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次贷危机以来，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容被广泛讨论，美、英、欧等发达经济体已就此开展了相关改革，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纳入其中。本文就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特点及工具进行了梳理，期望通过探讨中央银行在组织架构中的作用，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宏观审慎管理；综述；启示
中图分类号：F8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1-0014-06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深刻认识到，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作为监管改革的重点，并对监管组织架构和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里，也把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纳入其中。本文就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特点及工具进行了梳理，期望通过探讨中央银行在组织架构中的作用，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一、什么是宏观审慎管理
(一)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
“宏观审慎”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1998年，IMF在一份报告中最先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用于监管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正式被提出并开始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2000年，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Crockett在一次国际会议演讲中，提出了将金融稳定划分为两个层面的建议，即微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和宏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并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安排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并存体系。Claudio Borio(2003)对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进行了详细区分，并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两个维度。White(2004)将宏观审慎管理的内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宏观审慎管理特指宏观审慎监管，即使用审慎工具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这里，宏观审慎只是审慎监管的一个子集；广义的宏观审慎管理则是指包括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统一协调的整体框架，监管部门的宏观审慎操作成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一个子集。
笔者认为，宏观审慎管理较为全面的概念是，主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初衷，将金融体系视作一个整体，研究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及早期预警、宏观压力测试等手段，监测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识别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的跨行业、跨市场分布状况以及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风险的放大，并有针对性地对监管准则、标准或指标进行调整，以期达到金融稳定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比较
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是金融监管的不同层面，微观审慎监管更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定，而宏观审慎管理更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二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离开任何一方都难以确保实现金融体系稳定。
1 均以防范风险为基础目标。但各有侧重。宏观审慎管理的初始目标是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保证金融风险的控制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兼顾收益目标以及其他社会目标，并认为整体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微观审慎监管强调的是维护单一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一系列监管指标，体现了金融稳定政策模式的传统理念，更关注的是银行个体风险的防控。
2 风险控制手段相互渗透。微观审慎监管依赖资本要求和会计准则，通过金融机构交易层面和客户层面风险计量的实现和优化去完善风险管理，以提高银行的安全和稳定性。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和运行机制更加复杂，既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义包括数据搜集、分析等宏观审慎监测，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中包含一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监管工具。宏观审慎管理手段是对微观审慎监管手段的涵盖和综合，更是升华和延伸。
3 各自运行机制均存在不足。自下而上的微观审慎监管重在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性，而金融系统内在的运动方式，决定了单纯通过微观审慎监管的汇总不能自动实现宏观审慎；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管理，虽然有利于减少系统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不能保证单家银行在微观层面上不发生危机。因此，单单采取任何一种都有失偏颇。
(三)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
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共识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减少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最终目标接近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201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将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概括为并列的两个：一是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使其在在经济萧条期和遭受其他冲击时能正常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二是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减轻金融周期的波动，主动抑制金融风险的形成和集聚，降低金融危机的概率和破坏程度。这两个目标相当于是宏观审慎管理的中间目标。宏观审慎管理实际上是在关注两个维度，一个是时期维度，一个是跨机构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国际清算银行总结的第一个目标实际上是要解决在一个时点上跨机构维度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个目标实际上是要解决由于顺周期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二、为什么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一)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性
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参与者不能履约引起其他参与者的违约，由此引发链式反应从而导致广泛金融困难的可能性。国内学者翟金林(200I)和范小云(2006)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于系统性事件的大规模冲击导致大量金融机构或市场的逆效应诱发金融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万阳松(2007)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或者多个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如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或者被清算，并通过信用或信息渠道对其他银行产生冲击，从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上述系统性风险的界定来看，虽然角度和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传染性和风险溢出性是其本质特征，结合前面我们的阐述，可以看出具有明显外部效应的系统性风险仅靠目前单一的机构监管是难以解决的，或者说微观审慎监管在系统性风险方面无能为力，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性。
