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必然有完备的辞书。外语学习与研究更应是辞书当先。外语辞书是每一位外语学习者和外国文化研究者的必备工具。在商务印书馆这个工具书王国中，外语辞书是其中风景最独特的地方。这些精品辞书尽管在很多家庭里都有，但了解其身世者就很少了。
　　本期执笔的三位作者都在商务印书馆外语室工作。他们回顾往昔娓娓道来，带您一起探求日汉双语辞书的东渡之源，解读智慧的编纂理念、开放的编纂视野、创新的编纂模式；带您一起领略普什图语编者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感受努力工作背后心灵和情感的升华；带您一起探究科学的工作规划、完善的工作模式、高效的工作节奏，探讨大型俄汉词典编辑的常见问题以及多人合作编辑的注意点。他们分享了宝贵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辞书，也有助于同行间的启发和借鉴。
　　——商务印书馆外语辞书编辑室主任、编审 郭可

　　据说，上帝因为惧怕人类建造出通达天际的巴别塔，故意搞乱人类的语言。言语不通，沟通不畅，人间尽是隔阂纷争。可见，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是了解一种文明和文化的钥匙。双语辞书的编纂出版正是要为人类搭建起文明交流、文化交汇的桥梁，从而推进社会发展。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起点，自创立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非常重视双语辞书的编辑出版，是全球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2014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部词典是“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项目，同时也是“2013-2025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在没有任何资金资助的背景下编辑出版一部使用者不足百人的小众词典，是商务印书馆一以贯之的文化担当，同时也是主编车洪才对祖国的一诺千金。

缘起

　　车洪才本是英语专业学生，因新中国建立初期非通用语人才紧缺，1959年正读大三的车洪才接受组织安排，赴阿富汗学习普什图语。1975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商务印书馆认领了其中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计划于1982年出版。带着唯一能搜寻到的资料——一本普什图语俄语词典，商务印书馆找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部，将这项国家任务交给了普语组。那是1978年，当时，车洪才和他的同学张敏正在普语组借调。兜兜转转，本该是集体任务的词典编写工作最后却只有车洪才一人在坚持。36年时光飞逝，这期间断断续续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又因为时代的原因不得不一一离开。直到2012年，车洪才和张敏终于完成了词典的全部编写，带着书稿到王府井大街36号复命。

暗号：老地方

　　作为《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责任编辑之一，我最先见到的不是车洪才，而是张敏。2014年4月，春光正盛，我第一次去给张敏老师送稿子。此前，他已经来过一次商务印书馆，是个有温暖笑容的老先生。因为当时车洪才老师人还在厦门，因此委托张敏老师先开始审改灌版后的校样。250万字的词典规模算不上很大，按照规范流程，稿件应在“齐、清、定”后统一发稿。但2014年2月，《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深度报道——《国家任务》，讲述了车洪才老师30余年坚守不弃，历经种种磨难终于完成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一几被“遗忘”的国家任务的故事，旋即掀起了一股“车洪才热”，令我们双方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车、张两位主编商议后，编辑部决定即刻组建项目组，以先排后发、加排校次、滚动出稿的方式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出版流程。作为项目组中最年轻的编辑，我便责无旁贷的担起稿件传递的职责。
　　张敏老师是和车洪才老师同赴阿富汗学习的同学兼舍友。不同于车洪才老师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着历经多次工作调动，张敏老师一直奋战在我国与阿富汗的外交一线，两次出任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代办，曾在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后主持中国驻阿使馆复馆工作。他在北京的家离商务印书馆不远，因此我们约定每次都在协和医院对面的公交车站进行文稿交接。于是，从2014年的春夏之交，我们数次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车站碰面。出发前我总是先给张敏老师打个电话告知到达时间，他则用欢快的语气说：“老地方，咱们老地方见。”张老师向来衣着整洁，朴素却不失外交官的风度翩翩。因为文稿量大，我们双方都提着商务的专用绿布袋，装两三百页的纸稿不成问题。布袋子是商务标志性的绿色，在人群中特别鲜明。无论是我在车上还是他在巷口，彼此总能一下捕捉到那一片令人安稳的绿色。每每交换过文稿，他还要细细叮嘱，需要修改或是录排中须注意的问题，有时我们就站在公交站后的人行便道上，捧着一大摞厚厚的文稿，他一一指给我看。

