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宁波，“大城市战略或小城镇战略都是不合时宜的。”作者如此断言！
在宁波，城市化的道路是“整体城市化”，这是“向市场选择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作者又这样说。
“条条大路奔小康”，看来这真是中国特色。
一、整体城市化，一个新概念
整体城市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个或几个产业集聚区、一个或几个市场，产业的集聚或市场的形成引起人口的集中，形成城镇群落，在城镇群落中居住的人口随着产业或市场的发展而增加，占整个地区人口的相对多数，劳动生产率与城市比较接近或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一般不超过1:2，城乡消费结构基本相同。城市群落区域内的城镇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逐步统一起来，进而达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城镇之间由较为完善的交通通讯网络连为一体。简单地说大城市战略是单一中心城市化模型，小城镇化是多中心城市化模型。而城镇群落则是集群化城镇模型。城镇群落是整体城市化的基本形式，正在悄悄兴起。
二、城镇群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新现象及其成因
研究表明，形成小城镇群落的前提有二：乡镇工业长期以高于中心城市的速度增长，其产值已占该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80%以上的乡镇企业分布在乡村。让我们从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这种经济现象的成因。
（一）城镇群落形成的历史原因
古老的商贸城镇，是现代城镇群落形成的历史渊源。据考证，早在七千多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类就生活在宁波地区；在秦王朝时期，现在的宁波市范围内就已经有鄮、鄞、句章等县治设置于此。现在的宁波市海曙区，在1935年就是由8个镇构成的。现有的85个建制镇中，在明清以前就已经是设过镇的有26座，占建制镇总数的31%；在民国年间设镇的有34座，占建制镇总数的40%；建国以后新设置的镇有25座，占建制镇总数的29%。实际上，解放前的古老城镇占70%以上。
大量的古老城镇的存在，传统的商业意识与乡镇企业的存在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这种商业意识对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是中西部地区所没有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小城镇作为商品经济的摇篮，为乡镇企业的崛起提供成长经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工商业一直是处在被贬损的地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受到外来资本的压抑。小城镇的工商业者差不多总是在逆境中生存的。这恐怕是宁波地区70-80年代乡镇企业能存在并发展的历史原因；小城镇的大量存在为工商企业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发展空间。小城镇人口的相对集中，为分工提供可能，这种分工既包括城镇内的分工，也包括城镇间、城乡间的分工。分工的存在与发展的另一方面就是互为市场。城镇的存在就是市场的存在。
浓重的商业传统使宁波人具有较强的商业意识。明清年间的商品经济萌芽萌动在这一地区，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百年间，地处东南沿海的浙东地区是中国大陆经受西方商品经济洗礼的主要地区。虽然，中国从整体上说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浙东地区却不然。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就是浙东的杭嘉湖韶宁温地区。宁波、温州在明清年间就有商品出口东南亚、欧洲，并且是中国南北海上交通的中转站，活跃南北的南北商号均选址宁波。计划经济窒息了商品经济的传统和萌芽。改革开放之后，商品、市场取得了合法的存在地位。激活了古老的商业传统，唤醒了传统的商业意识，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趁势复活。凭借乡镇基层政权的支持，依托古老的乡镇，借助海外侨商力量，取得长足的发展。随着商品、市场的复活，古老小城镇也大部分复活了。
（二）城镇群落形成的经济因素
1、专业村--产业集聚区--专业镇经济的崛起
专业村与产业集聚区（宁波人称之为块状经济）推动城镇经济专业化。据调查，宁波的专业村有208个，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块状经济360多个，年产值达到160多亿元。其中产值超亿元的专业村有16个，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有90多个，超5亿元的有10多个。所谓块状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产业集聚区，大的由几个乡镇组成，小的只有一个或几个村屯。如余姚陆埠孙家村430户居民中，有227户从事水暖件生产，成为水暖专业村；余姚市由专业村集聚而成的块状经济有35个，连接了近百个村；慈溪胜山镇从事服装加工的农户有10250家，占总户数的90%；宁波的服装产业集聚区，现有企业1800多家，分布在鄞县石碶镇到奉化的桥头镇一线5-6个乡镇。有雅戈尔、布利杰、培罗成、罗蒙数个知名品牌。
在产业集聚区，众多同类中小企业集聚在一起，其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以中低档日用轻工产品为主，集聚在一起具有集聚效应，形成共生共荣的涨落机制。大多数特色产业镇都属于这种类型。如象山县的爵溪镇，只有1万多人口的小镇汇聚了400多家针织服装企业，大多数企业生产同类产品，企业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竞争在于争夺定单和提高质量。合作在于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市场共享和公共资源共享。
产业的集聚促成了各类市场的形成。据农业普查资料，全市建制镇共有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306个，平均每个镇有2.8个。如慈溪白沙针织品市场、周巷镇的食品市场和轴承之乡；鄞县石碶镇的宁波纺织城；余姚的中国塑料城、象山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建筑之乡、服装之乡等等。
2、乡镇经济增长长期超过市区经济增长
