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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庐隐、萧红、张爱玲三位女性作家，她们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突出的时代象征性。她们每一个人都以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视角，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女性在追求自我解放道路上的真实感受与理想破灭；她们不仅用细腻入微的故事叙事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女性主人公的现实困惑，同时也深刻地阐释了女性对于男权话语的抵触与拒绝。
关键词：女性解放；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文本
作者简介：宋剑华(1955-)，男，辽宁丹东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杨姿(1981-)，女，重庆人，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3-0101-06收稿日期：2005-08-15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民主与自由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群体迅速觉醒与崛起，形成了一场以现代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意义上讲，女性自我解放意识首先是由男权话语提出来的，但是女性作家在她们冲破了封建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之后，却并没有获得男权话语所承诺的那种社会平等地位；于是乎她们便以爱情和婚姻的故事叙事，全力去探索了女性性别悲剧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说到现代女性意识，乐黛云曾这样认为：“女性意识应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叙事方法。”［1］而庐隐、萧红、张爱玲三人的小说创作，恰恰以时间的顺接和艺术的再现，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了新女性自我发现与自我认识的复杂思想历程。
一、庐隐：精神狂欢后的思维困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庐隐无疑是接受男权话语启蒙而最早觉醒的现代女性作家之一。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当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片“妇女解放”的狂热呐喊声中时，她却以自己的小说创作，率先表露出她对女性“解放”的怀疑和忧虑，并以婚姻爱情理想为题材，向盲目乐观的女性同胞敲响了思想警钟。思维敏锐、性格倔强的庐隐，以她自身的生命体验，清醒地意识到性别的差异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尽管曾有过“母系社会”的辉煌，可在现代父权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若要真正建立起绝对平等的性别地位，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痴心妄想。这种觉醒之后又变得绝望的矛盾心态，使她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的理想追求，都呈现出了一种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或恪守独身主义、不事婚嫁，或盲目自由恋爱、联结成姻。作者正是通过每一个女性主人公最后的悲剧命运，深切地表达了她对现代女性前途出路的由衷困惑。
《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虽然因为受新思潮的启迪而逃婚出走，战胜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但“空落落的身心，没有依靠。社会又是这样的黑暗”；可那些鼓励她们离家出走去追求真正爱情的男人们，“他们从来不肯为一个有志无力的女子原谅一二分”。所以到了故事的结尾，作者让蓝田发出绝望的呼唤：“我后悔，智识误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随便地嫁了，就不比这飘零的身世要差胜一筹？”由逃婚到向往婚姻，孤独无靠的蓝田，无奈之中只好选择了独身主义的现实生存方式，最终宣告了她理想主义的彻底失败。由于走出传统樊笼的新女性对于社会的不信任感和异性恐惧感，她们还表现了同性恋的强烈倾向性，来作为独身主义的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如《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与芝姐要好，《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同五位姑娘相恋等，这是庐隐女性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尤其是《丽石的日记》中丽石与沅青的爱恋关系，可以说非常典型地传达了庐隐内心深处无法排解的苦闷意识。丽石是个极度缺乏现实安全感且充满着焦虑情绪的现代女性，她因看穿了男性的虚伪而不愿意贸然闯入污浊的男性世界。她因此选择了与她具有同样命运的女性作为情感依赖的对象，并认为同性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消除恐惧与焦虑的安全屏障。