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时候谁都犯过些轻狂荒唐的错。但是，黛比·安德森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原谅1985年8月10日那一晚，杰夫·库柏对她的伤害。那一年她19岁，他17岁。两人初尝禁果，却被一台摄影机拍下了全程。影片流传出去，黛比毫不知情。

少年们的“恶作剧”几乎摧毁了她

　　黛比是休斯敦天主教女子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她学习成绩优异，外貌出众，身材健美。她是得克萨斯州女子青年排球队的队员，也是所在的天主教女子学校的啦啦队队长。黛比和在公立中学读书的高中生杰夫相恋，两人年纪虽然差两岁，但丝毫不妨碍感情进展。
　　8月10日晚上，杰夫约黛比出来玩。一群青年男女来到了杰夫的朋友凯文·贝克的家。凯文的父母出城了，少男少女们疯玩一场，准备散场回家。临了，杰夫拉着凯文问，能不能借用房子和黛比亲热一番。凯文一边答应，一边拉过几个男生商量，然后说出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决定偷偷装一台摄影机偷拍下杰夫和黛比亲热的场面。杰夫后来回忆说，当晚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们将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应该停止这一举动。当晚，黛比始终不知道有台摄影机藏在柜子里——而且更糟糕的是，凯文等人还在“床戏”开始前说了一大段“开场白”，包括对黛比相当粗鲁的描述，和对即将发生的“激情”极具煽动的推测。男生们的调侃哄笑和黛比入镜后的毫不知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个礼拜后，黛比和杰夫各自上了两所不同的大学，其间黛比继续主动与杰夫保持联系，“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彼此的感情”。不过杰夫开始对黛比很冷淡，黛比很快就明白他对自己“不感兴趣”。她一直都不知道录影带的存在，但这卷录影带已经开始流传。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黛比所在的大学。她吓呆了：“我感到挫折、沮丧、惊吓……”她和朋友一起去找杰夫当面对质。杰夫一直消极回避，但最终还是把录影带交给了黛比，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黛比说自己试图忘了这件事，但是她办不到。她没办法应付学校的期末考试，“只能在自己的房间内哭泣”“还忘了一场期末考试”。结果她每一科都不及格。
　　这一年黛比回家过圣诞节，她的父母很快发现女儿举止异常且沉默寡言。后来，还是黛比的朋友朱蒂·保罗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父亲。自那以后，“安德森家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很伤心，每个人都感到很愤怒，每个人都受伤了”。后来接受了委托的律师肯·布其说：“黛比是我见过最心力交瘁、最沮丧的委托人， 她几乎无法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布其律师听罢黛比的请求，告诉她确实可以隐私侵犯之诉，或以受到心理伤害为由起诉。同时他也告诉黛比，如果提起诉讼，她必须在法庭上作证，这将使她的隐私公之于世。黛比思量再三，还是决定提起诉讼。当时犯下错的那些男孩仍然没有理解事态的严重性。男孩们和他们的父母及律师们都在布其律师的办公室一起观看录影带。讲出那段开场白的凯文·贝克和他的哥哥肯恩·贝克甚至还笑了出来。当律师询问肯恩，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所遗憾时，他回答，“唯一令我遗憾的，是我被控诉了”——他仍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