以中小企业为基础，高等教育相对薄弱的中等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是有限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宁波市区的经济增长慢于周边的城镇的经济增长。据调查，“从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县域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7.7倍，而同期城区仅增长4.5倍，到1996年，县域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从1985年的61%增加到68%，相反城区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则从39%下降到32%。截止1998年6月底，宁波城区经济总量也只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4.1%。”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增长，“1976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仅4.98亿元。到1997年，全市乡镇工业产值达164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1.8%。乡镇企业84.38%集中在村里。许多地方通过兴办乡镇工业小区方式推动乡镇工业向乡镇驻地集聚，使乡镇驻地的人口增长迅速，基础设施改善明显，带动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1997年，全市66个乡镇工业小区工业产值152亿元。全市65个乡镇的工业产值超过10亿元，占建制镇总数的53.71%。”在宁波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大体上也是同步增长的：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城镇人均收入的42.2%；1980年为51.7%，1990年为67.8%，1998年为55.2%。在服装与食品方面农民的消费支出为城镇居民的60%多，住房面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2倍左右。综合看来，农民与城镇居生活水平相当接近。正因此，2001年5月，宁波市大幅度降低农民进城镇的户籍等方面的限制，试图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但响应者寥寥。实际办理农转非户口的仅占应办理农转非户口的人数的1.65%。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镇户口的价值越来越低。作为身份证明的户口，较有意义的是子女入学、入托，随着私立托儿所、学校的出现，这方面的意义也在削弱。另一方面，交通通讯的便捷，宁波周边各乡镇进宁波市区与市内居民乘公交车一样方便。宁波市区的几个超市，也是周边乡镇居民经常光顾的场所。数量众多的个体、私营业主大多有了私家车。据宁波人均收入水平看，加入WTO之后，宁波将有20%的家庭可以买得起私家车。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人口倒流的现象，奉化莼湖镇的南岙村，只有70多户人家，现在已有10多户来自上海市、宁波市、奉化市的城市居民居住于此。城乡差距的缩小,回归自然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乡村。实践证明，当地甚至外地人口主要是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城镇，因为这些城镇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以一定的空间。城市化作为经济规律不可能完全由行政部门的规划反映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与现代市场的网络结构是相冲突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句用来赞扬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话，另一面则是乡镇企业是“异军”，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是自下而上的，由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发端，从乡镇企业起步。作为乡镇企业主导力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受到种种限制，大中城市少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只是给他们提供市场条件。大多数人只能在乡镇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城镇群落。城镇群落与现代市场网络又是完全吻合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演化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其雏形首先在地处东南沿海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浙东地区出现了。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宁波的乡镇企业产值由7.89亿元增长到1852.6亿元，增长234倍。同期，宁波的建制镇由17个，增加到121个，20年间增长6倍多。乡镇企业大多分布在乡村，据统计，宁波的乡镇企业有84.38%分布在乡村。形成产业集聚区，促生城镇群落。形成近郊型城镇群、带状城镇群和网状城镇群。城镇密度由9.1座/千平方公里,增长为16.4座/千平方公里。应该指出，城镇群落是一定区域里城镇相对集中的地区。用平均密度来推算是不确切的。如宁波市区到慈溪市城关镇约为48公里，公路沿线分布近20个建制镇，平均每5公里一个建制镇，形成镇镇相连的城镇群落。人称“百里长街”。
4、基础设施共享
遍布市域的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以杭甬高速公路、跨杭州湾沿海国道主干线、甬金一级公路、滨海快速路为主骨架，以各县（市、区）与高速公路相连的汽车专用公路所组成的高等级公路网，构成省（市）际快速通道；环海公路、329国道、34省道、甬余夫等国省二级以上公路网，构成合理、便捷的城际、市域交通网。
1978-1998年间，宁波市新建公路2817.52公里，通车里程达4669.3公里，密度达50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达2516.3公里，占总里程的53.8%；市区到主要乡镇已经实现高速化。宁波已经形成一小时车程城镇群落，除象山和宁海两县外，宁波所辖的五区、四（县）市1小时均可到达。交通的高速便捷，改变了单纯的地理概念，代之以新的时空距离观。在宁波一小时车程内，集聚了个城镇。
到2000年底，城市和乡村的电话用户分别为57.47万户和72.69万户；城镇每百户居民拥有彩电150台、电话机98.5部、移动电话335部、电脑24台；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100台、电话机68部、移动电话24部。有线电视网、有线电话网、无线通讯网、宽带信息网已经通达乡镇村屯。信息化正在依托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加速推进。在改变人们的观念的同时也改变着城镇的时空布局。
统一规划实施的基础设施，不仅把乡村与城镇连为一体，实现基础设施共享，而且使乡镇企业有了与城镇基本相近的投资环境，乡村居民有了与城镇大体相近的生活条件。
（三）城镇群落形成的体制因素
1、行政推动的持续强化
把城镇规模搞大，经济规模搞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相应的增加，政府的政绩也显而易见。这是城镇政府谋求城镇扩张的内在的普遍动力。发展竞争成为城镇政府的外在压力。在内外压力下，各地城镇政府的“九五”、“十五”计划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城镇规模的扩张，谋求城镇发展和升级。
