙，人家跨国公司不过是用价格暗示来迅速拉低采购成本而已，高价采购只是一种烟雾弹般的策略。
不在其道，你就会认为，企业家们真笨，不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么？然而在财富的狂潮面前，“有这么简单吗？换了你你试试”。
1997年，雪珥和朋友合伙下海做生意，在上海，谈土地、招人才、进设备、进原料，亲力亲为，雪珥终于真正尝到了做企业家的苦涩。
“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这才知道，写文章太荒谬了，以前自己太扯淡了。一支笔，可以让一个人自大到什么程度！”雪珥说，只有当你承受过了压力，才知道评判别人的时候不能那么轻率，不能说：笨蛋，这都不会。其实人家早就想到了，只是没那个条件。
那个笔下恣肆的雪珥不见了，他封笔了。
后来，看别人写晚清，雪珥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确切地说，学识还不如自己甚至毫无学识的人，都在抡着大斧随意地切削历史。
“技术派”，反“道德控”
他对晚清的研究，保持着“技术派”风格，行走各国，遍阅文献，苛求细节。你会看到，在他的著作中，有时连历史人物当时的神情描写都很自信。对历史人物事无巨细的了解，让他对这些人动了感情，了解他的难和苦，也了解他的积极和努力。
所以，他不认为晚清的历史值得我们自卑，相反，一个个以孑然之躯，经受流言四起，万般周全，维系着国家前行的人们，让他肃然起敬。
自卑就会让整个民族陷入对某段历史的虚无主义，事实上，这也恰恰是时人“言必称美国”的一个历史预设。
国人重史，但雪珥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部党史”，里面充斥着胜利者的道德判断。胜利者藉此巩固权力，万没想到的是，最终权力的崩溃，也是源于自己接力塑造的道德正统观。
作为“技术派”的雪珥，对道德评判保持着“恶而远之”的距离。“如果谁发言的时候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那我首先怀疑此人的道德问题。”
雪珥的童年在动荡中度过，为了躲避武斗，在金华市内就搬了9次家。
彼此之间毫无仇怨的人，为了虚拟的价值区分，端起枪就打架。邻居一个叔叔，曾经胁下中弹，倒地装死才幸存下来。“都是同事、朋友，动辄斗争，你死我活。”直到今天，某些场景还会突然出现于脑际，就像梦一样。
他看待政治，从不用崇高和卑鄙的两分法。“没有魔鬼和天使，而是差别不大的人之间进行的博弈。天使和魔鬼的特性，都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道德判断太不靠谱。”
分析政治，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人性，基本点是利益和权衡。里面包含着的，是一种博弈论的理性。而我们的民族，往往缺乏这种必要的理性。
“个体户学者”与
“维护体制”
在澳洲做了几年房地产，雪珥更加谙熟经济与政治内部的理性逻辑。恰好此时他也实现了财务上的自由，不愿意再参与场面上的迎来送往。待在家里，也觉无聊，于是重新抄起笔来，开始了对晚清的研究和写作。
他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学者”，写作、讲课也都不受经济利益的过度牵绊。这种状况，更容易让他成长为一个温和的人。
商人的眼光，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对象是谁，他那些关于晚清的著述，很明确的，是讲给执政者听。他认为当前的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晚清改革很像，“几乎有穿越感”，许多问题讲清楚了就可“资治通鉴”。
有意思的是，他一个外国人，一个传统史观的颠覆者，在官方却很受欢迎，常常被拉去给高级干部们讲课，国家领导人还向干部们推荐过他的书。
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雪珥的研究事实上是在维护体制。因为主流史家大多认同康梁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而雪珥则相反，他解剖康梁与革命者背后的暗处，挑亮烛照温和改革派——主要是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贵族领导下的改革者——人性与行动光明一面的孤灯。
改革，其实比革命要难。中国是什么土壤，就会长什么树，改良土壤需要很长的时间，好的执政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是地上长出来的树。旧式革命对改良土壤本身并无帮助，往往是“赶走饱狼上来饿狼”。
所以雪珥对当前政府面对的改革难题，一样承继着“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根本态度，提醒“扯淡派”们少说一点风凉话：“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没有时间说。”
史学，需要深潜，但许多人深潜之后浮不上来，憋死在故纸堆中。雪珥不然，他认为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而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展示你的考据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