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收藏界和画坛，张大千的古书画鉴藏和伪古无疑是可圈可点的。在古书画鉴藏方面，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书画收藏大家，笔者认为他甚至可与庞莱臣、张伯驹、吴湖帆、张葱玉、王季迁并称“20世紀书画收藏六大家”;在伪古方面，张大千更是傲视群雄，并有“石涛再世”之美誉。
　　曾李影响，初赏石涛八大
　　由于祖上留下的宝贝并不多，张大千收藏古书画主要是靠个人卖画所得的经济收入，而收藏古代名迹也是为了更好地“师古人”，他的一方收藏印“不负古人告后人”道出了此中原因。张大千最初是受曾熙、李瑞清的影响，偏爱购藏石涛、八大的作品。张大千晚年曾对友人说他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有500幅（图1），傅申在《大千与石涛》中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词，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
　　当然，张大千对八大、石涛作品的研究也相当到位，特别是对他们的生平以及各个时期的用墨、用笔、构图、纸张、用印、题款、绘画题材、书法乃至交友都了如指掌。鉴藏家王季迁曾说，他看石涛、八大只能到“七层”，但在接受张大千的点拨以后，提升到了“九层”。民国时期，张大千的伪作就骗过了黄宾虹、吴湖帆、叶恭绰、罗振玉、陈半丁、程霖生等诸多行家，并留下许多趣闻轶事。民国时期的著名鉴藏家朱省斋认为，在鉴藏界能够鉴定出张大千“高仿”的石涛作品真伪者极稀。这倒并非是鉴别者无能，而实在是张大千的摹仿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实际上，张葱玉与朱省斋观点颇为一致，他曾预言：“张大千伪古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并和曹大铁（张大千弟子）说过，凡喜好收藏石涛、八大的藏家要特别当心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把师法石涛和八大的取向转化为当时艺术潮流的人物，也非张大千莫属。这股风潮横扫当时画坛的陈腐局面，直接影响了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萧谦中、石鲁、李苦禅、朱屺瞻、沈子丞、丁衍庸、来楚生等一大批画家。
　　除了石涛、八大，张大千在收藏其他古代书画精品时也毫不手软、一掷千金。一则趣闻提到，张大千28岁时（1926年）在上海滩与一批遗老们交往，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玩“打诗钟”，这是一种以猜诗谜方式进行“雅赌”的文人游戏。在一次赌博中，张大千输给了海上文人江紫尘，为了抵消1200两黄金的赌资，他忍痛拿出了《曹娥碑》（原为清王府收藏，画上所书题跋中，仅唐代墨迹就有7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张大千资产的雄厚。后来，《曹娥碑》又被叶恭绰所得，这便有了叶恭绰慷慨返赠珍宝、善孖和大千叩首拜谢的千古动人一幕。
　　四处寻觅，为藏画一掷千金
　　上世纪30年代以后，张大千已不满足于学习石涛、八大、石溪、唐寅等人画艺，而是上溯到宋元。因为庞莱臣、吴湖帆、溥心畬、叶恭绰、张伯驹、周湘云等好友都藏有不少宋元名迹，自然张大千也绝不甘心在收藏上落于人后。
　　1936年，当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写下“五百年来一大千”的评语时，张大千表示：“徐悲鸿说我绘画是五百年来第一人，我不敢当，若要说五百年来第一精鉴人，则非我莫属。”张大千爱画成癖，搜求无止，有时为购一幅古代名迹，不惜倾囊以付。当时北平书画掮客一旦得知张大千在琉璃厂鉴定书画，会争先恐后前往排队请他鉴定，张大千遇上喜欢的，一般都会以较高价格吃进。掮客也很乐于与他交易，因为收益不菲，张大千也从中获得不少古代名迹。难怪有琉璃厂的古玩商认为，一般画家都是被琉璃厂“吃”的，只有张大千可以“吃”琉璃厂，可见其在北平的能量之大。到1938年，张大千从北平虎口脱险后，费尽周折，将存放在北平约200件古画运至成都。20世纪40年代初，他收藏的古书画已很可观，曾命门人子侄将一批书画编了一本《大风堂画录》，并详记尺寸题咏。其中有毕宏、文湖州、易元吉等唐宋大家绘画8件，赵孟頫、梅道人、黄公望、王蒙等元人画作17件，石涛40件，八大31件，共计194件。