“特别”的工作模式

　　处理普什图语文稿，我们有明确的分工。车、张两位老师负责普语部分，责编负责全书的体例、注音、汉语规范等内容。普语自右往左书写，而汉语自左往右，这种混排的录排模式难度非常大，极易出现普语排“飞”的问题，即不规律的普语丢失现象。因此，在最初期的灌版时，我们试了五种方案，才找到相对稳定的录排模式。但是，一校样出来后还是出了问题，普语辅音下的调号——横点变竖点时，最下端的竖点易和下一行的汉字重合，被隐藏在汉字下。两个老先生仔仔细细地審读每个字符，将被压住的字符一一标出，再由排版员手动调节行距，还原出准确的字符原貌。
　　除了调号问题，每个校次少不了仍有许多改动。张敏老师不会普语的电脑录入，因此每次出新校样后都是张老师先看，用铅笔在纸样上修改后，再由我们送给车老师审。车老师一定是一字一句、通篇再审一遍，汇总他和张老师的修改意见后，做出一份清晰详尽的勘误表，再将纸样与电子勘误表返还给编辑部。这样做大大降低了录排困难，出版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理想。

此情深重：请不要在他的名字上加黑框

　　出版工作进展迅速，到了14年的11月底，内文已经全部完成，只剩下前后件需要确认。在确定署名页时，车洪才老师第一次提了一个很私人的要求：虽然编写团队中的宋强民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但可不可以不要把他的名字打上黑框，就好像他活着看到了这本词典的出版。和往常一样，车洪才老师的语气是平和淡定的，但此中的深情，着实令人动容。
　　领受编写阿汉词典的国家任务之时，车洪才老师正在当时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借调。最开始参加编写的至少有五六个人，但时间长了，就只剩下车洪才一人在默默坚持。而宋强民先生是车洪才老师自阿富汗回国后教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关系调动，车老师带着《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又回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于是就和领导申请，以助手身份调来宋强民协助编写词典。词典编写必须掌握海量的语言资料，可当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本商务印书馆提供的“普俄”词典。尽管这本词典内容多有疏漏，但确是出版社当时能找到的唯一参考材料。没办法，车只有托故朋多方寻找，才找来了“普语-波斯语”“普语-乌尔都语”“波斯语-英语”“普语-英语”等词典相互比对参考。在没有机器检索的40年前，车洪才和宋强民就是用这种“笨拙”的方式，在同时展卷的5本词典上反复查阅，为每个条目书写最精准、恰当的释义和用例。除了费时费力的字字推敲，车宋二人还要面对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钱买制作词典条目的卡片。好在宋强民找到了一家街道印刷厂，他们就以低价收购印刷厂下脚料，再自制成统一尺寸的词典卡片。就这样，从1978到1981，两人用印刷厂下脚料制成了十万张卡片，完成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70%的编写内容。后来，宋强民因工作关系无法继续词典编纂工作，车老师又只得以一己之力继续奋力编写。可惜，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是那么的无助渺小。从1982年开始，车洪才不得不接受各种工作安排，做过调研、搞过函授、当过外交官，又做回教师，就是没有机会完成词典的编写，直到退休。2000年，宋强民先生因病去世。车洪才更加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既是他对国家的承诺，也是他对故去伙伴的承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014年12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了。带着有温度和墨香的新书，我们项目组一起到车老师家送书。那天，刚好有五六个普语专业的学生在车老师家，此外还有一位国际台的记者。看得出来，车老师很高兴，在拿起新书的一瞬，他有些激动，但马上平复下来。他的夫人学平女士抱着16开沉甸甸的词典眼中泛泪，说起当时他们蹲在湿漉漉的泥地上，一张张拾起被随意丢弃的卡片时是怎样的伤心绝望，又怎能想到真的等来了词典出版的这一天。看着正值青春的学生们抱着词典拍照留念，站在一旁的车老师只是咧着嘴笑。他又一再向那位国际台的记者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编的，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自己只是向来能坚持而已。居功不自傲，言语中尽是辞书人的朴实真诚。

　　新书首版，车、张两位老师自掏腰包买了十几本词典送给正在读大四的和已经毕业的学生。两个老先生乐呵呵地说，这是他们早就答应下来的，现在可算是兑现了。
　　词典出版的那一年，车洪才78岁，张敏76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非通用语种人才，他们的人生轨迹始终以国家之需的金线书写。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不管是群策群力还是禹禹独行，只要是祖国需要的就是他们使命必达的。一部250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份36年的国家任务，这就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文字书写，流传于世。编写词典，就是对人类文明智慧的描写、记录。车洪才、张敏用寂寂无声的编写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商务印书馆则以出版记录时代，坚守自己的文化担当。《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出版印证了他们彼此的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感谢与这部字典同行的日子。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外语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