(二)当前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增加
在当前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和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可能风险源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加：
1 金融创新过度导致系统性风险加大。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增强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并利用适度的银行体系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杠杆效应，实现推动实体经济有效增长、加快社会财富积累的一个动态过程(廖岷， 2008)；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使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对金融体系的各个领域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形成了极大的挑战。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一旦形成风险，杠杆作用可能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和动荡。同时，在金融创新过度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突破了金融产品供给的障碍，导致大量风险跨机构转移，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2 金融行为同质性加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就金融系统整体而言，金融的同质化风险是众多不同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则要求、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类行为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不能彼此抵消。一方面同质化风险会催化金融泡沫膨胀，使系统缺乏收敛性，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效应：另一方面金融行为的同质化可能导致风险暴露于相同或类似资产，在跨行业、跨机构维度上单个机构的风险易产生连锁反应，强化系统性风险的传播和蔓延。如果所有金融机构都采取相似的方式去应对某种风险暴露，则风险敞口很难覆盖，而且问题资产的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都会面临断裂的风险，金融市场会出现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即发生所谓的“拥挤交易”。
3 顺周期性的扩张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可以放大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引起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FSF，2009)。一方面，金融体系风险本质上具有内生特征。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扩张时，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资产价格激增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过度膨胀，而萎缩时则反之。因此，金融系统具有潜在的倾向使金融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均衡，即金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显示，目前的金融制度和机制设计本身会加剧金融行为的顺周期性，如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
4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促使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金融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一个国家的金融波动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据IMF统计，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金融危机212起，而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表明，近30年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已远远高于以前。并呈上升之势。2007年以来，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希腊危机、迪拜危机、爱尔兰危机，一系列危机的接连爆发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当前局部金融体系风险的扩散和蔓延。
(三)现有的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手段
对货币当局而言，金融体系只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政策着力点和目标上的偏差使货币政策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动和金融失衡等方面明显不足。同时，近二三十年来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化的趋势也削弱了宏观调控多重目标间的共存能力，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正如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虽保持了通胀水平的总体稳定，但初级产品、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却在明显加大，从2003年到2008年，包括食品、金属、能源等在内的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大涨230％，其中石油上涨超过330％。趋向单二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虽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克服动态不一致的问题，但当目标出现偏差或问题时，就有可能造成系统性的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却存在很多不足：首先，就微观审慎角度而言，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或许是理性与稳健的，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机构整体行动却可能推动经济走向极端。从长远来看，微观审慎监管缺乏对整体金融体系的全面判断，无法确认系统性风险积聚的程度，无法隔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传导问题。其次，存在“合成谬误”。单纯的微观审慎监管会忽略总杠杆率的上升和总信贷资源的错配，只有宏观定位的审慎监管才能应对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最后，无法反映风险的系统性。比如，银行贷款的回收率取决于整体的信贷状况，单个银行的债务状况取决于有多少家银行的融资行为是建立在同一抵押品上的，只有着眼于全局，才能清晰地观察到金融体系的风险。
总之，在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政策操作上的空白，充斥着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各种因素，伴随全球金融加快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快速膨胀，其对经济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也在日益扩大，亟需通过完善政策框架来积极应对。宏观审慎管理恰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开展相关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
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两个目标维度，可将宏观审慎工具分为逆周期工具和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工具两大类。前者主要解决顺周期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后者主要针对一个时点上跨机构维度上的系统性风险。目前理论和实践中比较流行的主要有：
(一)逆周期工具