各类开发区为城镇的扩张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各城镇都把招商引资视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手段，种类繁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遍布乡镇。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省级以上的开发区有12个，市级开发区有5个，乡镇工业小区有66个，乡镇企业一部分集聚在乡镇工业小区，成为城镇群落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城镇资源的争夺取决于经济实力。就扩张能力而言，城镇等级大体与扩张能力成正比。因为，城镇财力与城镇规摸成正比。城镇规模越大，财政收入来源越广，与上级政府分成的比例越高；反之，财政来源越少，与上级政府分成的比例越小。城建费用亦是如此。当然，城镇的扩张能力与其筹集城镇建设费用的能力也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城镇的规模越大，农民进城的门槛也越高，各种限制条件也越多。因此，城镇的实际扩张能力大体相当，基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很可能小城镇扩张得比大中城市要快一些。因为作为经济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分布是与城镇等级相反的。即城镇等级越高，乡镇企业越少，反之越多。因而，宁波市县域经济在1985-1995年间，就比城区经济增长得快。城镇的数量亦如此。
政府对于城市化起着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城镇的行政性的合并与拆分，城镇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建设等方面。政府对城镇的合并与拆分对城镇规模与发展影响重大。这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城镇规则制定。在我国城镇的标准是由政府制定的。如县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改市，建制镇要具备什么条件等等。1986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规定，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可以设市的建制。总人口50万以下的县，县政府所在地镇的非农业人口10万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40%，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元以上，可以设市撤县。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逐步升级的城市标准。更主要的是乡镇的撤并，一个县镇变成一个市的区，几个镇合并为一个镇，都是行政手段。例如，镇海县1985年撤县建区。2001宁海县把城关镇、梅林镇和桥头胡镇合并为城关镇。最近几年慈溪市、余姚市把村屯进行调整，几个村合并成一个村或合并成居民点。鄞县则进一步把村镇一起调整，建设村镇两级“群区”，在群区统一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目前，鄞县已经变成鄞州区。这种趋势仍将继续。
2、城镇规划作用的强化
制定城市建设规划是城镇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城市化规划行使自己的职权，强化城市化建设的规范化、计划化和整体性。所说城市规划整体性主要是指城市规划已经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而包括了管辖区域的全部资源。比如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宁波，总面积为9365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为1033平方公里。1997年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区面积为1965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城市建设用地及远景控制用地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最近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则规划了都市区、城市规划区和中心城三个层次。都市区面积为4037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面积为25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面积为127平方公里。实际上是把市域面积的43%，市域人口的74%，都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已经超出传统的城市规划。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整体城市化战略规划。整个市域的道路交通是统一规划协调的，城镇数量、规模、等级、布局是统一规划设计的，整个市域的基础设施是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的，整个市域的城镇土地是依据规划统一使用的。而且，规划具有法律效率。作为副省级城市规划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整个规划依托的不再是行政等级，而是城镇功能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城镇布局是一个以城镇功能为基础的“组团”式布局。实际上是一个城镇群落布局。即所谓“两区T轴”为主体面向杭州湾开放式的空间布局结构。除两个中心城区连为一体外，周边城镇则是“组团”发展。宁波市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1小时交通圈与周边城市（上海、杭州、温州、金华）2小时交通圈。形成大城市群落、中等城市群落和小城镇群落这样的多层次纵横交错的城镇群落体系，形成以城镇群为骨架，包括铁路、公路、水陆、公路的道路运输系统，山水林田绿地的生态系统，文化旅游的社会人文系统，产业市场布局经济系统，这样一个整体城市化的美好蓝图。
把城市规划视为区域综合规划，说明城镇政府已经把市域、镇域当作整体化的城镇本身。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创新。
3，城乡制度差别的淡化
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保健制度、退休养老制度等形成无形的城乡壁垒。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级政府和经济发展本身正在淡化这些制度障碍。这些制度的作用是双重的。例如，户籍制度对于维护城市秩序、提高城市就业水平、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当然，这种制度造成城乡隔离，实际上也阻碍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土地制度，城镇土地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城镇居民个人没有土地使用权。而农民天然具有土地使用权。居住用地基本无偿。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不存在失业问题。当他们想要进城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要放弃土地所给与他们的利益，当进城的机会成本低于留在农村的机会成本的时候，农民才会考虑进城问题。现行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费用城市大大高于农村。因而，上述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两难选择。这也是改革缓慢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当政府从计划经济的主宰者变成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之后，天平开始向有利于推进城市化方向倾斜，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镇群落的形成，城乡形态差别的缩小，制度化差别也在缩小。