从女性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女性若在正常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身体是男性欲望的源泉，男性的肉欲中具有极大的攻击性成分。然而女性却从未在男性身体上得到过真正的欲望满足，于是便在她们的性冲动与无法满足的欲望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关系。女人的同性恋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自发地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去协调与平衡女性失衡心态的一种尝试，进而造成了女性“自恋”与“他恋”的双重人格。但丽石的同性契约并没有得到实现，她和沅青不成熟的共谋关系，也在男性社会话语的强大攻势下，遭到集体无意识的道德破坏——沅青最终嫁给了她的表兄，而丽石则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两个美丽女性之间同性情爱的彻底破灭，终结了女性试图通过以独身主义的生存方式，去实现现实社会主体自我的脆弱幻想。
女性只要去面对男性的客观存在，那么她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也只能从男性世界中去获取。当然，女性若要从两性婚姻中真正做到独立，则需要把女性作为男性依附品的社会制度彻底崩溃，这种假设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具备现实生活的可操作性。庐隐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她的笔下，新式婚姻本身并不比旧式婚姻具有公平合理的对称性。《胜利以后》中的几个女性，几乎都是新式婚姻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沁芝和绍青为了理想中的爱情，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决定了婚姻大事。但在结成连理之后，生活却失去了理想色彩变得平淡无奇，结婚的意趣只剩了家庭琐碎的机械事务，女性也不过是家庭生活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受新的思想价值观影响，冷岫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女性尊严，可后来却只得到了带缺憾的爱情；而那个只图承担个徒有虚名的“爱情”，其实根本无爱可言的文仲前妻，更是没有从丈夫那里获得过什么独立的人格。作者通过这些自由婚姻的现代女性命运，好像是在暗示读者：女性的命运，其决定者永远不可能是女性自身，而是她们背后那个强大的男权社会势力。女性在获得了她们从理论上获得的“爱情”理想之后，才发现这个终于得到的“爱情”，其实也不过是再铸的一副枷锁，且爱情也并不是奔向自由之路的光明途径。像《何处是归程》中的沙侣，虽然追求到了她的“幸福”，可空虚的婚后生活，却失落了自己。真正被丢弃的还是《时代中的牺牲者》中的秀贞，与道怀同样是自由恋爱、自主成婚，但最终因为道怀的贪恋权贵而成为了弃妇。婚姻的存在与消亡不以女性的意志为转移，女性的依附地位并没有因为自由婚姻的而发生改变。换一种说法来表达，就是： 女性独立自为的权利还没有真正获得，就被男权社会悉数回收。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有自己的丈夫，丈夫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她们也有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她们的全部希望和未来。于是“解放”了的新女性又重新回到“家”的樊笼之中，逐渐远离了外部热闹的社会政治生活——“家”的巨大限定性使她们终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这就是女性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她们存在的真实意义，这就是她们最大的自我表现。
庐隐向读者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个新女性走出了“旧”的家庭而又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她们渴望自由追求平等最终却无比失望乃至于绝望的动人故事，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她那巨大的勇气和超人的胆识。尤其是当她让自己笔下那些理想主义的美丽女神，最终都自暴自弃沦于毁灭（如亚侠、丽石、曼丽的游戏人生，沁珠的病态自残）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沐浴着五四新思想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作家群体当中，黄庐隐是最早以自己的思维警觉从狂热的男性话语崇拜中觉醒过来，并理性地去反思男性社会为女性解放所设计的各种途径。以往的评论都认为她的作品过于灰色与消沉，但我们却看到了她的真诚与真实。
