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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全面复兴，我国的类型电影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喜剧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以3000万投资实现了38亿票房的奇迹;魔幻电影《妖猫传》以无尚的繁华铺陈了历史的隐痛与沉思;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中国式的神话重启了民族电影的科幻之路……时代选择、发展态势、产业格局，以种种因素为背景，中国类型电影在纵深的向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伸展及宽广的覆盖。其中，战争电影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从《集结号》到《一九四二》再到《红海行动》，中国类型电影从个体、历史、现实等种种角度对战争题材进行了新的切入。尤其是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战争电影”的《红海行动》则在美学维度和价值取向等向度中改写了中国战争电影的书写惯性。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最暴力的手段，是政治和外交的最极端手段。广义来说，并非只有人类才有战争。因而，战争的历史要比人类的存在还要久远。战争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初期。1898年，从斯图特·布列克顿在纽约的一个房顶上伪造了关于美西战争的场景照片之时起，电影艺术就拥有了以战争为主题的表达。我国电影中的战争表述可以追溯到1924年，影片《吴佩孚》以“毫不避讳地极力渲染各种武力交战的军事场面”[1]被视为中国电影战争表达的起点。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战争电影历经转型、上升、探索、融合，以异彩纷呈的形式成为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2018年2月16日上映的《红海行动》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以内容选择、叙述视角、视听调度、技术传达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种种突破和创新，不仅彰显了我国战争电影当下所具有的品质和境界，也为我国战争电影的未来开拓了新的格局和可能。
《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军特种部队“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临危受命，执行战地撤侨、营救人质、粉碎核武威胁的故事。这种在战争题材框架中讲述的“海外营救”叙事，使我们不得不想起世界电影史中另一部类似的杰作《勇者行动》（Act of Valor）。从故事来源到叙事建構，从类型范式到视听调度，《红海行动》与《勇者行动》在各个方面均具有极大的可比性。李洋说“比较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视野，而非一种果实”[2]。以这两部相似的电影为起点，我们立足于战争电影的类型本体，以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为目的，在本土案例与国际视野语义的关联和表达的差异中，对这两者的不同呈现及深层根源进行了透彻的追问与探究。毕竟，“我们之所以要把一个关于电影‘被表达面’的设问转换为一个关于电影‘表达面’的设问，是因为我们历来认为任何艺术作品的表述方式都比其表述的对象更为重要”[3]。
一、真实事件的改编与现实认知的深化
《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均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随着电影艺术的日益丰富，从社会现实中取材已经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方式，世界各国也随之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美国的《聚焦》《房间》、韩国的《杀人回忆》《熔炉》、中国的《解救吾先生》都是其中不凡的代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有利于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有利于传达人文关怀、有利于丰富电影的题材内涵……《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则不约而同地以对真实事件的选择表达特定的思想，并借助对现实事件的深度挖掘深化对现实的认知。