律师提起亿元索赔

　　布其律师并非单枪匹马，他找到迪克·莫理森和莫理森的合伙人罗尼·克利斯特协助。这两名律师是所谓的败诉免付费律师，他们精通侵权行为之诉，在法庭上善于使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技巧。他们接受当事人委托的规则是——不是按时计酬，而是以委托人损害赔偿金中的高额比例为酬劳（约为30%—40%）;委托人无须提前付费，除非取得损害赔偿金。三名律师准备代表黛比提起侵犯隐私和过失施加他人心理痛苦之诉。
　　三名律师经过商量，决定将诉讼目标不限定为那些男生——因为他们年纪小，陪审团不会让无经济收入者支付大笔赔偿金。但是，杰夫家曾经购买USAA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范围也包括“过失造成他人受到伤害”而应当支付的赔偿金。因此，律师们决定放弃隐私权侵害之诉（因为不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而集中于过失施加他人心理痛苦之诉。三名律师决定向五名被告要求赔偿1.1亿美元。
　　1989年5月，本案开始审理。陪审团由七名女性与五名男性组成。克利斯特律师以播放录影带的那段“开场白”这一最具震撼力的方式开场。之后，布其律师提请陪审团充分注意原告黛比小姐为此而遭受的严重的心理创伤。黛比的几位朋友到庭作证说，在事件发生以前，黛比的声誉很好，而今被人贴上“弃女”“色情王后”的标签。黛比就读的天主教女子学校校长简修女也出庭作证说，黛比在学校声誉纯洁。黛比的父母作证说，自从录影带事件后，黛比的性格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失去了以前的“坦然和自信”，不再是“一个拥有目标、眼神闪耀着光辉的女孩”。
　　当然，被告方（主要是有了保险公司的加入）也不会束手就擒。他们找到证人说，事实上黛比的声誉并没有受到伤害——她的声誉本来就不好。还有人证实，在发现录影带数月后，黛比开始与其他男孩保持长期的性关系，后来她还陆续与另外两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且在因录影带事件而转学后，黛比的成绩已经恢复，远比第一个学期好得多了。USAA保险公司则提出，这本属于私人事务间的争执，如果陪审团裁决大笔的赔偿金，保险公司负担该笔费用相当于承担无限责任，这对发展保险业务、分担社会风险不利。长此以往，保费终将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导致以后只有富人才能投保，这将使保险制度进入致命的恶性循环状态。
　　令所有人惊讶不已的是，陪审团最终判给了黛比50万美元的实际损害赔偿金，以及5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金，总计100万美元。其中，杰夫·库柏赔65万美元，凯文·贝克赔20万美元，另外几名被告共同赔15万美元。黛比一方自然不服，杰夫家也不买账。此时杰夫刚刚毕业，根本没有支付65万美元的能力。保险公司遂继续支持杰夫上诉，并派出了著名律师巴里·恰斯诺弗坐镇——今天看来，也许黛比的律师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想把保险公司拉进来赔偿，怎料给自己找了这么个强硬又强劲的对手。

“保险公司的强大实力”

　　一转眼到了1992年11月2日，得州最高法院作出了对上诉的判决，本案的司法程序又拖延了三年。此时，距离那个令黛比痛苦的夜晚已经过去七年。在上诉期间，恰斯诺弗律师无情地揭穿了原告律师的辩护阴谋：故意“避重就轻”，不提侵犯隐私之诉，其实是瞄准了杰夫家庭保单的大笔赔偿额。恰斯诺弗针对这一点大做文章，把这个问题引到保险制度上。他说：“如果任由战火引到保险公司，那么很多小公司将承担不起财务压力，个人也将失去保障，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最后，甚至连保险公司也可能因为顾客骤减而倒闭。”他提出，一方面要兼顾到社会发展中保险业的制度意义，不能因为一个个案葬送这一点;另一方面，舍此之外，其实黛比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比如侵犯隐私之诉。只不过原告故意放弃了这一原本更为有利的诉讼请求。
　　从本案的最后裁定意见书中可以看到，恰斯诺弗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得州法院作出裁定，由杰夫的保险公司按照其保单上限支付50万美元的赔偿。这样一来，黛比能拿到的赔偿只剩下85万美元——这和1.1亿美元的诉讼请求相去甚远。
　　法院的意见其实也分成两派。多数派解释道：“如果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做错事的人，阻止同樣的问题在未来再度发生，那些做错事的个人应该为这些应受指责的行为负责，而不应转嫁到得州人民的保险费上。”当然，少数派意见不这样认为。有三位法官极为愤怒地表达了以下看法：“法院多数派意见过度重视保险公司提出的意见，使它们成为似乎最占优势、优先于其他各议题的见解，甚至超出了妇女们最基本的权利。”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黛比与杰夫都输了这场官司。在事件发生后的七年又九个月里，当事人都希望往事能就此过去，事实上却不能。特别是黛比，这一事件瓦解了她对人的信任感，这道伤口永远无法痊愈。这个判例也再一次揭示了保险公司在美国的强大实力，以及“侵权之诉”的复杂和特别——有时选错了诉因类型，很可能即使有理，也会全盘皆输。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