二、萧红：灵魂与肉体的生命悲歌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虽然并不算太多，但却以她自己精湛的艺术悟性和短暂的生命体验，深刻地阐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萧红小说的主角都是些不幸的孱弱女人，而且全部都是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悲剧性女人。她们的存在并不是“自为”的存在，而是“为他”的存在而存在。在文明社会为女人所设定的道德规范中，女人必须去依附于男人，她只能顺从地去接受，而根本不可能加以反抗。作者似乎是在以苍凉而忧郁的文本语言，冷漠地告诫着广大读者：女性之所以结婚，并不是因为真“爱”，而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无奈。《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原本对于妹妹的订婚，“一点也没有羡慕的心理”，“但是不久，翠姨就订婚了”。生性典雅、精通琴箫的翠姨，既没有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而要结婚，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虽说不是一定抢先去买了来，总是过了不久，箱子里就要有的了”。到了两家选好的日子，便顺理成章地嫁了过去，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简单和自然。《生死场》中的金枝，情窦初开之际，她像着魔似的躁动不安，“听着鞭子响，听着口哨响，她猛然站起来，提好她的筐子惊惊怕怕的走出菜圃。”“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伴随着肚子一天天的胀大，她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了，惊恐不安地伏在母亲的面前哀求道：“娘……把女儿嫁给福发的侄子吧！我肚里不是……病，是……。”翠姨与金枝在萧红的情绪记忆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女性生命意象：翠姨象征着女性尴尬无奈的矛盾心理，金枝象征着女性弱小被动的恐惧意识。翠姨婚姻的文化意义，是她不能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似乎并没有人在逼迫她，甚至连她自己也认为，“不知为什么，那家人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金枝失身的生理体验，是她灵与肉的撕裂感与屈辱感，“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型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金枝对于成业的顺从，更是表现为女性茫然的“认命”情结，“发育完强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她“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实际上，无论是翠姨的“抗命”，还是金枝的“认命”，都深深凝聚着萧红潜意识里的女性忧虑与恐惧。在《生死场》中，“婶婶”的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年轻的时候，姑娘的时候，我也到河边去钓鱼，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没有想到，我也不愿意那样；我知道给男人做老婆是坏事，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拉到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可是我心里也不害怕，我欢喜给你叔叔做老婆。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我个人认为，“婶婶”这段并不十分连贯且又非常矛盾的过去自述，明显带有强烈的暗示意味：“我”(女性)原本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完全是被动地被“叔叔”(男性)强行“拉”入到了他的生命过程；“我”(女性)是被“叔叔”(男性)在“马房”里所征服，那么“我”(女性)在他(男性)那冷漠的视野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畜生或肉欲动物；“我怕男人”和“我欢喜做你叔叔的老婆”，其潜台词是女性必须依附和屈从于男性社会而存在，因为“我”(女性)根本不可能撼动“石块一般硬”的“男人”。萧红正是通过对女性人生难以自主的深刻感悟，精细地勾勒出了女性群体人格失落的历史过程。女性人生的爱情缺席，象征着女性人格的历史缺席，这无疑使她们对无“爱”的婚姻，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与恐惧。所以，萧红几乎是以一种极度苦闷的绝望情绪，用灵魂哭泣的沮丧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美丽女性灵肉消亡的悲惨故事。从她小说的作品文本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女性婚姻，都是苦涩与悲剧性的，她们的精神因婚姻而灰色，她们的美丽也因婚姻而凋谢。“月英是打鱼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睛，好比落到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现在那完全消失了！”温柔而漂亮的月英自从她婚后生病以来，在其夫家人的眼里已经变得不再美丽而可爱，因为她失去了传宗接代的生殖能力，她的生命意义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存在了。一个无用女人的生命消亡，并不能改变活着的人们对于“生”的强烈渴望：“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生死场》) 死了女人的男人，可以再去寻找另一个女人，只要能够顺利延续男性社会的宗祠文化，他们根本不在乎有多少女人去牺牲献身。在一个封建体制的社会架构中，“妻子把丈夫当作一家之长，而对丈夫一方来说，妻子却不是家庭的‘另一半’，而仅是构成家庭的众多要素的一个方面而已，去掉她也不会破坏家庭的生命力或有损于家庭的实质"［2］(P101)。萧红似乎在用无数女性婚姻的惨痛悲剧去警示她的同类：女性在男性世界的视野里，只是一种肉体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灵魂的存在。