4、市管县，镇辖村体制与市场力量的冲突
1986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宁波市辖六区、五县（市）；随之也就形成镇辖村体制。如骆驼镇辖一区、23个村；庄市镇辖一区、25村；市管县体制，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的城市化进程只能是等级城市化。同时遇到了几个制约因素。一是城镇就业压力。城市化进程的政府主导与国企改革，城市就业结构的畸形化导致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增加了农民进城的困难，使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二是城镇基础设施的改造大多数尚未完成，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投入。政府财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城镇的扩展；三是城镇的结构和规模有其自身的规律，行政手段的不当推进往往适得其反。如某些地方的人造城市，楼房建了起来，城市的主人没有入住，城市也没有形成，所谓有城无市。有些地方人为的制造市场，结果没有交易主体入市，形成空市。城镇群落的兴起也会挑战政府的城市规划。按照城镇发展规划城镇应该是人口数量规模大体与行政等级相同，实际情况却不然。作为中心城市的宁波规模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它本身也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只有两座，3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占城镇总数的6.14%，3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占93.86%。而且接近中等城市的规模较大的镇出现断层。这说明，依靠行政手段制造中心城镇是困难的，甚至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小城镇群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事实，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宁波乡镇企业的80%以上分布在乡村的情况下，城市的扩张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导致城镇群落的快速扩张，形成城镇网络群落。出现所谓“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乡村”的局面。有人把这种现象视为畸形化的城市化现象，或者是过度发展小城镇的恶果。而我则认为，这正是行政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与市场化推动的城市化道路的碰撞的必然结果。评论结果是否合理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推进城市化。
三、几点简单的结论
1、我们现在讨论的城市化问题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城乡格局基本定型之后开始的，即使是从改革开放算起也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没有可比性。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如何推进城市化。
2、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政府需要城市化、农民需要城市化、城市居民也需要城市化，但政府不能自己造城市、农民不能自己造城市、市民也不能自己造城市，城市真正的提供者是市场，城市自己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城镇政府不能因为自己在城市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就认为政府可以营造城市。
3、宁波市的城市化道路既非大城市化，也非小城镇化，而是整体城市化。整体城市化的格局，是在城市化道路由政府选择向市场选择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期间，乡镇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80%以上的乡镇企业分布在农村，乡镇经济的增长又快于宁波市区的经济增长。宁波市是一个中等城市，市区人口不过百万，北隔杭州湾与上海市相望，西有省会杭州，只有两小时的车程。东临大海。按现在乐观的规划到2020年城区人口最高可以达到160万人。仍旧是一个中等城市。其辐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
4、城市借助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提供的积累，使工业化基础设施迅速由城市延伸到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叠加其上，为专业村，专业市场、产业群，乃至城镇群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分布在乡村的专业村、专业市场、产业群构成城镇群落的经济基础。这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进行的特殊情况决定的；
5、当城镇群落形成之后，仍然集中力量推行大城市单一中心的战略，或者集中力量推行小城镇多中心的战略都是不合时宜的。推行整体城市化战略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要求在城镇群落中、在市域范围内统筹基础设施，以便在城镇群落中和市域内形成基础设施网络，摆脱小城镇各自为战，单独搞基础设施的局面，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享，实现区域经济专业化或突出区域特色经济。
6、政府主导下的等级城镇体系为城镇整体化奠定了基础设施基础，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叠加其上，加速了城镇网络化的进程。整体城市化正在弱化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政府会从此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作用仍然很重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推进城市化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市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城际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统筹考虑，以适应城镇群落发展的特点，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7、面对已经形成的城镇群落，为了把城镇作大，单纯的撤、并、拆，可能不是唯一选择；依靠行政手段，人为地建设各种中心，可能不符合经济规律，很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借助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推进整体城市化已经展示出美好前景，完全符合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城镇群落的建设问题，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在宁波，城市化的道路是“整体城市化”，这是“向市场选择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作者又这样说。
