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活到96岁，她是个小脚老太。在这个年代，历史上的许多小脚老太早就白云一样飘散了，我姥是硕果仅存的小脚老太。幼年的时候，她的脚被裹脚布牢牢缠住，一缠就是四五年，缠成了个小小的三角形。那时候，女人以小脚为美，管这种小脚叫做“三寸金莲”，实际是发育畸形。
　　那段时间，我守护在病床前，赶写一部小说，那是个关于爱的故事，我姥正在经受病痛的折磨。她皱着眉头，痛苦万分，这份痛苦，一定比缠小脚还难受。我曾经问过她，缠小脚疼不疼，她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候，女孩子都这么缠。”现在，没有人陪着她一起痛苦，痛苦的滋味一定就翻了倍。
　　我姥见到过日本鬼子。她出生于1916年，日本鬼子侵华的时候，她20岁左右，正是妙龄。她说，鬼子见着年轻女人就追，嘴里还喊“大花姑娘”。有一次，鬼子进了村，女人们赶忙用锅烟灰把脸抹黑，把自己弄丑，这是她们可怜的防身术。她们听到马靴声和马蹄声了，就在院墙外。那时候，我姥还没见过鬼子，又害怕又好奇，溜到墙根，踩着水缸盖往外瞧，刚一探头，就看见一排钢盔在眼前闪过，吓得她叽里咕噜摔下来，就像小老鼠上灯台。
　　人的一生总要经历许多痛苦，但是，我姥经历的痛苦特别多。缠小脚的痛苦，战争的痛苦，童年丧母的痛苦，还有后来婚姻的痛苦，失去子女的痛苦……每一种痛苦都挺要命的，却都没有要了我姥的命。她常常盘腿坐在床上做针线活儿、摆扑克牌、轻声哼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阳光洒在她的身上，洒在她平静而又专注的面庞上，这是我记忆中永远温暖的画面。
　　我从小就是姥姥带大的。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一日三餐都是白菜土豆大茄子，我姥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总是单独用一只小锅给我做饭。小锅里做出来的是什么饭菜，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小锅里的美味香喷喷的，我总是吃得很卖力气。邻家的小伙伴见到我吃得那么香，就趴着窗户冲我喊：“小锅屎！小锅屎！”他们吃不到这么香的饭菜，眼馋极了，所以，管我叫“小锅屎”，我不生气，我很得意。
　　我12岁，妈妈去世了，姥姥忍着失去女儿的痛苦，对我倍加关爱。她用80块钱的退休金，维持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我说“维持”，是因为80块钱实在不多，我姥不得不省吃俭用，一小瓶香油能用一年。你猜得到她怎么用香油吗？她不是往菜里倒香油，而是用一根筷子在油瓶子里蘸一下，然后在菜里搅拌。回想那段日子，其实我一点也没有感觉那是在“维持”，反而觉得很幸福。我姥每天都问我想吃什么，餐桌上总是摆着我向往的美食，顿顿饭都是香喷喷的。如今，生活富足，却很少吃到那么香的饭菜。我问我姥：“那时候怎么把饭菜做得那么香？”她说：“你不挑剔，做啥吃啥。”好像功劳都在我这里。
　　因为有了我姥，所以，我虽然早早失去了妈妈，却没有失去母爱。
　　我姥不识字，却敬重文化，敬重书本。14岁，我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我姥捧着那张报纸看了又看，脸上充满幸福与自豪。可是，看了半天，她只认识一个字——“马”，马三枣的“马”，她也姓马，她叫马莲芳。即使只认得一个字，她仍然幸福，仍然自豪。我姥说，她虽然没上过学，脑子却比那些上过学的人好使。小时候，大人教孩子们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她比那些上学的孩子背得快，如果也有念书的机会，她一定是个很棒的学生。我想，这不仅是脑子好使的问题，而是对知识充满渴望充满敬爱，有了渴望与敬爱，就會创造奇迹。
　　有一次，邻居老郝太太和我姥坐在楼下乘凉，拿出一本书要垫在屁股底下，忽然又抽了出来，说：“这是我哥哥写的书，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呢！我怎么能坐在屁股底下呢？”我姥跟我讲起这件事，认为老郝太太在她面前故意显摆她哥哥有文化，对这种行为，我姥既鄙视又羡慕。那时候，我就想，将来我也要写一本书，书上有我的照片，也有我姥的照片。我姥不认识字，但她认识照片，她一定会拿着这本书到楼下乘凉的。
　　可惜，当我真的要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姥已经无缘看到了。如果她知道我在干什么，如果她没有生病，她一定会从床上坐起来，捋一捋她躺得凌乱了的花白头发，在阳光中幸福地微笑。
　　可是，我姥没等我把好玩的故事讲完，就走了，那天正是农历小年。要是我姥还活着，已经一百岁了。她给我留下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爱。如果没有我姥对我的爱，我这个从小就失去妈妈的孩子，该如何成长？我这个性格孤僻内向的孩子，该怎么获得心灵的宁静？我这个老实巴交的笨小孩，哪有幸福可言？爱，可以诞生美德。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走了，我将怀揣着爱继续前行，因为，爱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