1 建立逆周期资本要求。Kashyap和Stein(2004)认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对于整个宏观调控当局来说是一个最佳方案，既可以达到保护存款保险基金的微观目标，又可以达到在衰退时期继续保持正常的信用创造能力的宏观目标。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应当引入针对具有逆周期特征的资本要求，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增加资本、建立资本缓冲，供其在经济下滑、贷款损失增加时使用。
2 动态拨备。与逆周期的资本要求不同，动态拨备主要目的是应对可以预期的资产损失，主要是应对不可预期的经济周期波动造成资产损失。对于如何缓解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性，目前的主流观点是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与资本计提原理相同，银行在经济上行期信用风险已经累积，因此应多提拨备，用来抵御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在经济下行期违约率上升时，可以用其抵御增加的信用损失，而不必因增提拨备而紧缩信贷，加剧实体经济下滑。
(二)增强金融体系应对冲击承受力的工具
增强金融体系应对冲击承受力的宏观审慎工具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限制杠杆率的工具，包括对金融系统整体的资本比率和信贷增长上限的限制等；二是限制流动性风险的工具，包括对金融系统整体的货币错配限制等：三是限制相互关联性的工具，包括集中度限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资本金附加要求、设立中央交易对手方等。
1 杠杆率乘数。英国货币委员会前任委员Good-har提出 了限制杠杆率的工具：信贷和融资杠杆率增加函数。货币当局须首先设定一个通胀目标范围并据此制定出一个银行总资产增长目标。当银行信贷资产增长总量超出目标区域范围时，调高银行机构资本金乘数；反之，降低乘数。比如通胀范围为3.5％，银行信贷增长范围为8％～13％，若信贷增长率超过13％或低于8％，则调高或降低资本金乘数。
2 货币错配乘数。与银行资产负债错配率相关的函数，可以规定不同错配比率的资产负债对应不同的资本金乘数。例如，如果2年期的资产，其资金来源 是2年的负债，则乘数为1；若2年的资产对应1年的负债，则乘数为2。
3 系统重要性资本金附加要求。即按照每个金融机构对全局性风险的贡献程度不同设置不同的资本金附加要求。具体来讲，可以对那些一旦破产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系统性违约损失的金融机构，在一般性资本要求之外，再设立一个系统性资本金附加要求，一方面可以为整个系统提供追加性保险：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此类机构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以减少对全局的威胁，以期解决“大而不能倒”等问题。
总体来看，上述工具都在资本监管范围以内，属于微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改造或扩展，可以认为是宏观审慎理念在微观机构监管中的应用，我们认为这些工具仅仅是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包的一部分，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如货币政策本身。由于相机抉择、逆风向行事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特征，因此从这一角度讲货币政策工具本身即具有宏观审慎的属性，如动态的货币信贷供应通常被视为一种新的宏观审慎工具，而宏观审慎的利率政策也能起到平稳经济周期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此外中央银行采用差别(动态)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央票、首付比例等工具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也属于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工具。而许多央行实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能达到宏观审慎目的，如对“大而不能倒”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征收较高的保险费。在对系统性风险的救助阶段，美联储采用的TAF(定期资金招标工具)、TDWP(定期贴现措施)等流动性注资工具，类似我国的再贷款、再贴现也应是中央银行可采用的宏观审慎工具。
四、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宏观审慎管理须在特定组织架构基础上组织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机构是宏观审慎管理活动组织者、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要求政治上具有独立性、法律上具有保障性、职责上具有宏观性，并具备跨越多个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知识、技能与经验。
(一)宏观审慎管理机构的组织模式
国际上行使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机构存在四种组织模式：一是宏观审慎管理机构拥有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者和财政部的所有功能。该种模式虽解决了外部协调成本问题，利于统一实施金融稳定管理政策，但对多数经济体而言存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职责混淆问题。二是微观审慎监管当局下设宏观审慎性管理职能部门。赞成者认为微观审慎监管当局具备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但反对者认为微观审慎监管当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存在与系统性管理职能的矛盾，以常规微观监管手段承担宏观总量控制的职能，可能会扭曲常规监管应有的作用。三是央行接管宏观审慎管理权力，行使系统稳定管理者的职责。赞成者认为中央银行长期专注货币管理和宏观调控，具备经验和手段以前瞻性地把握和测度宏观经济趋势、运行拐点和总量风险，并且在建立低通胀的环境、维护金融市场运转和支付体系安全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具有独特功能。但是，有观点认为该种模式会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四是建立一个协调性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部分独立专家等组成。委员会下设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委员会做出最终政策决定。
(二)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各国在危机后更明确讨论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和职能，设立专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的机构渐成趋势。上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具体由谁承担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从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做法和货币当局的职能特性考虑，作为宏观调控框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1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总体目标一致，货币政策应是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一部分。实践表明，货币政策是逆周期的，而微观审慎监管，尤其是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依据的银行监管具有顺周期性。宏观审慎管理的“宏观流动性管理”本质与货币政策希望达成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政策通过缓解银行体系顺周期性风险累积而对实体经济融资功能产生影响，逆周期货币政策依靠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为金融体系稳定提供保证。
2 后危机时代的中央银行应对新的通胀形式，需要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的统一。由于现在的通货膨胀越来越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型，所以过去单靠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和利率等市场化工具就能实现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不再成立。从特点看，新资产杠杆容易导致流动性过度膨胀，从而会出现物价上涨、明斯基时刻(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费雪效应(债务一通缩效应)的叠加，即物价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共存现象。这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对于此类通胀的治理实践中可能不可行，需要加入宏观审慎管理予以应对。