被誉为海豹特种部队宣传片的《勇者行动》是一部高水准的战争电影，其以海豹队员的真实参演、全球投送的反恐行动、精准高效的军事猎杀、世界领先的特种装备等讲述了骁勇善战的海豹突击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十大特种部队之一，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为神秘、最具震慑力的特种作战部队之一。因为从事任务的高度机密性，海豹突击队一直笼罩着一股神秘的色彩，世人所知道的也只是海豹突击队几乎参加了每一次重大的现代战争和军事反恐事件，被称为特种部队中的传奇。周密到极小细节的计划、迅如闪电的行动以及海豹突击队队员深藏的情感等种种真相就成了电影《勇者行动》的最大卖点。《勇者行动》的故事是从海豹突击队的真实行动中精心遴选出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对荣誉勋章获得者迈克尔·蒙索尔中士英勇事迹的纪念。2006年9月29日，在拉马迪战役中，迈克尔·蒙索尔中士用自己的身体扑倒敌军手榴弹，掩护了战友却牺牲了自己。2008年，迈克尔·蒙索尔被追授了荣誉勋章。
《红海行动》是以“也门撤侨”为背景对中国海军特种部队蛟龙突击队的展示。“也门撤侨”是历次中国撤侨行动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在这次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直接靠泊在也门港口，在一级战斗警戒的部署中，直接用军舰运送中国公民;并成功帮助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公民离开也门地区，完美展现出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许多外媒将这次行动称为“中国海军的一大步”。
在融媒时代，电影作为有力的传播工具，日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展示，电影再现的是存在，表达的是关注，传播的是思想，反思的是关系。那么，《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均是当下背景中真实战争事件的再现，以明确的指向性和引导性，完成观众与电影传达的价值观念的统一，即对现实认知的深化，同时也完成了现代战争片的精神指向和意义存在。
二、精当的调度与微妙的细节
类型电影作为一种在好莱坞电影体系中形成的电影工业美学范式，是在观众的诉求与电影的生产之间形成的一种交换的互动过程。因而，任何一种类型电影都是基于特定的“惯例”之上的。托马斯·沙兹说：“电影工作者创新的动机，是根据他对某些惯例和观众反应的实际认知而调整的：观众虽然也要求求新求变，但变化却必须发生在一个熟悉的叙事经验的文本中。”[4]对于战争电影的保守性心理满足而言，战争场面正是在熟悉的叙事经验文本中，对类型观众安全性渴望的满足。同时，对于现代战争片而言，其区分于传统战争片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对战争局部而非战场全局的表现。因而，在同为现代战争片的《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两部电影中，我们只能透过血与火的局部来一窥战争的惨烈。 客观来说，《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中“海外救援”的故事设置得相对老套，情节也相对简单。但这两部电影却以有限的篇幅在不同主题的取舍间呈现了战争电影的盛事年华。场面调度和细节呈现构成了这两部电影最大的亮点。
为达成战争电影奇观化的美学范式，《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不约而同地综合了多种作战模式，让观众在一部电影中得以欣赏密集、血腥、暴烈的多重战斗场面。以《红海行动》为例，电影中既有街道狭窄、环境复杂、枪火无形的城市巷战;又有地域广阔、无处隐蔽、不可预知的沙漠作战。《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都是对特定军事行动的艺术创作。《红海行动》中的战斗过程被有意地分解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打击海盗、解救人质和争夺“黄饼”;《勇者行动》的战斗过程则是解救人质和打击恐怖袭击两个阶段。围绕着这一系列“特种作战任务”，《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呈现了侦查、狙击、火力压制、强攻、掩护等所有特种战术要素。同时，复杂多变的战场状况、交战多方的相互制约为两部电影的场面调度增加了巨大的考验。《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充分利用了视觉、听觉、空间、视角等种种手段，以“知觉的调度”塑就了精准的场面调度，达成了完成度极高的逼真的战斗描写;并通过狙击手对决、坦克大战、无人机攻击等种种对抗，让观众在浸润式的观感中获得了亲临战场般的绝佳体验。
藉由丰富的战争体验，武器装备也成为电影中重要的“主角”。《红海行动》中的武器装备是最新型的，包括中国人民海军最新型的054A型护卫舰，能够一次锁定40多个目标的1130近防炮，中国海军目前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大型船坞登陆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代常规动力039型潜艇;《红海行动》中的武器装备是多兵种的，包括气垫登陆艇、无人攻击机、“毒刺”防空导弹、四人空降的“翼装侠”;《红海行动》中的武器装备是多元化的，包括比利时的SCAR自动步枪、德国R93狙击步枪、美军三军制式M249机枪……《红海行动》以当下国产战争片中最豪华的武器阵容，从视觉冲击力、场面效果、景观呈现等角度达成战争类型电影的奇观化;同时，这种军事透明度也展示了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从价值体系的角度贴合了电影的主题。
