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田被捕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的瞿秋白，曾要求随队西行，但王明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秋白只好同留下的一千多人往东撤。
　　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行走着一支队伍。队伍里有三男二女，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后留驻苏区的负责干部：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和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他们是根据中共江西分局的决定，准备转移到香港和上海去的。2月24日，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刚歇下，突然村头响起枪声，原来，国民党36师所指挥的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福建保安14团得到此地有小股红军的报告，便一举包围了小径村。红军护卫队长胆小怕死，枪声一响，就跑得无影无踪。这时，邓子恢挺身而出，担负临时指挥的重任。他带领队伍左冲右突，激战一小时，仍不能突围。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遭敌枪击，英勇牺牲。患重病的瞿秋白不断奔跑，已精疲力竭，但未能冲出去。这时，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实在无力了，便对邓子恢说：“我病到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点走吧!”邓子恢着急地说：“你走不动，我背你。”“你快点走吧，不然我们都跑不了，我藏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瞿秋白坚持不走。这时，四面枪声更急。无奈，邓子恢只好带着其他战士边打边跑，终于突出重围。藏在灌木丛中的瞿秋白被敌人搜山发现。
　　瞿秋白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强迫他说出共产党机密，但瞿秋白坚不吐实。他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行医为生。敌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真以为他是一个医生，准备将他释放，但要瞿秋白写信到上海索要证明，或在当地找个担保人，以证明和共产党无关系。于是，瞿秋白用“林琪祥”之名，分别向上海的鲁迅和周建人去信，请他们帮忙保释。鲁迅、周建人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得知后，立即筹集款项，准备进行营救。
　　就在鲁迅等人积极奔忙之时，不幸的事发生了。4月10日，国民党抓住了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态的妻子周芳云，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区被俘。接着又有人叛变投敌，供出“那个医生‘林琪祥’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后，曾到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的郑大鹏也叛变，并到监狱指认瞿秋白。
　　在叛徒出卖下，瞿秋白无法隐蔽真实身份了，他坦然而诙谐地说：“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
　　
　　囚室相见
　　
　　这期间，担任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因养伤住在医院，不在长汀师部。他接到师参谋长向贤矩发来的已查清瞿秋白身份的电报后，不敢怠慢，连忙离开医院赶回长汀。因为他早已接到南京密电，蒋介石要他严密注意清查在俘虏群中的“共匪头子”瞿秋白。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活动家和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虽然其时早已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但由于他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在蒋介石反共、灭共的筹码中，仍然占着显著的位置。因此，蒋介石通令嘉奖36师，除发给一大笔奖金外，又给宋希濂的反共记了一“功”。
　　宋希濂感到很振奋：这的确是“围剿”中的意外收获，自己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那么职务又要青云直上了。但是，一个人的记忆是无情的，顽固的。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使宋希濂内心深处早已死去了的往事又重新苏醒。十多年前，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曾经在老师熊亨翰(中共地下党员)那里借过一些进步书籍阅读，其中就有瞿秋白访问苏联的文章《俄乡纪程》。穷人当家作主的苏维埃世界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他开始知道“革命”、“阶级”等最初的含义，而瞿秋白的形象也开始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后来到广州、进黄埔，宋希濂读到了瞿秋白更多的文章，还听过他的演讲和报告，对瞿秋白的学问更是仰慕。然而眼前这历史的大颠倒，竟使他曾经仰慕、崇敬的人物成了自己的“阶下囚”，他的心情显然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
　　宋希濂刚刚回到师部的当天，军法处长吴松涛便讨好地向他报告了会同师参谋长向贤矩、政训处长蒋启先等对瞿秋白的“审判”经过。他望了一眼宋希濂，狡黠地说道：“瞿秋白除了承认自己的身份，别的什么也没说。我们想用点手段，但见他生病，身体不行，不敢乱来，等着师座回来再发落，您看……”
　　宋希濂不耐烦地摆摆手，回答道：“我先休息一会，明天再听我的调遣。”
　　瞿秋白被关押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口封死，门前站着两名武装看守。这里比十多天前在上杭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保安团监狱，算是“优待”了。由于长期患着肺病，特别是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打和监狱生活的折磨，瞿秋白的脸色变得苍白，双脚也浮肿起来。瞿秋白不停地咳嗽，自那次“验明正身”之后，他一直卧床不起。
　　这天早晨，门外传来看守响亮的敬礼声。不一会房门被打开，射进了一束强烈的阳光。当一位年轻、壮实而佩戴着中将军衔的军官出现在房间时，瞿秋白支撑起上半个身子，斜靠在床头，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并未开口，表情十分冷漠。
　　“你身体怎么样，军医来检查过没有?吃什么药?”来人一边说话，一边坐在士兵搬来的椅子上，腰板挺直，双腿分开，一副不失威严的样子。他摆摆手，让士兵退出房间。
　　“你是南京派来的吧?要审问，先通报个姓名。”瞿秋白不认识宋希濂，他右手挟着床头，慢慢坐起身子。
　　“我叫宋希濂，36师师长，昨天刚从外边回来。”宋希濂尴尬地笑了笑，又问，“听说你的健康很不好，是吧?”