3 宏观流动性的涨缩调控与结构配置问题，需要中央银行去统筹考虑。所有的危机和风险表现形式本质上都是流动性问题。中央银行作为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决定了其在维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应发挥决定性作用。无论从宏观流动性管理，还是从宏观流动性最终来源看，宏观审慎管理都应该由中央银行来行使。金融危机时期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而只有中央银行才是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如果没有事前监管权而只是在危机时充当付款人，不仅容易滋生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而且也容易贻误流动性注入的最佳时机，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4 从中央银行自身职责看，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具有先天性便利条件。一是中央银行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机构之一，在评估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金融风险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借助于为制定货币政策而进行的经济和货币形势分析，来对本国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从宏观层面进行审慎分析；二是中央银行拥有支付、清算、结算和信息的优势和资本，有利于发挥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作用：三是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性管理权力同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权责是对应的。中央银行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宏观审慎性管理同金融稳定密切相关，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促进宏观审慎性管理职能与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统一，有利于落实中央银行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
五、对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的启示
与国际当前金融监管趋势相比，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属于分业监管体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负责监管。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在货币市场、资金清算、反洗钱、征信体系等领域进行监管，主要负责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客观上讲，这一监管体系适应了当时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的需要。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这一监管体制的缺陷，说明滞后于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分业监管体制有可能助长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下，如何改革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适合我国 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架构，是监管当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在涉及金融体系稳定问题上，既需要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需要包括逆周期政策在内的利率、汇率和资本管理等政策的配合。结合我国国情和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有必要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中央银行主导地位
目前理论界和政府多数赞成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对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发挥作用——是仅仅作为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机构还是同时具备更为广泛的监管权上意见并不一致。然而对于我国而言，明确央行的主导地位有着坚实的基础：首先，央行一直以来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是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唯一承载者，而货币政策本身又是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央行是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而市场流动性又决定了金融系统在面对冲击时的弹性与稳定性；再次，央行拥有支付、清算、结算和信息等的优势和资本，在系统性风险防范过程中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最后，央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决定了其必须在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置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的金融监管格局下，明确央行宏观审慎管理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的优势显得至关重要。
(二)明确微观审慎监管的管理方向，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在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微观监管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对进一步提升微观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巴塞尔协议Ⅲ》所展现的，应进一步完善微观监管指标体系，发挥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作为目前微观审慎监管的主导者，银监会应首先树立宏观监管意识，并从职责定位和监管方向上人手，进一步明确同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分工，加强与中央银行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沟通与配合，树立宏观监管意识，提高宏观政策水平，进一步完善各项监管体系。
(三)明确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与海外成熟市场的差异
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来看，欧美国家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由于高杠杆率和关联交易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等带来的风险传染，而就当前主要从事传统金融业务的中国金融业来看，更多的系统性风险体现在微观个体商业模式上的同质化风险和宏观经济、宏观政策短期内大幅变动的风险。因此，与次贷危机后欧美国家关注的杠杆率指标、前瞻的拨备指标等方向不同，中国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应关注如何引导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深化，关注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等。
(四)注重解决和完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强化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贯也会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现实中这些政策的目标又往往并不一致。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监管政策的目标却总离不开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等内容。目标的不一致容易导致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为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同时，金融危机也表明，只有金融业监管机构和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才能在承受压力时有更迅速的反应并做出更好的决策。只有宏观监管部门与其他各部门充分协调与沟通，才能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因此，加强和完善各项信息交流渠道，协调我国一行三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政策立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防范金融风险积聚和扩散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得新兴地区和国家的金融监管存在不同程度的空白，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借此逃避东道国的金融监管从而使跨国金融监管更加难以进行。本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快速传递，就充分暴露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协调的迫切性。