“条条大路奔小康”，看来这真是中国特色。
一、整体城市化，一个新概念
整体城市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个或几个产业集聚区、一个或几个市场，产业的集聚或市场的形成引起人口的集中，形成城镇群落，在城镇群落中居住的人口随着产业或市场的发展而增加，占整个地区人口的相对多数，劳动生产率与城市比较接近或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一般不超过1:2，城乡消费结构基本相同。城市群落区域内的城镇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逐步统一起来，进而达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城镇之间由较为完善的交通通讯网络连为一体。简单地说大城市战略是单一中心城市化模型，小城镇化是多中心城市化模型。而城镇群落则是集群化城镇模型。城镇群落是整体城市化的基本形式，正在悄悄兴起。
二、城镇群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新现象及其成因
研究表明，形成小城镇群落的前提有二：乡镇工业长期以高于中心城市的速度增长，其产值已占该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80%以上的乡镇企业分布在乡村。让我们从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这种经济现象的成因。
（一）城镇群落形成的历史原因
古老的商贸城镇，是现代城镇群落形成的历史渊源。据考证，早在七千多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类就生活在宁波地区；在秦王朝时期，现在的宁波市范围内就已经有鄮、鄞、句章等县治设置于此。现在的宁波市海曙区，在1935年就是由8个镇构成的。现有的85个建制镇中，在明清以前就已经是设过镇的有26座，占建制镇总数的31%；在民国年间设镇的有34座，占建制镇总数的40%；建国以后新设置的镇有25座，占建制镇总数的29%。实际上，解放前的古老城镇占70%以上。
大量的古老城镇的存在，传统的商业意识与乡镇企业的存在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这种商业意识对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是中西部地区所没有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小城镇作为商品经济的摇篮，为乡镇企业的崛起提供成长经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工商业一直是处在被贬损的地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受到外来资本的压抑。小城镇的工商业者差不多总是在逆境中生存的。这恐怕是宁波地区70-80年代乡镇企业能存在并发展的历史原因；小城镇的大量存在为工商企业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发展空间。小城镇人口的相对集中，为分工提供可能，这种分工既包括城镇内的分工，也包括城镇间、城乡间的分工。分工的存在与发展的另一方面就是互为市场。城镇的存在就是市场的存在。
浓重的商业传统使宁波人具有较强的商业意识。明清年间的商品经济萌芽萌动在这一地区，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百年间，地处东南沿海的浙东地区是中国大陆经受西方商品经济洗礼的主要地区。虽然，中国从整体上说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浙东地区却不然。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就是浙东的杭嘉湖韶宁温地区。宁波、温州在明清年间就有商品出口东南亚、欧洲，并且是中国南北海上交通的中转站，活跃南北的南北商号均选址宁波。计划经济窒息了商品经济的传统和萌芽。改革开放之后，商品、市场取得了合法的存在地位。激活了古老的商业传统，唤醒了传统的商业意识，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趁势复活。凭借乡镇基层政权的支持，依托古老的乡镇，借助海外侨商力量，取得长足的发展。随着商品、市场的复活，古老小城镇也大部分复活了。
（二）城镇群落形成的经济因素
1、专业村--产业集聚区--专业镇经济的崛起
专业村与产业集聚区（宁波人称之为块状经济）推动城镇经济专业化。据调查，宁波的专业村有208个，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块状经济360多个，年产值达到160多亿元。其中产值超亿元的专业村有16个，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有90多个，超5亿元的有10多个。所谓块状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产业集聚区，大的由几个乡镇组成，小的只有一个或几个村屯。如余姚陆埠孙家村430户居民中，有227户从事水暖件生产，成为水暖专业村；余姚市由专业村集聚而成的块状经济有35个，连接了近百个村；慈溪胜山镇从事服装加工的农户有10250家，占总户数的90%；宁波的服装产业集聚区，现有企业1800多家，分布在鄞县石碶镇到奉化的桥头镇一线5-6个乡镇。有雅戈尔、布利杰、培罗成、罗蒙数个知名品牌。
在产业集聚区，众多同类中小企业集聚在一起，其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以中低档日用轻工产品为主，集聚在一起具有集聚效应，形成共生共荣的涨落机制。大多数特色产业镇都属于这种类型。如象山县的爵溪镇，只有1万多人口的小镇汇聚了400多家针织服装企业，大多数企业生产同类产品，企业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竞争在于争夺定单和提高质量。合作在于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市场共享和公共资源共享。
产业的集聚促成了各类市场的形成。据农业普查资料，全市建制镇共有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306个，平均每个镇有2.8个。如慈溪白沙针织品市场、周巷镇的食品市场和轴承之乡；鄞县石碶镇的宁波纺织城；余姚的中国塑料城、象山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建筑之乡、服装之乡等等。
2、乡镇经济增长长期超过市区经济增长