生育是女性生命的自然现象，是女性人生不可或缺的神圣责任。作为一个曾经生育过的女性，萧红以她自身的生育体验生动而逼真地描写女性创造生命的自然过程，这本是一种女性写作的独特优势和绝对权利，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挑剔的不妥之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萧红的笔下只表现女性生育分娩的灵肉痛苦，却否定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或者说我们根本无法从她的生育描述中，获得任何有关母性幸福的直观感觉（比如在《王阿嫂的死》、《生死场》、《弃儿》等作品中对女人生产过程的血腥描写，就会使人对女人的分娩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怖），这是萧红小说给人留下的另一个阅读印象。在萧红小说的具体描述中，女性的生育悲剧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女性生育过程的精神恐惧，二是女性生育过程的生理磨难。所谓“精神恐惧”，是指女性生育的故事情节，都是发生在男性群体离场观望的凄惨环境中，她们仿佛是被男性社会无情地抛弃了一样，孤立无援地在那里进行着生命孕育的痛苦挣扎。比如，王阿嫂一人在黑暗的小屋里惊恐万分地翻滚哀号，勇敢的芹一人在廉价的小旅馆里“野兽疯狂般地尖叫”，金枝一人在寂寞的产床上经受着疼痛难忍的灵肉折磨。这些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惨烈画面，由衷地传达出了萧红潜意识里的绝望情绪——是男性强行介入到女性的生命过程，造成了她们的生育之苦，但男性却不去承担任何的生命磨难，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在萧红的主观意识中，男性的缺席逃避或冷眼旁观，无疑是对女性最大的精神虐杀；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纯粹肉欲的需求关系，女性在男性的眼里只是会生殖的肉体动物。这是“爱情”理想破灭后，萧红对她同类所发出的悲愤忠告。所谓“生理磨难”，是指作者在描写女性生育的过程当中，极力去渲染女人生理上的濒死体验。女性生育过程的男性缺席，造成了女性精神的高度恐惧；而这种精神恐惧的极度扩张，又大大增加了女性生育过程的生理痛苦。萧红笔下的女人生产，没有一点女性创造生命的喜悦色彩和浪漫情调，更没有任何母性的幸福感觉或甜美笑容。她使我们看到的，只是肉体的撕裂和鲜红的血流，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生命对其母体的破坏与残暴：“受罪的女人”，在“撕碎一般”的疼痛中，“发出了她最后沉重的嚎声”；“脸和白纸一个样”，“痛得不知人事”，她们躺“在血泊里”，就像“一幅沉痛的悲壮的被压迫的人物映画”！尤其是“男性缺席”与“婴儿缺席”生产过程的抒写理念，客观上给人造成的视觉印象，就是女性群体在阴暗冰冷的社会角落，孤独地去承受、去咀嚼为男性群体所困惑不解的悲剧人生。与庐隐相比较，萧红对于女性解放的前景已不再是什么思维困惑，而是空前的精神绝望。她不仅不相信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群体会有什么的理解与宽容，而且还明确地暗示了女性性别就是她们命运悲剧的真正根源。“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苦杯
关键词：女性解放；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文本
作者简介：宋剑华(1955-)，男，辽宁丹东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杨姿(1981-)，女，重庆人，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3-0101-06收稿日期：2005-08-15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民主与自由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群体迅速觉醒与崛起，形成了一场以现代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意义上讲，女性自我解放意识首先是由男权话语提出来的，但是女性作家在她们冲破了封建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之后，却并没有获得男权话语所承诺的那种社会平等地位；于是乎她们便以爱情和婚姻的故事叙事，全力去探索了女性性别悲剧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说到现代女性意识，乐黛云曾这样认为：“女性意识应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叙事方法。”［1］而庐隐、萧红、张爱玲三人的小说创作，恰恰以时间的顺接和艺术的再现，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了新女性自我发现与自我认识的复杂思想历程。