　　1944年，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观者如云，甚为轰动，共展出张大千所藏唐、宋、元、明、清历代精品170余件，其中有巨然、苏东坡、赵孟頫、黄公望、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等大家的杰作。冯若飞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赠予张大千，他观后又加八字：“一身是债，满架皆宝。”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利用他在古玩界的人脉，从著名古玩商苏永乾、赵盘甫、萧静亭、靳伯声、周殿侯、马霁川、马宝山等处大肆收购宫廷流出的名迹，花费资金之多，当时恐无人比肩，出手之阔也远超张伯驹、庞莱臣。张伯驹曾花费230两黄金（将原来属于李莲英的别墅卖给辅仁大学，折合2.1万美元，另加其夫人的金银首饰）购进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天价了，而张大千用500两黄金加20张明代绘画从一位国民党军官手中换来五代董源《江堤晚景图》，用700两黄金从北平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进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2）、董源《潇湘图卷》（图3），宋人《溪山无尽图卷》、宋人《群马图》，元代钱舜举《明妃上马图》、姚廷美《有余闲图》、周砥《铜官秋色图》，明代沈石田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杂画》等9件名迹。可以说，动辄用天价购藏古书画，在张大千这里是常态。
　　其中，张大千先后请溥心畬、庞莱臣、叶恭绰、吴湖帆、谢稚柳等人鉴赏《江堤晚景图》，并作题跋，自己也在画上加盖平时难得一用的收藏章，如“至宝是宝”“大千之宝”“张氏宝藏”“求宝图”“骨肉情”“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可见这幅名作在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幅作品后来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据悉，张大千生前临摹的《江堤晚景图》就有好几幅，可见他学习古人名迹有多么的用功，其中一幅在201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获价1.3亿元（图5）。而他在得到董源《潇湘图卷》后，立即邀请方介堪等好友来家中共赏，又将斋名改为“潇湘画楼”。方介堪篆“潇湘画楼”象牙大印以贺，该印为鸟虫体，朱文，线条繁密谨严，动静对比鲜明，得汉印遗韵而又过之，乃方介堪平生治印之杰作。这方印2007年曾在西泠印社拍卖，受到热烈追捧，最后以99万元被画家任重收购，创当时印章拍卖的最高价。 　　有趣的是，张大千在内地期间，并没有置什么房产，有一次在北平看上亲王府别墅时，恰恰又遇上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在张大千看来，房子日后还可买，但画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遂买下这幅旷世名作。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張大千离开大陆后，为谋栖身之地，不得已陆续变卖了不少书画，其中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卷》、元代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等十多件名迹和一些敦煌经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2万美金）卖给大陆文物机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得知这些真品书画的价格如此之低，可谓欣喜若狂。
　　叱咤海外，亦画亦藏皆传奇
　　在巴西建造“八德园”，在美国购置“可以居”“环荜庵”，在中国台湾建造“摩耶精舍”，张大千的后半生游历行迹遍及欧、亚、美洲，生活开销极大。尤其是1953年，他花了20万美元买下巴西“八德园”的220亩地，建园整体耗资更高达280万美元。关于张大千的收入问题，台湾记者黄天才归纳出三大来源：丰厚的积蓄，古书画鉴定、修补、题款等加工收入，以及古书画的交易收入。
　　张大千曾到美国实地考察艺术品市场，他发现美国藏家对中国古代书画很感兴趣，为此他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眼光和人脉关系，在中国香港和日本大肆收购古书画。
　　由于经济不景气，战后日本大量的国宝级书画得以流向市场。除了熟悉的古董商提供藏品外，张大千更以豪爽的性格、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力，在日本藏界大显身手。只要是他看上眼的艺术品，必出手大方，在日本古玩界闯出了名气。当时张大千住的旅馆每天要接待好几批送书画来看的古董商，只要他相中，问明价格后当即留下，即使一幅也看不中，张大千照样奉上交通费。自1954年起，张大千连续在日本看画、买画十二三年。