以中小企业为基础，高等教育相对薄弱的中等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是有限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宁波市区的经济增长慢于周边的城镇的经济增长。据调查，“从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县域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7.7倍，而同期城区仅增长4.5倍，到1996年，县域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从1985年的61%增加到68%，相反城区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则从39%下降到32%。截止1998年6月底，宁波城区经济总量也只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4.1%。”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增长，“1976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仅4.98亿元。到1997年，全市乡镇工业产值达164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1.8%。乡镇企业84.38%集中在村里。许多地方通过兴办乡镇工业小区方式推动乡镇工业向乡镇驻地集聚，使乡镇驻地的人口增长迅速，基础设施改善明显，带动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1997年，全市66个乡镇工业小区工业产值152亿元。全市65个乡镇的工业产值超过10亿元，占建制镇总数的53.71%。”在宁波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大体上也是同步增长的：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城镇人均收入的42.2%；1980年为51.7%，1990年为67.8%，1998年为55.2%。在服装与食品方面农民的消费支出为城镇居民的60%多，住房面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2倍左右。综合看来，农民与城镇居生活水平相当接近。正因此，2001年5月，宁波市大幅度降低农民进城镇的户籍等方面的限制，试图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但响应者寥寥。实际办理农转非户口的仅占应办理农转非户口的人数的1.65%。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镇户口的价值越来越低。作为身份证明的户口，较有意义的是子女入学、入托，随着私立托儿所、学校的出现，这方面的意义也在削弱。另一方面，交通通讯的便捷，宁波周边各乡镇进宁波市区与市内居民乘公交车一样方便。宁波市区的几个超市，也是周边乡镇居民经常光顾的场所。数量众多的个体、私营业主大多有了私家车。据宁波人均收入水平看，加入WTO之后，宁波将有20%的家庭可以买得起私家车。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人口倒流的现象，奉化莼湖镇的南岙村，只有70多户人家，现在已有10多户来自上海市、宁波市、奉化市的城市居民居住于此。城乡差距的缩小,回归自然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乡村。实践证明，当地甚至外地人口主要是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城镇，因为这些城镇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以一定的空间。城市化作为经济规律不可能完全由行政部门的规划反映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与现代市场的网络结构是相冲突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句用来赞扬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话，另一面则是乡镇企业是“异军”，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是自下而上的，由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发端，从乡镇企业起步。作为乡镇企业主导力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受到种种限制，大中城市少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只是给他们提供市场条件。大多数人只能在乡镇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城镇群落。城镇群落与现代市场网络又是完全吻合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演化出中国独特的城镇化道路。其雏形首先在地处东南沿海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浙东地区出现了。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宁波的乡镇企业产值由7.89亿元增长到1852.6亿元，增长234倍。同期，宁波的建制镇由17个，增加到121个，20年间增长6倍多。乡镇企业大多分布在乡村，据统计，宁波的乡镇企业有84.38%分布在乡村。形成产业集聚区，促生城镇群落。形成近郊型城镇群、带状城镇群和网状城镇群。城镇密度由9.1座/千平方公里,增长为16.4座/千平方公里。应该指出，城镇群落是一定区域里城镇相对集中的地区。用平均密度来推算是不确切的。如宁波市区到慈溪市城关镇约为48公里，公路沿线分布近20个建制镇，平均每5公里一个建制镇，形成镇镇相连的城镇群落。人称“百里长街”。
4、基础设施共享
遍布市域的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以杭甬高速公路、跨杭州湾沿海国道主干线、甬金一级公路、滨海快速路为主骨架，以各县（市、区）与高速公路相连的汽车专用公路所组成的高等级公路网，构成省（市）际快速通道；环海公路、329国道、34省道、甬余夫等国省二级以上公路网，构成合理、便捷的城际、市域交通网。
1978-1998年间，宁波市新建公路2817.52公里，通车里程达4669.3公里，密度达50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达2516.3公里，占总里程的53.8%；市区到主要乡镇已经实现高速化。宁波已经形成一小时车程城镇群落，除象山和宁海两县外，宁波所辖的五区、四（县）市1小时均可到达。交通的高速便捷，改变了单纯的地理概念，代之以新的时空距离观。在宁波一小时车程内，集聚了个城镇。
到2000年底，城市和乡村的电话用户分别为57.47万户和72.69万户；城镇每百户居民拥有彩电150台、电话机98.5部、移动电话335部、电脑24台；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100台、电话机68部、移动电话24部。有线电视网、有线电话网、无线通讯网、宽带信息网已经通达乡镇村屯。信息化正在依托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加速推进。在改变人们的观念的同时也改变着城镇的时空布局。
统一规划实施的基础设施，不仅把乡村与城镇连为一体，实现基础设施共享，而且使乡镇企业有了与城镇基本相近的投资环境，乡村居民有了与城镇大体相近的生活条件。
（三）城镇群落形成的体制因素
1、行政推动的持续强化
把城镇规模搞大，经济规模搞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相应的增加，政府的政绩也显而易见。这是城镇政府谋求城镇扩张的内在的普遍动力。发展竞争成为城镇政府的外在压力。在内外压力下，各地城镇政府的“九五”、“十五”计划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城镇规模的扩张，谋求城镇发展和升级。