一、庐隐：精神狂欢后的思维困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庐隐无疑是接受男权话语启蒙而最早觉醒的现代女性作家之一。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当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片“妇女解放”的狂热呐喊声中时，她却以自己的小说创作，率先表露出她对女性“解放”的怀疑和忧虑，并以婚姻爱情理想为题材，向盲目乐观的女性同胞敲响了思想警钟。思维敏锐、性格倔强的庐隐，以她自身的生命体验，清醒地意识到性别的差异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尽管曾有过“母系社会”的辉煌，可在现代父权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若要真正建立起绝对平等的性别地位，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痴心妄想。这种觉醒之后又变得绝望的矛盾心态，使她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的理想追求，都呈现出了一种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或恪守独身主义、不事婚嫁，或盲目自由恋爱、联结成姻。作者正是通过每一个女性主人公最后的悲剧命运，深切地表达了她对现代女性前途出路的由衷困惑。
《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虽然因为受新思潮的启迪而逃婚出走，战胜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但“空落落的身心，没有依靠。社会又是这样的黑暗”；可那些鼓励她们离家出走去追求真正爱情的男人们，“他们从来不肯为一个有志无力的女子原谅一二分”。所以到了故事的结尾，作者让蓝田发出绝望的呼唤：“我后悔，智识误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随便地嫁了，就不比这飘零的身世要差胜一筹？”由逃婚到向往婚姻，孤独无靠的蓝田，无奈之中只好选择了独身主义的现实生存方式，最终宣告了她理想主义的彻底失败。由于走出传统樊笼的新女性对于社会的不信任感和异性恐惧感，她们还表现了同性恋的强烈倾向性，来作为独身主义的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如《蓝田的忏悔录》中的蓝田与芝姐要好，《海滨故人》中的露沙同五位姑娘相恋等，这是庐隐女性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尤其是《丽石的日记》中丽石与沅青的爱恋关系，可以说非常典型地传达了庐隐内心深处无法排解的苦闷意识。丽石是个极度缺乏现实安全感且充满着焦虑情绪的现代女性，她因看穿了男性的虚伪而不愿意贸然闯入污浊的男性世界。她因此选择了与她具有同样命运的女性作为情感依赖的对象，并认为同性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消除恐惧与焦虑的安全屏障。从女性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女性若在正常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身体是男性欲望的源泉，男性的肉欲中具有极大的攻击性成分。然而女性却从未在男性身体上得到过真正的欲望满足，于是便在她们的性冲动与无法满足的欲望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关系。女人的同性恋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自发地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去协调与平衡女性失衡心态的一种尝试，进而造成了女性“自恋”与“他恋”的双重人格。但丽石的同性契约并没有得到实现，她和沅青不成熟的共谋关系，也在男性社会话语的强大攻势下，遭到集体无意识的道德破坏——沅青最终嫁给了她的表兄，而丽石则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两个美丽女性之间同性情爱的彻底破灭，终结了女性试图通过以独身主义的生存方式，去实现现实社会主体自我的脆弱幻想。
女性只要去面对男性的客观存在，那么她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也只能从男性世界中去获取。当然，女性若要从两性婚姻中真正做到独立，则需要把女性作为男性依附品的社会制度彻底崩溃，这种假设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具备现实生活的可操作性。庐隐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她的笔下，新式婚姻本身并不比旧式婚姻具有公平合理的对称性。《胜利以后》中的几个女性，几乎都是新式婚姻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沁芝和绍青为了理想中的爱情，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决定了婚姻大事。但在结成连理之后，生活却失去了理想色彩变得平淡无奇，结婚的意趣只剩了家庭琐碎的机械事务，女性也不过是家庭生活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受新的思想价值观影响，冷岫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女性尊严，可后来却只得到了带缺憾的爱情；而那个只图承担个徒有虚名的“爱情”，其实根本无爱可言的文仲前妻，更是没有从丈夫那里获得过什么独立的人格。作者通过这些自由婚姻的现代女性命运，好像是在暗示读者：女性的命运，其决定者永远不可能是女性自身，而是她们背后那个强大的男权社会势力。女性在获得了她们从理论上获得的“爱情”理想之后，才发现这个终于得到的“爱情”，其实也不过是再铸的一副枷锁，且爱情也并不是奔向自由之路的光明途径。像《何处是归程》中的沙侣，虽然追求到了她的“幸福”，可空虚的婚后生活，却失落了自己。真正被丢弃的还是《时代中的牺牲者》中的秀贞，与道怀同样是自由恋爱、自主成婚，但最终因为道怀的贪恋权贵而成为了弃妇。婚姻的存在与消亡不以女性的意志为转移，女性的依附地位并没有因为自由婚姻的而发生改变。换一种说法来表达，就是： 女性独立自为的权利还没有真正获得，就被男权社会悉数回收。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有自己的丈夫，丈夫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她们也有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她们的全部希望和未来。于是“解放”了的新女性又重新回到“家”的樊笼之中，逐渐远离了外部热闹的社会政治生活——“家”的巨大限定性使她们终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这就是女性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她们存在的真实意义，这就是她们最大的自我表现。