战争片从来不是细腻的电影类型，但《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这两部战斗场景均超过80%的影片，却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微妙的细节，借以传达不同的情感流向。《红海行动》中的细节主要用于具化人物或深化价值。以团队的力量，《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中的每个队员其实更近似于团队分工职责中的实体化，他们有的冲锋、有的防守、有的通讯、有的救治……因而，为了突破脸谱化的存在，《红海行动》有意设置了一些暖心的小细节，让蛟龙突击队中的队员们被还原为真实的人的存在：偷吃糖的庄羽、枪响时下意识挡住李懂的罗星、石头和佟莉的心形“合影”……《红海行动》中还有意使用了一些貌似寻常的细节来深化影片的价值。当机枪手石头的脸部被炸毁、疼得嗷嗷直叫时，医疗兵陆琛和他对视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着手头的任务：陆琛把手里的止疼药打给了他正在医治的平民小姑娘，石头继续加入战斗。这就是中国的兵，在他们心里，永远守护人民，永远人民第一。《勇者行动》中的细节则更倾向于呈现战争的真实或残酷。营救人质的洛克小分队在袭击敌方哨兵时，先遣队员们事先悄悄地潜藏在水里，只露出了举出水面的一双手。当敌方哨兵被杀落水时，我们才明了那双手是用来接住敌人哨兵的尸体，避免尸体落水发出声音的。当洛克扑向手榴弹时，我们只能听到闷闷的一响和看到洛克身体下流出的鲜血。即将成为人父的洛克就这样永远失去了看见自己孩子的机会。这种直接和残酷才是战争中最真切的现实吧。
三、凡人英雄与真实女性
战争片一般沿袭两种惯常的塑造方式，一是以塑造人物为主，通过战争事件、战役过程及对战斗场面的描写，呈现人物的思维活动、性格呈现;二是以反映战争为主，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铺陈，来具体阐释某一战争行动、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思想。因而，战争片中的人物呈现是全片最具光彩的所在。同时，因战争片对视听奇观、动作设计、场面调度的关注，往往使片中人物被局限为惯例性的存在。正因此，《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中的人物塑造才格外令人惊喜。
《勇者行动》的最大卖点就在于对海豹突击队传奇背后隐秘的呈现。随着片中主角第一视角的引领，我们深入的不仅是全球投送的反恐行动、精确高端的军事猎杀、瞬息万变的酷烈战争，我们更能深入这些铁血男儿血肉之躯中隐藏的信仰与情感。正是这些情感的流露和不舍，才让这些冲锋陷阵的铁血英雄有了真实的既視感，才让我们得以记住这些源于真实的凡人英雄。其实贯穿《勇者行动》始终的情感线索是战友对洛克的缅怀。不同于以往脸谱化的英雄，即将成为人父的激动和对妻儿的不舍让英雄洛克回归于凡俗的现实之间。洛克是凡人的英雄，在片尾的独白中，他说：“认真过你的生活，让死亡的恐惧永远无法入侵你的心灵……热爱你的生命、健全你的生命，让生命中的一切事物更加美丽……当你生命将尽的那一刻，不要像那些内心对死亡充满恐惧的人们一样，在临终之前哭泣着、祈求着生命能重来一次好做出不同的抉择、活出不同的方式……高唱你的死亡之歌吧！然后如英雄般的视死如归。”“少数拯救多数”（Damn few）是美国海豹特种部队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让洛克在即将为人父时也勇敢地踏上了拯救他人的征程，正是这种使命让洛克扑在手榴弹上来拯救全队人的生命，也正是这种使命让作为一个凡人的洛克咏出了对生命的不舍。毕竟，这种使命、牺牲、精神才是洛克这般的凡人英雄们期冀传达的价值和普世理念，那就是对生命的尊崇。
《红海行动》以群像英雄代替了以往战争电影中常见的个体英雄呈现。在这部电影中，蛟龙突击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英雄，他们各司其职，团结合作，以一个明确分工的“职业团队”完成了对英雄理解的深化。在《红海行动》群像式的英雄塑造中，八名成员均被赋予了鲜活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他们不是脸谱化的，也不是符号性的，没有因一身戎装和类似的行动淹没在枪林弹雨的硝烟中，却以具体细化、活灵活现的点滴成为真实存在的人。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爱吃糖的机枪手石头、畏惧战斗的观察员李懂、勇于担当的队长、安抚战友的狙击手顾顺。对“人本”的关注，使得《红海行动》在人物的塑造上具有了远超之前种种战争电影的不凡。队长、狙击手、爆破手、观察员、医疗兵、机枪手、通信兵……这些独立的个体组成了一个顽强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则以共同体的呈现塑造了凡人英雄的真实。 战争电影通常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因而，战争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经常是作为被拯救者或情感的象征而存在的。战争电影中也因此会出现一些固定的女性角色，比如医生/护士、母亲、妻子/女友、女军官/女兵、女受害者等等。