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动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关系的第一个基本规定是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动。
　　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国际舞台上，指引国家行为的主要路标从来不是道义原则，而是利益原则。在全球化时代，这项原则的适用性也没有丝毫的更改，发生更改的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
　　自近代国际关系确定以来，现实生活中的国家关系都是排他性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根本对立的。一国的利益所得恰恰即另一国的利益所失。国家间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利益关系被称之为“零和”对策的关系。这是一种根本对立、全面对抗的利益关系，一国的安全即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在这种状态下，国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常态，国家之间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在这种高度紧张的国际氛围下，国家间的战争和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而全球化时代则不同，国家安全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国家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利益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国家之间有一部分利益是各自特殊的，而另有一部分利益则是交叉重叠的，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由与他国的不同利益和共同利益两部分组成。这样的利益关系对安全行为的驱动就不再是单一化的而是双向化的了，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完全采取排他性的传统行为方式已经不适应利益关系的这种新形态了。于是，“共同安全”的概念应运而生。共同安全概念的形成使安全观念摆脱了零和结局的传统思维，是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国之间纷纷建立不同性质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大国基于战略利益相互交叉而避免相互之间爆发战争和冲突的一种努力。因此谋求国家安全就不能靠一味地冲突，还必须争取合作，并以合作来制约冲突。正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关系格局中增加了从合作中获利的成分，所以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提倡争取互利双赢结局才有了现实可能。
　　
　　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关系的整体性空前增强
　　
　　全球化时代的第二个基本规定是空前增强了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关系的整体性。
　　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网络这两个推动力的交互作用下，各国不仅从空间上被拉得越来越近，而且在时间上也被连得越来越紧。各国的生产和消费在形式上似乎仍然是民族的和地域的，但在实质上早已是世界性的了。国际关系整体性的增强，正面的作用是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负面的作用是使单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更加脆弱。世界上一有风吹草动，危机就会通过相互依存的链条，借助信息网络的穿透力迅速传递、层层放大，波及大多数国家，就连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幸免。全球化时代把地球上相距遥远的角落里的家庭、社区和居民都编织进了一张复杂的、无所不包的大网之中。各国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就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即单个行为体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他行为体的安全以及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否则本身就无安全可言。全球化时代，在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空前加强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和谐如果没有世界范围的和谐互动是难以实现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强烈地呼唤国家的普遍安全。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关系整体性的加强还来自全球问题的凸显。全球问题是全球化的力量在长时期发展中积累形成的，它所代表的是地球和人类社会的体系性的破坏，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其外。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不仅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洁身自好，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更不可能包打天下。强大如美国，也无法单独应对诸如恐怖主义、核扩散、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暖和恶性传染病之类的威胁。因而，“单边主义对美国将不是一个重要和持续的外交政策选择。”
　　当全球化危机只是部分国家的危机时，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方法“化解”危机，而当全球化的危机把矛头对准一切国家时，损人利己的模式就越来越行不通了，只有选择国际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整体性背后的逻辑。
　　
　　国际矛盾和社会关系高度复杂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关系的第三个基本规定是“应对复杂”。
　　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过去那种利益切割清晰、敌我友界限分明、非此即彼的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复杂化的国际矛盾和社会关系。
　　全球化的进程首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使国际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它的第三次浪潮一方面把将近30亿人口卷进现代化的洪流，使他们迅速脱贫致富，在文明程度上接近和赶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把超过20亿人口的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甩得更远，使其完全被边缘化。它并非简单地扩大了南北差距，而是分化了发展中世界，甚而几乎加剧了所有国家内部的贫富两极的分化。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传统的东西正在逐渐式微，但还没有丧失掉存在的合理性，反传统的东西正在壮大，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控全局。新旧两种因素同时并存、交织激荡。例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同时存在，新安全观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冷战思维”仍在碰撞，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还面临国家的职能与主权实现形式的调整。变革主权观念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显得异常尖锐复杂。
　　全球化时代物质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关系的复杂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信方式早已跨过了国界。微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建立起了瞬间的全球联系，特别是当它们与电话、电视、光纤、卫星和喷气式运输技术等结合起来的时候。任何一种社会运动的国际动员和组织可以在因特网上瞬间完成。一颗小的火星、一场小的灾难、一件小的丑闻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翅膀，发生原子爆炸的链式反应，形成全球遮盖效应。单个人可以凭借先进技术挑战强大国家。环顾当今世界，能够在战略上调动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并不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而是拉登那一小撮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把国际恐怖主义视为主要威胁，实际上等于承认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信息化时代，冲突与战争的非对称性日益鲜明，在对立主体不对称、对立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非对称袭击将可能成为暴力发动的惯例，而强势力量对弱势力量所展开的报复行动，也将不再以对称的方式展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多重性、不确定性、脆弱性和难以掌控的特征都空前加强了。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和安全关系面前，简单化地处理是于事无补的，而必须运用综合的手段加以治理。虽然强力有时候仍是一把有用的鎯头，但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并非总是一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