　　瞿秋白半晌没有回答。宋希濂昨晚接到蒋介石的又一封密电，要他软化劝说。他反复考虑过，像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大人物，要想让他改变信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他认为不必急于审问，先从生活、健康入手，以礼相待，使其就范，于是亲自来看看情况。
　　“瞿先生，是不是先好好看看病呢?”宋希濂说，“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出。”
　　瞿秋白边咳嗽边回答道：“你的参谋长已派陈军医看过我的病了。目前我这种处境，用点药也只是为了减轻病痛。认真的治疗，已无必要了!”
　　“先生不要这么想，如今是20世纪，两国之间开战，对俘虏、伤病员尚且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
　　“你的谈话很动听。”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提高嗓音说，“但请问，1927年蒋介石靠制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接着又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他的人道主义又藏到哪里去了呢?”
　　“你的话很直爽，但我今天不想同你争辩国共两党的是是非非。瞿先生，我是特地来看望你的，你对自己的生活和健康，有什么要求，我希望你能像刚才说话一样痛快，有什么就讲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宋希濂递给瞿秋白一支“三炮台”香烟，耐心地等待着。瞿秋白抽了几口烟，咳嗽着继续说：“宋先生——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这样称呼你吧。且不管你内心如何盘算，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对你讲：第一，我作为病人，当然不反对医生给我看病，也不反对吃药；第二，除了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文人，我要写东西，请给我笔墨纸张；第三，我写东西，习惯上需要抽烟，但我已身无半文，仅有的一些破物全被保安团的人搜走了。情况就是这样，你看着办吧!”
　　“你的这些要求，我都可以办到。还有别的要求，可以随时向我的部下提出。”宋希濂说罢离去。他为自己第一次见面所做的安排取得圆满成功而心中暗喜，至于瞿秋白要笔墨纸张写些什么，先不忙追问，现在关键是要步步为营，要有耐心。
　　


　　回到办公室，宋希濂把参谋长和几个处长叫到跟前，说：“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一般对待，要以情感人，软化利诱，你们都要理解我的用心。”
　　接着，他又同这几个部属研究出几条“善待”瞿秋白的具体措施：第一，另辟一个较大的房间，供给古书诗文词集和笔墨纸张及棋类；第二，按“长官饭菜”标准供膳，烟酒另备；第三，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数次，指定一名副官和陈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撤掉武装看守；第四，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
　　第二天，这些“优待”措施得以实行。
　　
　　灼灼之火
　　
　　这突如其来的“优待”，瞿秋白付诸一笑。开始时，他读唐宋诗词，灵感一来就写上几首，有时刻刻图章。他对副官、医生以及打饭送水的士兵，一律不卑不亢地相待。军医陈克非，十分敬重瞿秋白的才华和品格，常常向瞿秋白索取墨迹和图章，以备收藏。每当夜深人静之际，瞿秋白睡在床上，难以成眠，一桩桩往事浮上脑际，撞击着感情的波浪。他，一个江苏常州城里书香门第的后代，20年走过了一条多么不平常的道路。在苏联，在北平，在上海，在广州，在武汉，在九江，在瑞金，多少可敬可佩的人，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多少错综复杂的斗争!如今，他清楚地感觉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个人的路已走到尽头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写作，留下他往日的一些脚印、战绩和遗憾，为后人，也为自己。就这样，瞿秋白除了白天写作诗词刻印章外，晚间则埋头写作到深夜。
　　宋希濂又在想些什么呢?他端坐在司令部办公室里一筹莫展。他的目光停留在桌上南京和东路指挥部催问情况的来电，深感自己陷入了困境，但自己肩上的职责在提醒着，必须有一些像样的审问结果向南京蒋校长直接报告。他决定，先单独审问瞿秋白一次。
　　瞿秋白被卫兵引进师长办公室，宋希濂招呼他坐在右侧的藤椅上。卫兵端上茶水后旋即退出，办公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
　　“请用茶。”宋希濂说，“这些天陈军医都用了什么药?病情有好转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说，“我已讲过，目前的处境，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用不着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很敬重你的。在长沙上中学时我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并非你宋先生所能主宰，你讲这些话，完全是多余的。”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确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来个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面没有你需要的红军军事情报及共产党的组织名单。”
　　“我看先不划框框，随便谈谈。”宋希濂缓和了一下空气。
　　“好吧。宋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作文章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或是反对?”