《战狼2》中的瑞秋医生、《勇者行动》中的洛克妻子、《全金属外壳》中的越南女狙击手就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些角色。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勇者行动》和《红海行动》以不同的选择呈现了战争中女性的不同样态。《勇者行动》中的女性形象稍显传统，主要包括以被绑架的CIA女特工为代表的女受害者和洛克的妻子为代表的妻子形象。《红海行动》中的女性形象则超越了战争电影的类型惯例。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红海行动》突破了人物扁平化处理，创作出一批真实而立体的女性形象，主要包括女战士佟莉、战地女记者夏楠、女人质邓梅。女战士佟莉是一位沉默、头发极短、身着作战服的机枪手。战斗中，敌我双方均未因性别元素而对佟莉区别对待。进攻时，战友毫不忌讳地呼喊：“佟莉，掩护我！”被恐怖分子挟持时，恐怖分子喊出的是“kill him（杀了他）”。佟莉以女性身份成为蛟龙突击队中的重要战斗力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过硬的军事素养、坚韧的精神品格、顽强的战斗精神，佟莉所代表的女军人形象让人眼前一亮，她是蛟龙突击队英雄群像中重要的一员，也是新时期女性形象的突出代表。
战地记者夏楠是《红海行动》中重要的线索人物。她身上有对职业的操守、对罪恶的不屈、对家人的深情。在《红海行动》中有条重要的深层线索隐藏于夏楠的转变之上。当反战的夏楠拿起枪瞄准敌人的时候，反而是影片反战主题的再次升华。毕竟战争带给人的伤害永不能消逝。随着对战争的深入，在客观的环境和符合逻辑的剧情设计中，夏楠的转变就显得格外真实。夏楠所代表的女性的坚毅是随着战争的行进逐渐成长的，这正是时代语境中女性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的必然选择和理性成长。
作为人质的邓梅是电影中绝对的弱者，但这个角色的作用却并未止于符号性的设置。我们看到，她是被中国解救的侨民的代表，却也是危急关头人性的凸显。在枪林弹雨中，邓梅将防弹衣掷还给蛟龙突击队员的那一刻，代表着强大弱者人性光芒的闪光。
《红海行动》不存在以往战争电影对女性的惯有关怀。这种对女性性别的忽视或无视才更契合战场的真实，才是影片塑造女性形象时最成功和最具突破性的所在。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被社会构建出现的。”《红海行动》以丰富的女性形象及张扬的女性意识唤起的不仅是观众更多的共鸣感，更是对文化发展及时代跃迁进行的新的表达。这种女性的崛起和对属己话语权的获得，正是时代发展中女性意识的显著凸显，是时代文化层级对电影创作中不同叙事结构、类型选择和主题范式的巧妙植入。可以这样说，《红海行动》以男性塑造了故事的层次，同时凭借女性完善了故事的丰盈。
四、“家”与“国”的情怀
电影是一种“世界观”。战争电影往往是以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军事行动的阐释，因而，在战争的奇观、战争的动作和战争的暴力等美学的价值判断之上，作为最具“上镜头性”的类型电影之一的战争片的道德价值判断往往是有关国家形象、主流意识的。在总体上，以英雄主义为主导的战争电影的主流是弘扬爱国主义的，是通过本国军人的英雄行为和敌国的罪恶来激发观众的爱国情绪的。《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都属于这一类别。在对国家意识、主流意识的弘扬方面，《勇者行动》和《红海行动》却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分别以“家”及“国”的情怀弘扬了爱国的感情和主流的价值。
《勇者行动》最大的亮点就是真实。故事改编自真实的军事行动;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真实枪械和实弹，参演的部分主演是现役的海豹突击队队员;电影中多次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勇者行动》以身临其境的既视感，向观众讲述了海豹突击队员鲜为人知的经历，以此铭记特种部队队员做出的巨大牺牲。因而，在整部电影中，令人震撼的不仅是这些战士们的战斗力，更是他们面对的人生抉择和挑战。电影中贯穿始终的独白是准爸爸洛克对未出生孩子的寄语，从对人生本质和希望的认知，讲到对生命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态度。深爱家庭的海豹突击队中尉洛克在完成任务、保护国家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永远失去了看到自己孩子的机会。和以往战争片不同，《勇者行动》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有关家庭生活的场景，用以描述家庭对于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意义和使命。影片以洛克为视角讲述的是“家”“国”间利益冲突时军人的抉择，同时以戴夫为视角讲述了同一个家庭中几代军人对国家前赴后继的奉献。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元素。“家”“国”之间构成了休戚与共的永恒守望。只有家安才能国泰，同样也只有国泰才能家安。《勇者行动》这部美国主旋律的战争电影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中以高水准的军事动作讲述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情怀。那么，由己而家，由家而国，在对家国体认的精神谱系中，以自身承担的責任和选择进行对个体、家庭和国家三者之间的辩证思考，才是《勇者行动》藉由爆裂视听传达的最深沉体认。