关键词：宏观审慎管理；综述；启示
中图分类号：F8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1-0014-06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深刻认识到，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作为监管改革的重点，并对监管组织架构和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里，也把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纳入其中。本文就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特点及工具进行了梳理，期望通过探讨中央银行在组织架构中的作用，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一、什么是宏观审慎管理
(一)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
“宏观审慎”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1998年，IMF在一份报告中最先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用于监管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正式被提出并开始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2000年，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Crockett在一次国际会议演讲中，提出了将金融稳定划分为两个层面的建议，即微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和宏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并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安排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并存体系。Claudio Borio(2003)对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进行了详细区分，并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两个维度。White(2004)将宏观审慎管理的内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宏观审慎管理特指宏观审慎监管，即使用审慎工具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这里，宏观审慎只是审慎监管的一个子集；广义的宏观审慎管理则是指包括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统一协调的整体框架，监管部门的宏观审慎操作成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一个子集。
笔者认为，宏观审慎管理较为全面的概念是，主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初衷，将金融体系视作一个整体，研究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及早期预警、宏观压力测试等手段，监测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识别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的跨行业、跨市场分布状况以及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风险的放大，并有针对性地对监管准则、标准或指标进行调整，以期达到金融稳定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比较
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是金融监管的不同层面，微观审慎监管更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定，而宏观审慎管理更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二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离开任何一方都难以确保实现金融体系稳定。
1 均以防范风险为基础目标。但各有侧重。宏观审慎管理的初始目标是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保证金融风险的控制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兼顾收益目标以及其他社会目标，并认为整体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微观审慎监管强调的是维护单一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一系列监管指标，体现了金融稳定政策模式的传统理念，更关注的是银行个体风险的防控。
2 风险控制手段相互渗透。微观审慎监管依赖资本要求和会计准则，通过金融机构交易层面和客户层面风险计量的实现和优化去完善风险管理，以提高银行的安全和稳定性。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和运行机制更加复杂，既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义包括数据搜集、分析等宏观审慎监测，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中包含一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监管工具。宏观审慎管理手段是对微观审慎监管手段的涵盖和综合，更是升华和延伸。
3 各自运行机制均存在不足。自下而上的微观审慎监管重在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性，而金融系统内在的运动方式，决定了单纯通过微观审慎监管的汇总不能自动实现宏观审慎；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管理，虽然有利于减少系统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不能保证单家银行在微观层面上不发生危机。因此，单单采取任何一种都有失偏颇。
(三)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
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共识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减少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最终目标接近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201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将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概括为并列的两个：一是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使其在在经济萧条期和遭受其他冲击时能正常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二是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减轻金融周期的波动，主动抑制金融风险的形成和集聚，降低金融危机的概率和破坏程度。这两个目标相当于是宏观审慎管理的中间目标。宏观审慎管理实际上是在关注两个维度，一个是时期维度，一个是跨机构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国际清算银行总结的第一个目标实际上是要解决在一个时点上跨机构维度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个目标实际上是要解决由于顺周期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二、为什么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一)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性
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参与者不能履约引起其他参与者的违约，由此引发链式反应从而导致广泛金融困难的可能性。国内学者翟金林(200I)和范小云(2006)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于系统性事件的大规模冲击导致大量金融机构或市场的逆效应诱发金融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万阳松(2007)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或者多个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如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或者被清算，并通过信用或信息渠道对其他银行产生冲击，从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上述系统性风险的界定来看，虽然角度和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传染性和风险溢出性是其本质特征，结合前面我们的阐述，可以看出具有明显外部效应的系统性风险仅靠目前单一的机构监管是难以解决的，或者说微观审慎监管在系统性风险方面无能为力，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必要性。