　　“我曾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停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以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的信徒，以发挥你的才能，因为只有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真理!”
　　“哈哈!”瞿秋白仰头一阵大笑，让宋希濂很吃惊，“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同你走一条路呢?”
　　“就说两者兼有吧，出发点是为先生前途着想。”宋希濂为谈论开始纳入轨道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这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言稿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他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学说，在当时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在苏联正在彻底实现，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只有蒋介石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不惜动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
　　瞿秋白滔滔不绝，越讲越激动。宋希濂对瞿秋白的这样直言不讳，旁若无人，十分恼火，但拼命控制住自己，缓慢而有力地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要说理论，而要看事实。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也。共产党近年来苦心经营的几个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了这种可悲的地步。我郑重地提醒你，别忘了眼下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句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才是你今天同我谈话的真正目的，也是你多日来一直想完成蒋介石交给你任务而使用的小小手段!”瞿秋白笑了，对宋希濂投以得意的目光，然后严肃地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工作，你是不会感兴趣的。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健康上优待我，让我有条件完成了我所要做的几件事。好了，纸该戳穿了，我们的谈话也应该结束了。”
　　从此以后，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式的谈话。这次交锋给宋希濂的印象是，瞿秋白虽然是一位身患重病的文弱书生，但他的生命之火灼灼呢!
　　
　　视死如归
　　
　　一天清早，军医陈克非一进门就悄悄对瞿秋白说：“瞿先生，南京来人了。宋师长昨天同他们谈了一个晚上，肯定是为你的事。”
　　原来，宋希濂一方面在生活上实行软化政策，另一方面用提审的方式找他谈话，有时还邀请瞿秋白赴宴。但各种办法用尽，宋希濂始终一无所获，他们又使出一招，让瞿秋白写出一份供词，要求写得长一些，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搞到某些机密。瞿秋白一眼看穿了敌人的用心，但他答应了。他以笔墨为武器，进行对敌斗争。瞿秋白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供词，以极大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宋希濂无奈，只得电告国民党最高当局，说瞿秋白毫无动摇之心，请中央定夺。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对瞿秋白恨之入骨，决定将其处死，但仍不放弃最后的幻想。在陈立夫安排下，国民党中央派中统特务骨干分子王杰夫以“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的身份到福建劝降瞿秋白。临行，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你将为党国立一大功。”
　　瞿秋白听了陈军医的话，不屑地说：“随他们的便吧，就是蒋介石亲自驾到，我还是那些话。”
　　话音刚落，副官同两名武装卫兵把瞿秋白“请”到了师部会议室。他瞅瞅对面坐着的一胖一瘦两个陌生人，心想八成是南京来的。
　　“请坐，瞿先生。”军法处长先打招呼，“瞿先生，这位是南京中央组织部派来的王科长，这位是同来的脱离了共产党而为国民党效劳的陈秘书，他们是奉命前来找你谈话的，你要郑重考虑。”
　　南京来人欠了欠身。王杰夫40多岁，一脸肥肉，脑门发亮；姓陈的秘书30来岁，瘦得像猴。王杰夫堆着似笑非笑的脸，细声慢气地说：“瞿秋白，我们很尊敬你，今天与你见面，只是希望你能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
　　瞿秋白礼貌地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的问题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王杰夫连连摇头：“不，不，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人，倒是希望你好好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笑笑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都是由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亲友代劳。”
　　王杰夫仍不甘心地说：“听宋师长说，他在生活上特别优待你，官长饭菜，还有烟酒，神仙过的日子呵。不过你不要辜负宋师长的一番美意，光是作诗写小说那是不成的。”
　　“我感谢宋师长的优待，使我能够安心做自己的事。但从一开始优待，在我这方面，就没有承诺任何等价交换的条件。”瞿秋白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不能见情不领喔!我今天找你，是奉陈立夫先生之命，来拉你一把。”
　　“我必须告诉你，你们是难以完成使命的。”
　　“你不要先封门，我提出警告!”王杰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严厉地问，“从江西匪区西逃北上的大部队，有多少人枪?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早就回答过了。我早已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又不管军事，怎能知道多少人枪?至于意图，只有一个：北上抗日!”