作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战争片的《红海行动》则把对“国”的体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在宏观意义上，《红海行动》是以强军兴军时代精神为背景，对我国国家形象品牌传播的一次有益尝试。以彰显国家形象为目的，《红海行动》中的国家精神和主流价值不再局限为特定的符号或象征，而是以三重解救对传统意义中的国家精神进行了呈现：第一层是蛟龙突击队对商船及陷入他国战乱中同胞的解救;第二层是对同胞邓梅及他国人质的解救;第三层是通过抢夺黄饼，对世界生化危机的解救。从个体到群体、从同胞到他国侨民、从个人危机到世界安全……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强劲的实力和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以真正的大国责任做到对外和平相处，尽自己的全力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单纯的救人转变到拯救世界，中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使命和责任。从表象到本体，《红海行动》以恢宏的国家主题，跨越生死、种族、时空的间隙，执着于对生命、自由、和平等种种话题的探讨，并使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获得了最为有效的传播。精准共情是《红海行动》的主题表达得以实现的神秘力量。同所有影视媒介一样，电影艺术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视听承载实体或单一的符号化价值劝说的手段，而是一种对消费时代的感性认识，是突破了视野“模糊性”和“去分化”后对人类本我价值更多肯定的表述，是解读现实、突破物质、提倡精神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共情”（Empathy）源自德文单词“Einfuhlung”。最初，德国哲学家罗伯特·维舍将其表达为：“人们把自己真实的心灵感受主动投射到客观事物上的一种现象。”[5]美国心理学家蒂奇纳在“Einfuhlung”的基础上创造一个英文新单词“Empathy”。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共情定义为：个体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体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样的能力。因而，在电影有限的时空中，国家精神和主流价值才是《红海行动》得以广泛传播、大受欢迎的精准共情。
结语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式发展，随着《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现象级作品的出现，类型电影已经成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成为决定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方向及未来的关键。契合电影发展商业策略的类型电影是以限定的文化形式进行的社会功能，也是电影产品在制作者和观众间默契的达成。因而，类型电影不仅构成了电影市场中屡创佳绩的世俗神话，更是承载主流价值的重要主体。在我国，战争电影曾经长时间地领跑中国类型电影赛道，以无数经典的作品和让人难忘的银幕形象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红海行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得以反思现代战争电影乃至类型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与未来。美国是类型电影出现的大本营，也是当今类型电影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因而，以《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为例进行的本土经验和域外经验的比较，则为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现代战争片及发展中国类型电影提供了视角及途径。
参考文献：
[1]傅红星.中国早期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346.
[2]李洋.边缘艺话[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8.
[3]贾磊磊.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 J ].电影艺术，1990（05）：5.
[4][美]托马斯·沙兹.好莱坞类型电影：公式、电影制作与片场制度[M].李亚梅，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22.