　　不仅如此，依托日本精良的装裱技术，张大千的不少藏品得以重焕新颜。上个世纪40年代末之前，他与重金聘请的裱画师周龙昌强强联手，不仅修补古画，更制作出不少以假乱真的伪古作品。而在日本，张大千结交了裱画师目黑三次，他在张大千的点拨下，裱画技艺益进，并成为张大千在海外的御用裱画师，目黑三次最著名的一个古画修复案例就是使残破不堪的董源《溪岸图》换上新颜（图6）。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溪岸图》却在国际上引发了世纪大争论，王季迁等专家认为是真迹，高居翰等认为是张大千等人做的局，是其伪作，还有专家认为是五代或宋代的仿作，使得《溪岸图》争议背后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提升私藏古书画身价，1955年张大千又出重金在东京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四集，共收录古代书画作品115件（册），其中有4件是莫高窟佛教题材作品，材质不是纸绢，可能是粗布或麻布。1978年9月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再版，但以上两种版本早已绝版，甚为可惜。所以，拍卖场上偶尔也会出现《大风堂名迹》，价格不菲。记得2011年西泠印社曾推出1955年至1956年日本京都便利堂珂罗版张大千编著的《大风堂名迹》四集，经各路藏家激烈竞投，以高达28.75万元成交（图7）。
　　身后藏品流散，至今百家拥戴
　　1983年张大千去世后，根据其遗愿，所藏书画全部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当时台湾地区媒体报道，该院接收的张大千藏品计历代名画69件、书法6件，其中隋唐6件、五代8件、宋代23件，均为稀世珍品，包括五代董源《江堤晚景图》、宋徽宗赵佶《鹰犬图》、梁楷《寒山拾得》《山居图》以及元黄公望《元池石壁图》和明代沈周、唐寅等人的名作。根据笔者研究发现，不少稀世珍宝却没有刊印。
　　张大千曾与董其昌一样收藏过4幅董源作品，其中3幅被著录，尚有1件董源传世的《溪山风雨图》是从琉璃厂古玩店买入，目前下落不明。此作属于溥仪在长春的流散之物，为《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被定为“真迹无上神品”。此外，三件宋代黄庭坚大幅作品中，首件为《赠张大同书》，后面有王铎、吴宽、李东阳等题跋，曾经徐俊卿、周湘云、张大千等收藏，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第二件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长卷，原为谭敬、张大千旧藏，后张大千卖给美国人顾洛阜（John M. Crawford），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8）;第三件行书《经伏波神祠诗》手卷，原为叶恭绰、谭敬、张大千旧藏，三幅书法作品尺幅之大极为罕见。号称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的传王羲之《行穰帖》也是张大千旧藏，该帖也没有被《大风堂名迹》著录（图9）。宋人《溪山无尽图》也是重量级的古代名迹，画上有金代、元代多人跋，《石渠宝笈》三编著录，张大千旧藏，现藏美国俄亥俄州克莱温德市艺术博物馆，此作在海外多次被出版。
　　在张大千未被著录的藏品中，还有唐太宗李世民《屏风帖》、张即之《杜律二首》、刘道义《万壑松风图》、赵令穰《湖光春晓图》、米芾《吴江舟中诗》草书卷等名迹。其中，最值得点评的当推宋李成《寒林骑驴图》（图10）。李成是宋初画坛领袖人物，与范宽、关仝并称宋初三大家，是“百代标程”的大师。其中李成影响最大，学他的有许道宁、李宗成、翟院深、郭熙、王诜、燕文贵等。李成画迹在北宋时已经很少，米芾甚至提出了“无李论”之说。在现存署名或是被认定为李成真迹的绘画中，《寒林骑驴图》无疑是最精彩之作。此作被张大千异常珍视，他不仅作长跋，而且在诗堂上题写“大风堂供养天下第一李成画”。众所周知，上世纪40年代时，张大千作画喜用宋元笔法，2011年张大千1948年所作《策杖独步》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亮相时，该作明显有宋李成《寒林骑驴图》的影子（图11）。后来他自开法门、创造泼彩技法后，李成的画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卖给在美国的方闻，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由于张大千收藏或经手过的名迹很多，其中有不少流入市场（图12、13），涉及张大千的主要有三类作品：一是张大千收藏的古代精品。二是经张大千鉴定、题引首或题跋的名迹，例如2015年苏富比推出了张大千收藏并品评批注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一函四册，图14），最后被一藏家以高达296万港元收入囊中。应该讲，批注能获如此高价无疑是藏家对张大千古书画鉴赏水平的认可。三是被张大千认定为真迹的佚名古代书画，但此类作品不免因真伪争议而价格波动。最典型的例子当推传黄公望《秋岩叠嶂图》（图15），尺幅仅约1平尺，著录于《大风堂名迹》第四集，2009年在佳士得以30万港元拍出。时隔一年后，此作被内地拍卖行频繁推出，并去掉了“传”，成交价飙升。2014年此作在福建华夏拍卖以1840万元成交，2017年保利厦门再推此作，成交价仅506万元。巨大的波动一定有复杂的内因，令人唏嘘。
　　后人能否达到张大千古书画的鉴藏水准，笔者不敢轻易断言，但“再出一个张大千”的期待肯定是遥遥无期的。这既需要机遇、财力，也需要眼力、魄力，张大千的全身心投入，成就了“五百年来一大千”，绘画如此，鉴藏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