各类开发区为城镇的扩张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各城镇都把招商引资视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手段，种类繁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遍布乡镇。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省级以上的开发区有12个，市级开发区有5个，乡镇工业小区有66个，乡镇企业一部分集聚在乡镇工业小区，成为城镇群落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城镇资源的争夺取决于经济实力。就扩张能力而言，城镇等级大体与扩张能力成正比。因为，城镇财力与城镇规摸成正比。城镇规模越大，财政收入来源越广，与上级政府分成的比例越高；反之，财政来源越少，与上级政府分成的比例越小。城建费用亦是如此。当然，城镇的扩张能力与其筹集城镇建设费用的能力也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城镇的规模越大，农民进城的门槛也越高，各种限制条件也越多。因此，城镇的实际扩张能力大体相当，基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很可能小城镇扩张得比大中城市要快一些。因为作为经济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分布是与城镇等级相反的。即城镇等级越高，乡镇企业越少，反之越多。因而，宁波市县域经济在1985-1995年间，就比城区经济增长得快。城镇的数量亦如此。
政府对于城市化起着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城镇的行政性的合并与拆分，城镇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建设等方面。政府对城镇的合并与拆分对城镇规模与发展影响重大。这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城镇规则制定。在我国城镇的标准是由政府制定的。如县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改市，建制镇要具备什么条件等等。1986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规定，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可以设市的建制。总人口50万以下的县，县政府所在地镇的非农业人口10万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40%，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元以上，可以设市撤县。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逐步升级的城市标准。更主要的是乡镇的撤并，一个县镇变成一个市的区，几个镇合并为一个镇，都是行政手段。例如，镇海县1985年撤县建区。2001宁海县把城关镇、梅林镇和桥头胡镇合并为城关镇。最近几年慈溪市、余姚市把村屯进行调整，几个村合并成一个村或合并成居民点。鄞县则进一步把村镇一起调整，建设村镇两级“群区”，在群区统一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目前，鄞县已经变成鄞州区。这种趋势仍将继续。
2、城镇规划作用的强化
制定城市建设规划是城镇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城市化规划行使自己的职权，强化城市化建设的规范化、计划化和整体性。所说城市规划整体性主要是指城市规划已经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而包括了管辖区域的全部资源。比如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宁波，总面积为9365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为1033平方公里。1997年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区面积为1965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城市建设用地及远景控制用地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最近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则规划了都市区、城市规划区和中心城三个层次。都市区面积为4037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面积为25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面积为127平方公里。实际上是把市域面积的43%，市域人口的74%，都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已经超出传统的城市规划。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整体城市化战略规划。整个市域的道路交通是统一规划协调的，城镇数量、规模、等级、布局是统一规划设计的，整个市域的基础设施是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的，整个市域的城镇土地是依据规划统一使用的。而且，规划具有法律效率。作为副省级城市规划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整个规划依托的不再是行政等级，而是城镇功能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城镇布局是一个以城镇功能为基础的“组团”式布局。实际上是一个城镇群落布局。即所谓“两区T轴”为主体面向杭州湾开放式的空间布局结构。除两个中心城区连为一体外，周边城镇则是“组团”发展。宁波市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1小时交通圈与周边城市（上海、杭州、温州、金华）2小时交通圈。形成大城市群落、中等城市群落和小城镇群落这样的多层次纵横交错的城镇群落体系，形成以城镇群为骨架，包括铁路、公路、水陆、公路的道路运输系统，山水林田绿地的生态系统，文化旅游的社会人文系统，产业市场布局经济系统，这样一个整体城市化的美好蓝图。
把城市规划视为区域综合规划，说明城镇政府已经把市域、镇域当作整体化的城镇本身。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创新。
3，城乡制度差别的淡化
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保健制度、退休养老制度等形成无形的城乡壁垒。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级政府和经济发展本身正在淡化这些制度障碍。这些制度的作用是双重的。例如，户籍制度对于维护城市秩序、提高城市就业水平、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当然，这种制度造成城乡隔离，实际上也阻碍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再比如土地制度，城镇土地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城镇居民个人没有土地使用权。而农民天然具有土地使用权。居住用地基本无偿。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不存在失业问题。当他们想要进城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要放弃土地所给与他们的利益，当进城的机会成本低于留在农村的机会成本的时候，农民才会考虑进城问题。现行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费用城市大大高于农村。因而，上述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两难选择。这也是改革缓慢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当政府从计划经济的主宰者变成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之后，天平开始向有利于推进城市化方向倾斜，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镇群落的形成，城乡形态差别的缩小，制度化差别也在缩小。