[5]赵洪金.共情的理论和发展[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7.
【作者简介】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最暴力的手段，是政治和外交的最极端手段。广义来说，并非只有人类才有战争。因而，战争的历史要比人类的存在还要久远。战争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初期。1898年，从斯图特·布列克顿在纽约的一个房顶上伪造了关于美西战争的场景照片之时起，电影艺术就拥有了以战争为主题的表达。我国电影中的战争表述可以追溯到1924年，影片《吴佩孚》以“毫不避讳地极力渲染各种武力交战的军事场面”[1]被视为中国电影战争表达的起点。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战争电影历经转型、上升、探索、融合，以异彩纷呈的形式成为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2018年2月16日上映的《红海行动》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以内容选择、叙述视角、视听调度、技术传达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种种突破和创新，不仅彰显了我国战争电影当下所具有的品质和境界，也为我国战争电影的未来开拓了新的格局和可能。
《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军特种部队“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临危受命，执行战地撤侨、营救人质、粉碎核武威胁的故事。这种在战争题材框架中讲述的“海外营救”叙事，使我们不得不想起世界电影史中另一部类似的杰作《勇者行动》（Act of Valor）。从故事来源到叙事建構，从类型范式到视听调度，《红海行动》与《勇者行动》在各个方面均具有极大的可比性。李洋说“比较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视野，而非一种果实”[2]。以这两部相似的电影为起点，我们立足于战争电影的类型本体，以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为目的，在本土案例与国际视野语义的关联和表达的差异中，对这两者的不同呈现及深层根源进行了透彻的追问与探究。毕竟，“我们之所以要把一个关于电影‘被表达面’的设问转换为一个关于电影‘表达面’的设问，是因为我们历来认为任何艺术作品的表述方式都比其表述的对象更为重要”[3]。
一、真实事件的改编与现实认知的深化
《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均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随着电影艺术的日益丰富，从社会现实中取材已经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方式，世界各国也随之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美国的《聚焦》《房间》、韩国的《杀人回忆》《熔炉》、中国的《解救吾先生》都是其中不凡的代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有利于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有利于传达人文关怀、有利于丰富电影的题材内涵……《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则不约而同地以对真实事件的选择表达特定的思想，并借助对现实事件的深度挖掘深化对现实的认知。
被誉为海豹特种部队宣传片的《勇者行动》是一部高水准的战争电影，其以海豹队员的真实参演、全球投送的反恐行动、精准高效的军事猎杀、世界领先的特种装备等讲述了骁勇善战的海豹突击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十大特种部队之一，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为神秘、最具震慑力的特种作战部队之一。因为从事任务的高度机密性，海豹突击队一直笼罩着一股神秘的色彩，世人所知道的也只是海豹突击队几乎参加了每一次重大的现代战争和军事反恐事件，被称为特种部队中的传奇。周密到极小细节的计划、迅如闪电的行动以及海豹突击队队员深藏的情感等种种真相就成了电影《勇者行动》的最大卖点。《勇者行动》的故事是从海豹突击队的真实行动中精心遴选出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对荣誉勋章获得者迈克尔·蒙索尔中士英勇事迹的纪念。2006年9月29日，在拉马迪战役中，迈克尔·蒙索尔中士用自己的身体扑倒敌军手榴弹，掩护了战友却牺牲了自己。2008年，迈克尔·蒙索尔被追授了荣誉勋章。