(二)当前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增加
在当前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和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可能风险源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加：
1 金融创新过度导致系统性风险加大。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增强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并利用适度的银行体系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杠杆效应，实现推动实体经济有效增长、加快社会财富积累的一个动态过程(廖岷， 2008)；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使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对金融体系的各个领域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形成了极大的挑战。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一旦形成风险，杠杆作用可能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和动荡。同时，在金融创新过度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突破了金融产品供给的障碍，导致大量风险跨机构转移，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2 金融行为同质性加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就金融系统整体而言，金融的同质化风险是众多不同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则要求、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类行为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不能彼此抵消。一方面同质化风险会催化金融泡沫膨胀，使系统缺乏收敛性，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效应：另一方面金融行为的同质化可能导致风险暴露于相同或类似资产，在跨行业、跨机构维度上单个机构的风险易产生连锁反应，强化系统性风险的传播和蔓延。如果所有金融机构都采取相似的方式去应对某种风险暴露，则风险敞口很难覆盖，而且问题资产的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都会面临断裂的风险，金融市场会出现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即发生所谓的“拥挤交易”。
3 顺周期性的扩张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可以放大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引起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FSF，2009)。一方面，金融体系风险本质上具有内生特征。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扩张时，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资产价格激增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过度膨胀，而萎缩时则反之。因此，金融系统具有潜在的倾向使金融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均衡，即金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显示，目前的金融制度和机制设计本身会加剧金融行为的顺周期性，如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
4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促使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金融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一个国家的金融波动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据IMF统计，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金融危机212起，而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表明，近30年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已远远高于以前。并呈上升之势。2007年以来，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希腊危机、迪拜危机、爱尔兰危机，一系列危机的接连爆发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当前局部金融体系风险的扩散和蔓延。
(三)现有的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手段
对货币当局而言，金融体系只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政策着力点和目标上的偏差使货币政策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动和金融失衡等方面明显不足。同时，近二三十年来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化的趋势也削弱了宏观调控多重目标间的共存能力，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正如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虽保持了通胀水平的总体稳定，但初级产品、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却在明显加大，从2003年到2008年，包括食品、金属、能源等在内的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大涨230％，其中石油上涨超过330％。趋向单二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虽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克服动态不一致的问题，但当目标出现偏差或问题时，就有可能造成系统性的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却存在很多不足：首先，就微观审慎角度而言，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或许是理性与稳健的，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机构整体行动却可能推动经济走向极端。从长远来看，微观审慎监管缺乏对整体金融体系的全面判断，无法确认系统性风险积聚的程度，无法隔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传导问题。其次，存在“合成谬误”。单纯的微观审慎监管会忽略总杠杆率的上升和总信贷资源的错配，只有宏观定位的审慎监管才能应对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最后，无法反映风险的系统性。比如，银行贷款的回收率取决于整体的信贷状况，单个银行的债务状况取决于有多少家银行的融资行为是建立在同一抵押品上的，只有着眼于全局，才能清晰地观察到金融体系的风险。
总之，在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政策操作上的空白，充斥着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各种因素，伴随全球金融加快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快速膨胀，其对经济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也在日益扩大，亟需通过完善政策框架来积极应对。宏观审慎管理恰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开展相关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
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两个目标维度，可将宏观审慎工具分为逆周期工具和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工具两大类。前者主要解决顺周期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后者主要针对一个时点上跨机构维度上的系统性风险。目前理论和实践中比较流行的主要有：
(一)逆周期工具
1 建立逆周期资本要求。Kashyap和Stein(2004)认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对于整个宏观调控当局来说是一个最佳方案，既可以达到保护存款保险基金的微观目标，又可以达到在衰退时期继续保持正常的信用创造能力的宏观目标。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应当引入针对具有逆周期特征的资本要求，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增加资本、建立资本缓冲，供其在经济下滑、贷款损失增加时使用。