庐隐向读者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个新女性走出了“旧”的家庭而又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她们渴望自由追求平等最终却无比失望乃至于绝望的动人故事，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她那巨大的勇气和超人的胆识。尤其是当她让自己笔下那些理想主义的美丽女神，最终都自暴自弃沦于毁灭（如亚侠、丽石、曼丽的游戏人生，沁珠的病态自残）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沐浴着五四新思想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作家群体当中，黄庐隐是最早以自己的思维警觉从狂热的男性话语崇拜中觉醒过来，并理性地去反思男性社会为女性解放所设计的各种途径。以往的评论都认为她的作品过于灰色与消沉，但我们却看到了她的真诚与真实。
二、萧红：灵魂与肉体的生命悲歌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虽然并不算太多，但却以她自己精湛的艺术悟性和短暂的生命体验，深刻地阐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萧红小说的主角都是些不幸的孱弱女人，而且全部都是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悲剧性女人。她们的存在并不是“自为”的存在，而是“为他”的存在而存在。在文明社会为女人所设定的道德规范中，女人必须去依附于男人，她只能顺从地去接受，而根本不可能加以反抗。作者似乎是在以苍凉而忧郁的文本语言，冷漠地告诫着广大读者：女性之所以结婚，并不是因为真“爱”，而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无奈。《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原本对于妹妹的订婚，“一点也没有羡慕的心理”，“但是不久，翠姨就订婚了”。生性典雅、精通琴箫的翠姨，既没有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而要结婚，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虽说不是一定抢先去买了来，总是过了不久，箱子里就要有的了”。到了两家选好的日子，便顺理成章地嫁了过去，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简单和自然。《生死场》中的金枝，情窦初开之际，她像着魔似的躁动不安，“听着鞭子响，听着口哨响，她猛然站起来，提好她的筐子惊惊怕怕的走出菜圃。”“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伴随着肚子一天天的胀大，她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了，惊恐不安地伏在母亲的面前哀求道：“娘……把女儿嫁给福发的侄子吧！我肚里不是……病，是……。”翠姨与金枝在萧红的情绪记忆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女性生命意象：翠姨象征着女性尴尬无奈的矛盾心理，金枝象征着女性弱小被动的恐惧意识。翠姨婚姻的文化意义，是她不能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似乎并没有人在逼迫她，甚至连她自己也认为，“不知为什么，那家人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金枝失身的生理体验，是她灵与肉的撕裂感与屈辱感，“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型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金枝对于成业的顺从，更是表现为女性茫然的“认命”情结，“发育完强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她“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实际上，无论是翠姨的“抗命”，还是金枝的“认命”，都深深凝聚着萧红潜意识里的女性忧虑与恐惧。在《生死场》中，“婶婶”的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年轻的时候，姑娘的时候，我也到河边去钓鱼，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没有想到，我也不愿意那样；我知道给男人做老婆是坏事，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拉到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可是我心里也不害怕，我欢喜给你叔叔做老婆。