　　瞿秋白怒气冲冲，中止了问答。
　　“够了，我们不想在这里听你卖狗皮膏药!”王杰夫厉声地说，“据我们所知，你们这一伙人，是去香港再往上海的。那么你们到香港、上海住在哪里，同什么人联系，你总该知道吧?”
　　“为什么我该知道?”瞿秋白有力地反问，“我是一个病人，一路上都有人照顾，不管到什么地方，如何联系，住在哪里，用得着我操心吗?”
　　“瞿先生不必激动。”叛徒陈瘦猴插了话，“你现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我奉劝你，要想想你当前的处境，考虑自己什么样的出路。”
　　“你不配同我谈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像你是一条走狗!”瞿秋白说罢，把脸偏向一边。
　　王杰夫见陈瘦猴狼狈不堪，连忙狡黠地冷笑着问：“瞿先生，你有必要这样视死如归吗?假如你被我们处置了，难道你们的中共能为你开个盛大的追悼会?”
　　“人生自古谁无死，身后事自有后人评说!开不开追悼会有什么要紧，用得着你操这份心吗?”瞿秋白声色俱厉地回击。
　　审问只得草草收场，宋希濂自始至终未发一言。翌日清早，两个南京来人就夹着黑皮包匆匆离开了长汀。
　　
　　人情未泯
　　
　　瞿秋白在生活上依旧得到宋希濂的优待，宋希濂也不再谈政治上的分歧了，他常请瞿秋白一道吃饭聊天。瞿秋白是个文人，宋希濂素有文武双全，少年得志之誉，对诗词文章也比较喜好，因而两人还算谈得来。宋、瞿二人的过从使宋部的一些军官颇有微词，好在宋希濂是蒋介石喜爱的青年将领，才未被猜忌。
　　一到晚间，瞿秋白便集中思路，在完成《多余的话》之后又开始构思另一篇长文了。可惜长文还没有动笔，宋希濂便于6月16日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转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宋希濂坐在办公桌前望着这份电文，发呆了半天。他不敢违令，当晚颇为沉重地对瞿秋白作了最后一次规劝，遭到了瞿秋白的拒绝。17日中午，参谋长向贤矩来到瞿秋白的房间，紧接着端来一大盘酒菜。向贤矩先不开口，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参谋长不寻常的来到，使瞿秋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双方都有了几分醉意，向贤矩才张口说：“瞿先生，你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杯子。
　　“是的。”向贤矩严肃地说，“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要办什么后事，都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为之。”
　　瞿秋白沉住气听完了向贤矩的话，他早已有这个思想准备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就在此时此地。他面不改色，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一切准备就绪，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在我死后寄给一位在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是能照准的，请先生放心。”
　　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瞿秋白起身换上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地洗漱后，泡上一杯浓茶，抽了一支烟，坐在窗前阅读着唐诗。他思索了一会，提笔书写起来：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正书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便疾笔草书：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行，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跨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门口驻足，回头扫了一眼不远处二层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
　　这时候的宋希濂，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正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情不自禁地瞧上瞿秋白一眼。他躲在窗帘背后，能清楚地看见别人，而别人看不见他。10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迈步走出36师大门，踩着行进的节拍，放声高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宋希濂倾听着七八年前自己高唱过的这首雄壮的战歌，一种不是胜利，也不是悲哀的莫可名状的思绪在他的内心深处不停地翻滚……
　　时年36岁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英勇就义。宋希濂毕竟人情未泯，瞿秋白牺牲后，一种敬重、怜惜和痛楚的感情控制着他的心灵，使他一连几日沉默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