2 动态拨备。与逆周期的资本要求不同，动态拨备主要目的是应对可以预期的资产损失，主要是应对不可预期的经济周期波动造成资产损失。对于如何缓解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性，目前的主流观点是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与资本计提原理相同，银行在经济上行期信用风险已经累积，因此应多提拨备，用来抵御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在经济下行期违约率上升时，可以用其抵御增加的信用损失，而不必因增提拨备而紧缩信贷，加剧实体经济下滑。
(二)增强金融体系应对冲击承受力的工具
增强金融体系应对冲击承受力的宏观审慎工具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限制杠杆率的工具，包括对金融系统整体的资本比率和信贷增长上限的限制等；二是限制流动性风险的工具，包括对金融系统整体的货币错配限制等：三是限制相互关联性的工具，包括集中度限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资本金附加要求、设立中央交易对手方等。
1 杠杆率乘数。英国货币委员会前任委员Good-har提出 了限制杠杆率的工具：信贷和融资杠杆率增加函数。货币当局须首先设定一个通胀目标范围并据此制定出一个银行总资产增长目标。当银行信贷资产增长总量超出目标区域范围时，调高银行机构资本金乘数；反之，降低乘数。比如通胀范围为3.5％，银行信贷增长范围为8％～13％，若信贷增长率超过13％或低于8％，则调高或降低资本金乘数。
2 货币错配乘数。与银行资产负债错配率相关的函数，可以规定不同错配比率的资产负债对应不同的资本金乘数。例如，如果2年期的资产，其资金来源 是2年的负债，则乘数为1；若2年的资产对应1年的负债，则乘数为2。
3 系统重要性资本金附加要求。即按照每个金融机构对全局性风险的贡献程度不同设置不同的资本金附加要求。具体来讲，可以对那些一旦破产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系统性违约损失的金融机构，在一般性资本要求之外，再设立一个系统性资本金附加要求，一方面可以为整个系统提供追加性保险：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此类机构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以减少对全局的威胁，以期解决“大而不能倒”等问题。
总体来看，上述工具都在资本监管范围以内，属于微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改造或扩展，可以认为是宏观审慎理念在微观机构监管中的应用，我们认为这些工具仅仅是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包的一部分，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如货币政策本身。由于相机抉择、逆风向行事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特征，因此从这一角度讲货币政策工具本身即具有宏观审慎的属性，如动态的货币信贷供应通常被视为一种新的宏观审慎工具，而宏观审慎的利率政策也能起到平稳经济周期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此外中央银行采用差别(动态)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央票、首付比例等工具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也属于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工具。而许多央行实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能达到宏观审慎目的，如对“大而不能倒”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征收较高的保险费。在对系统性风险的救助阶段，美联储采用的TAF(定期资金招标工具)、TDWP(定期贴现措施)等流动性注资工具，类似我国的再贷款、再贴现也应是中央银行可采用的宏观审慎工具。
四、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宏观审慎管理须在特定组织架构基础上组织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机构是宏观审慎管理活动组织者、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要求政治上具有独立性、法律上具有保障性、职责上具有宏观性，并具备跨越多个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知识、技能与经验。
(一)宏观审慎管理机构的组织模式
国际上行使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机构存在四种组织模式：一是宏观审慎管理机构拥有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者和财政部的所有功能。该种模式虽解决了外部协调成本问题，利于统一实施金融稳定管理政策，但对多数经济体而言存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职责混淆问题。二是微观审慎监管当局下设宏观审慎性管理职能部门。赞成者认为微观审慎监管当局具备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但反对者认为微观审慎监管当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存在与系统性管理职能的矛盾，以常规微观监管手段承担宏观总量控制的职能，可能会扭曲常规监管应有的作用。三是央行接管宏观审慎管理权力，行使系统稳定管理者的职责。赞成者认为中央银行长期专注货币管理和宏观调控，具备经验和手段以前瞻性地把握和测度宏观经济趋势、运行拐点和总量风险，并且在建立低通胀的环境、维护金融市场运转和支付体系安全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具有独特功能。但是，有观点认为该种模式会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四是建立一个协调性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部分独立专家等组成。委员会下设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委员会做出最终政策决定。
(二)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各国在危机后更明确讨论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和职能，设立专职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的机构渐成趋势。上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具体由谁承担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从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做法和货币当局的职能特性考虑，作为宏观调控框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1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总体目标一致，货币政策应是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一部分。实践表明，货币政策是逆周期的，而微观审慎监管，尤其是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依据的银行监管具有顺周期性。宏观审慎管理的“宏观流动性管理”本质与货币政策希望达成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政策通过缓解银行体系顺周期性风险累积而对实体经济融资功能产生影响，逆周期货币政策依靠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为金融体系稳定提供保证。
2 后危机时代的中央银行应对新的通胀形式，需要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的统一。由于现在的通货膨胀越来越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型，所以过去单靠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和利率等市场化工具就能实现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不再成立。从特点看，新资产杠杆容易导致流动性过度膨胀，从而会出现物价上涨、明斯基时刻(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费雪效应(债务一通缩效应)的叠加，即物价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共存现象。这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对于此类通胀的治理实践中可能不可行，需要加入宏观审慎管理予以应对。