《红海行动》是以“也门撤侨”为背景对中国海军特种部队蛟龙突击队的展示。“也门撤侨”是历次中国撤侨行动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在这次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直接靠泊在也门港口，在一级战斗警戒的部署中，直接用军舰运送中国公民;并成功帮助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公民离开也门地区，完美展现出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许多外媒将这次行动称为“中国海军的一大步”。
在融媒时代，电影作为有力的传播工具，日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展示，电影再现的是存在，表达的是关注，传播的是思想，反思的是关系。那么，《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均是当下背景中真实战争事件的再现，以明确的指向性和引导性，完成观众与电影传达的价值观念的统一，即对现实认知的深化，同时也完成了现代战争片的精神指向和意义存在。
二、精当的调度与微妙的细节
类型电影作为一种在好莱坞电影体系中形成的电影工业美学范式，是在观众的诉求与电影的生产之间形成的一种交换的互动过程。因而，任何一种类型电影都是基于特定的“惯例”之上的。托马斯·沙兹说：“电影工作者创新的动机，是根据他对某些惯例和观众反应的实际认知而调整的：观众虽然也要求求新求变，但变化却必须发生在一个熟悉的叙事经验的文本中。”[4]对于战争电影的保守性心理满足而言，战争场面正是在熟悉的叙事经验文本中，对类型观众安全性渴望的满足。同时，对于现代战争片而言，其区分于传统战争片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对战争局部而非战场全局的表现。因而，在同为现代战争片的《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两部电影中，我们只能透过血与火的局部来一窥战争的惨烈。 客观来说，《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中“海外救援”的故事设置得相对老套，情节也相对简单。但这两部电影却以有限的篇幅在不同主题的取舍间呈现了战争电影的盛事年华。场面调度和细节呈现构成了这两部电影最大的亮点。
为达成战争电影奇观化的美学范式，《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不约而同地综合了多种作战模式，让观众在一部电影中得以欣赏密集、血腥、暴烈的多重战斗场面。以《红海行动》为例，电影中既有街道狭窄、环境复杂、枪火无形的城市巷战;又有地域广阔、无处隐蔽、不可预知的沙漠作战。《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都是对特定军事行动的艺术创作。《红海行动》中的战斗过程被有意地分解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打击海盗、解救人质和争夺“黄饼”;《勇者行动》的战斗过程则是解救人质和打击恐怖袭击两个阶段。围绕着这一系列“特种作战任务”，《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呈现了侦查、狙击、火力压制、强攻、掩护等所有特种战术要素。同时，复杂多变的战场状况、交战多方的相互制约为两部电影的场面调度增加了巨大的考验。《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充分利用了视觉、听觉、空间、视角等种种手段，以“知觉的调度”塑就了精准的场面调度，达成了完成度极高的逼真的战斗描写;并通过狙击手对决、坦克大战、无人机攻击等种种对抗，让观众在浸润式的观感中获得了亲临战场般的绝佳体验。
藉由丰富的战争体验，武器装备也成为电影中重要的“主角”。《红海行动》中的武器装备是最新型的，包括中国人民海军最新型的054A型护卫舰，能够一次锁定40多个目标的1130近防炮，中国海军目前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大型船坞登陆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代常规动力039型潜艇;《红海行动》中的武器装备是多兵种的，包括气垫登陆艇、无人攻击机、“毒刺”防空导弹、四人空降的“翼装侠”;《红海行动》中的武器装备是多元化的，包括比利时的SCAR自动步枪、德国R93狙击步枪、美军三军制式M249机枪……《红海行动》以当下国产战争片中最豪华的武器阵容，从视觉冲击力、场面效果、景观呈现等角度达成战争类型电影的奇观化;同时，这种军事透明度也展示了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从价值体系的角度贴合了电影的主题。