4、市管县，镇辖村体制与市场力量的冲突
1986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宁波市辖六区、五县（市）；随之也就形成镇辖村体制。如骆驼镇辖一区、23个村；庄市镇辖一区、25村；市管县体制，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的城市化进程只能是等级城市化。同时遇到了几个制约因素。一是城镇就业压力。城市化进程的政府主导与国企改革，城市就业结构的畸形化导致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增加了农民进城的困难，使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二是城镇基础设施的改造大多数尚未完成，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投入。政府财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城镇的扩展；三是城镇的结构和规模有其自身的规律，行政手段的不当推进往往适得其反。如某些地方的人造城市，楼房建了起来，城市的主人没有入住，城市也没有形成，所谓有城无市。有些地方人为的制造市场，结果没有交易主体入市，形成空市。城镇群落的兴起也会挑战政府的城市规划。按照城镇发展规划城镇应该是人口数量规模大体与行政等级相同，实际情况却不然。作为中心城市的宁波规模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它本身也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只有两座，3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占城镇总数的6.14%，3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占93.86%。而且接近中等城市的规模较大的镇出现断层。这说明，依靠行政手段制造中心城镇是困难的，甚至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小城镇群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事实，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宁波乡镇企业的80%以上分布在乡村的情况下，城市的扩张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导致城镇群落的快速扩张，形成城镇网络群落。出现所谓“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乡村”的局面。有人把这种现象视为畸形化的城市化现象，或者是过度发展小城镇的恶果。而我则认为，这正是行政主导型的城市化道路与市场化推动的城市化道路的碰撞的必然结果。评论结果是否合理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推进城市化。
三、几点简单的结论
1、我们现在讨论的城市化问题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城乡格局基本定型之后开始的，即使是从改革开放算起也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没有可比性。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如何推进城市化。
2、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政府需要城市化、农民需要城市化、城市居民也需要城市化，但政府不能自己造城市、农民不能自己造城市、市民也不能自己造城市，城市真正的提供者是市场，城市自己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城镇政府不能因为自己在城市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就认为政府可以营造城市。
3、宁波市的城市化道路既非大城市化，也非小城镇化，而是整体城市化。整体城市化的格局，是在城市化道路由政府选择向市场选择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期间，乡镇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80%以上的乡镇企业分布在农村，乡镇经济的增长又快于宁波市区的经济增长。宁波市是一个中等城市，市区人口不过百万，北隔杭州湾与上海市相望，西有省会杭州，只有两小时的车程。东临大海。按现在乐观的规划到2020年城区人口最高可以达到160万人。仍旧是一个中等城市。其辐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
4、城市借助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提供的积累，使工业化基础设施迅速由城市延伸到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叠加其上，为专业村，专业市场、产业群，乃至城镇群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分布在乡村的专业村、专业市场、产业群构成城镇群落的经济基础。这是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进行的特殊情况决定的；
5、当城镇群落形成之后，仍然集中力量推行大城市单一中心的战略，或者集中力量推行小城镇多中心的战略都是不合时宜的。推行整体城市化战略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要求在城镇群落中、在市域范围内统筹基础设施，以便在城镇群落中和市域内形成基础设施网络，摆脱小城镇各自为战，单独搞基础设施的局面，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享，实现区域经济专业化或突出区域特色经济。
6、政府主导下的等级城镇体系为城镇整体化奠定了基础设施基础，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叠加其上，加速了城镇网络化的进程。整体城市化正在弱化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政府会从此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作用仍然很重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推进城市化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市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城际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统筹考虑，以适应城镇群落发展的特点，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7、面对已经形成的城镇群落，为了把城镇作大，单纯的撤、并、拆，可能不是唯一选择；依靠行政手段，人为地建设各种中心，可能不符合经济规律，很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借助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推进整体城市化已经展示出美好前景，完全符合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城镇群落的建设问题，加速城市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