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我个人认为，“婶婶”这段并不十分连贯且又非常矛盾的过去自述，明显带有强烈的暗示意味：“我”(女性)原本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完全是被动地被“叔叔”(男性)强行“拉”入到了他的生命过程；“我”(女性)是被“叔叔”(男性)在“马房”里所征服，那么“我”(女性)在他(男性)那冷漠的视野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畜生或肉欲动物；“我怕男人”和“我欢喜做你叔叔的老婆”，其潜台词是女性必须依附和屈从于男性社会而存在，因为“我”(女性)根本不可能撼动“石块一般硬”的“男人”。萧红正是通过对女性人生难以自主的深刻感悟，精细地勾勒出了女性群体人格失落的历史过程。女性人生的爱情缺席，象征着女性人格的历史缺席，这无疑使她们对无“爱”的婚姻，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与恐惧。所以，萧红几乎是以一种极度苦闷的绝望情绪，用灵魂哭泣的沮丧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美丽女性灵肉消亡的悲惨故事。从她小说的作品文本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女性婚姻，都是苦涩与悲剧性的，她们的精神因婚姻而灰色，她们的美丽也因婚姻而凋谢。“月英是打鱼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睛，好比落到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现在那完全消失了！”温柔而漂亮的月英自从她婚后生病以来，在其夫家人的眼里已经变得不再美丽而可爱，因为她失去了传宗接代的生殖能力，她的生命意义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存在了。一个无用女人的生命消亡，并不能改变活着的人们对于“生”的强烈渴望：“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生死场》) 死了女人的男人，可以再去寻找另一个女人，只要能够顺利延续男性社会的宗祠文化，他们根本不在乎有多少女人去牺牲献身。在一个封建体制的社会架构中，“妻子把丈夫当作一家之长，而对丈夫一方来说，妻子却不是家庭的‘另一半’，而仅是构成家庭的众多要素的一个方面而已，去掉她也不会破坏家庭的生命力或有损于家庭的实质"［2］(P101)。萧红似乎在用无数女性婚姻的惨痛悲剧去警示她的同类：女性在男性世界的视野里，只是一种肉体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灵魂的存在。
生育是女性生命的自然现象，是女性人生不可或缺的神圣责任。作为一个曾经生育过的女性，萧红以她自身的生育体验生动而逼真地描写女性创造生命的自然过程，这本是一种女性写作的独特优势和绝对权利，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挑剔的不妥之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萧红的笔下只表现女性生育分娩的灵肉痛苦，却否定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或者说我们根本无法从她的生育描述中，获得任何有关母性幸福的直观感觉（比如在《王阿嫂的死》、《生死场》、《弃儿》等作品中对女人生产过程的血腥描写，就会使人对女人的分娩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怖），这是萧红小说给人留下的另一个阅读印象。在萧红小说的具体描述中，女性的生育悲剧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女性生育过程的精神恐惧，二是女性生育过程的生理磨难。所谓“精神恐惧”，是指女性生育的故事情节，都是发生在男性群体离场观望的凄惨环境中，她们仿佛是被男性社会无情地抛弃了一样，孤立无援地在那里进行着生命孕育的痛苦挣扎。比如，王阿嫂一人在黑暗的小屋里惊恐万分地翻滚哀号，勇敢的芹一人在廉价的小旅馆里“野兽疯狂般地尖叫”，金枝一人在寂寞的产床上经受着疼痛难忍的灵肉折磨。这些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惨烈画面，由衷地传达出了萧红潜意识里的绝望情绪——是男性强行介入到女性的生命过程，造成了她们的生育之苦，但男性却不去承担任何的生命磨难，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在萧红的主观意识中，男性的缺席逃避或冷眼旁观，无疑是对女性最大的精神虐杀；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纯粹肉欲的需求关系，女性在男性的眼里只是会生殖的肉体动物。这是“爱情”理想破灭后，萧红对她同类所发出的悲愤忠告。所谓“生理磨难”，是指作者在描写女性生育的过程当中，极力去渲染女人生理上的濒死体验。女性生育过程的男性缺席，造成了女性精神的高度恐惧；而这种精神恐惧的极度扩张，又大大增加了女性生育过程的生理痛苦。萧红笔下的女人生产，没有一点女性创造生命的喜悦色彩和浪漫情调，更没有任何母性的幸福感觉或甜美笑容。她使我们看到的，只是肉体的撕裂和鲜红的血流，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生命对其母体的破坏与残暴：“受罪的女人”，在“撕碎一般”的疼痛中，“发出了她最后沉重的嚎声”；“脸和白纸一个样”，“痛得不知人事”，她们躺“在血泊里”，就像“一幅沉痛的悲壮的被压迫的人物映画”！尤其是“男性缺席”与“婴儿缺席”生产过程的抒写理念，客观上给人造成的视觉印象，就是女性群体在阴暗冰冷的社会角落，孤独地去承受、去咀嚼为男性群体所困惑不解的悲剧人生。与庐隐相比较，萧红对于女性解放的前景已不再是什么思维困惑，而是空前的精神绝望。她不仅不相信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群体会有什么的理解与宽容，而且还明确地暗示了女性性别就是她们命运悲剧的真正根源。“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苦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