3 宏观流动性的涨缩调控与结构配置问题，需要中央银行去统筹考虑。所有的危机和风险表现形式本质上都是流动性问题。中央银行作为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决定了其在维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应发挥决定性作用。无论从宏观流动性管理，还是从宏观流动性最终来源看，宏观审慎管理都应该由中央银行来行使。金融危机时期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而只有中央银行才是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如果没有事前监管权而只是在危机时充当付款人，不仅容易滋生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而且也容易贻误流动性注入的最佳时机，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4 从中央银行自身职责看，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具有先天性便利条件。一是中央银行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机构之一，在评估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金融风险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借助于为制定货币政策而进行的经济和货币形势分析，来对本国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从宏观层面进行审慎分析；二是中央银行拥有支付、清算、结算和信息的优势和资本，有利于发挥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作用：三是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性管理权力同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权责是对应的。中央银行负有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宏观审慎性管理同金融稳定密切相关，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促进宏观审慎性管理职能与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统一，有利于落实中央银行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措施。
五、对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的启示
与国际当前金融监管趋势相比，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属于分业监管体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负责监管。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在货币市场、资金清算、反洗钱、征信体系等领域进行监管，主要负责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客观上讲，这一监管体系适应了当时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的需要。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这一监管体制的缺陷，说明滞后于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分业监管体制有可能助长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下，如何改革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适合我国 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架构，是监管当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在涉及金融体系稳定问题上，既需要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需要包括逆周期政策在内的利率、汇率和资本管理等政策的配合。结合我国国情和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有必要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中央银行主导地位
目前理论界和政府多数赞成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对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发挥作用——是仅仅作为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机构还是同时具备更为广泛的监管权上意见并不一致。然而对于我国而言，明确央行的主导地位有着坚实的基础：首先，央行一直以来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是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唯一承载者，而货币政策本身又是金融稳定整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央行是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而市场流动性又决定了金融系统在面对冲击时的弹性与稳定性；再次，央行拥有支付、清算、结算和信息等的优势和资本，在系统性风险防范过程中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最后，央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决定了其必须在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置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的金融监管格局下，明确央行宏观审慎管理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的优势显得至关重要。
(二)明确微观审慎监管的管理方向，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在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微观监管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对进一步提升微观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巴塞尔协议Ⅲ》所展现的，应进一步完善微观监管指标体系，发挥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作为目前微观审慎监管的主导者，银监会应首先树立宏观监管意识，并从职责定位和监管方向上人手，进一步明确同中央银行在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分工，加强与中央银行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沟通与配合，树立宏观监管意识，提高宏观政策水平，进一步完善各项监管体系。
(三)明确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与海外成熟市场的差异
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来看，欧美国家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由于高杠杆率和关联交易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等带来的风险传染，而就当前主要从事传统金融业务的中国金融业来看，更多的系统性风险体现在微观个体商业模式上的同质化风险和宏观经济、宏观政策短期内大幅变动的风险。因此，与次贷危机后欧美国家关注的杠杆率指标、前瞻的拨备指标等方向不同，中国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应关注如何引导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深化，关注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等。
(四)注重解决和完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强化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贯也会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现实中这些政策的目标又往往并不一致。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监管政策的目标却总离不开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等内容。目标的不一致容易导致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为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同时，金融危机也表明，只有金融业监管机构和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才能在承受压力时有更迅速的反应并做出更好的决策。只有宏观监管部门与其他各部门充分协调与沟通，才能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因此，加强和完善各项信息交流渠道，协调我国一行三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政策立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防范金融风险积聚和扩散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得新兴地区和国家的金融监管存在不同程度的空白，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往往借此逃避东道国的金融监管从而使跨国金融监管更加难以进行。本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快速传递，就充分暴露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协调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