战争片从来不是细腻的电影类型，但《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这两部战斗场景均超过80%的影片，却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微妙的细节，借以传达不同的情感流向。《红海行动》中的细节主要用于具化人物或深化价值。以团队的力量，《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中的每个队员其实更近似于团队分工职责中的实体化，他们有的冲锋、有的防守、有的通讯、有的救治……因而，为了突破脸谱化的存在，《红海行动》有意设置了一些暖心的小细节，让蛟龙突击队中的队员们被还原为真实的人的存在：偷吃糖的庄羽、枪响时下意识挡住李懂的罗星、石头和佟莉的心形“合影”……《红海行动》中还有意使用了一些貌似寻常的细节来深化影片的价值。当机枪手石头的脸部被炸毁、疼得嗷嗷直叫时，医疗兵陆琛和他对视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着手头的任务：陆琛把手里的止疼药打给了他正在医治的平民小姑娘，石头继续加入战斗。这就是中国的兵，在他们心里，永远守护人民，永远人民第一。《勇者行动》中的细节则更倾向于呈现战争的真实或残酷。营救人质的洛克小分队在袭击敌方哨兵时，先遣队员们事先悄悄地潜藏在水里，只露出了举出水面的一双手。当敌方哨兵被杀落水时，我们才明了那双手是用来接住敌人哨兵的尸体，避免尸体落水发出声音的。当洛克扑向手榴弹时，我们只能听到闷闷的一响和看到洛克身体下流出的鲜血。即将成为人父的洛克就这样永远失去了看见自己孩子的机会。这种直接和残酷才是战争中最真切的现实吧。
三、凡人英雄与真实女性
战争片一般沿袭两种惯常的塑造方式，一是以塑造人物为主，通过战争事件、战役过程及对战斗场面的描写，呈现人物的思维活动、性格呈现;二是以反映战争为主，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铺陈，来具体阐释某一战争行动、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思想。因而，战争片中的人物呈现是全片最具光彩的所在。同时，因战争片对视听奇观、动作设计、场面调度的关注，往往使片中人物被局限为惯例性的存在。正因此，《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中的人物塑造才格外令人惊喜。
《勇者行动》的最大卖点就在于对海豹突击队传奇背后隐秘的呈现。随着片中主角第一视角的引领，我们深入的不仅是全球投送的反恐行动、精确高端的军事猎杀、瞬息万变的酷烈战争，我们更能深入这些铁血男儿血肉之躯中隐藏的信仰与情感。正是这些情感的流露和不舍，才让这些冲锋陷阵的铁血英雄有了真实的既視感，才让我们得以记住这些源于真实的凡人英雄。其实贯穿《勇者行动》始终的情感线索是战友对洛克的缅怀。不同于以往脸谱化的英雄，即将成为人父的激动和对妻儿的不舍让英雄洛克回归于凡俗的现实之间。洛克是凡人的英雄，在片尾的独白中，他说：“认真过你的生活，让死亡的恐惧永远无法入侵你的心灵……热爱你的生命、健全你的生命，让生命中的一切事物更加美丽……当你生命将尽的那一刻，不要像那些内心对死亡充满恐惧的人们一样，在临终之前哭泣着、祈求着生命能重来一次好做出不同的抉择、活出不同的方式……高唱你的死亡之歌吧！然后如英雄般的视死如归。”“少数拯救多数”（Damn few）是美国海豹特种部队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让洛克在即将为人父时也勇敢地踏上了拯救他人的征程，正是这种使命让洛克扑在手榴弹上来拯救全队人的生命，也正是这种使命让作为一个凡人的洛克咏出了对生命的不舍。毕竟，这种使命、牺牲、精神才是洛克这般的凡人英雄们期冀传达的价值和普世理念，那就是对生命的尊崇。
《红海行动》以群像英雄代替了以往战争电影中常见的个体英雄呈现。在这部电影中，蛟龙突击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英雄，他们各司其职，团结合作，以一个明确分工的“职业团队”完成了对英雄理解的深化。在《红海行动》群像式的英雄塑造中，八名成员均被赋予了鲜活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他们不是脸谱化的，也不是符号性的，没有因一身戎装和类似的行动淹没在枪林弹雨的硝烟中，却以具体细化、活灵活现的点滴成为真实存在的人。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爱吃糖的机枪手石头、畏惧战斗的观察员李懂、勇于担当的队长、安抚战友的狙击手顾顺。对“人本”的关注，使得《红海行动》在人物的塑造上具有了远超之前种种战争电影的不凡。队长、狙击手、爆破手、观察员、医疗兵、机枪手、通信兵……这些独立的个体组成了一个顽强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则以共同体的呈现塑造了凡人英雄的真实。 战争电影通常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因而，战争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经常是作为被拯救者或情感的象征而存在的。战争电影中也因此会出现一些固定的女性角色，比如医生/护士、母亲、妻子/女友、女军官/女兵、女受害者等等。《战狼2》中的瑞秋医生、《勇者行动》中的洛克妻子、《全金属外壳》中的越南女狙击手就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些角色。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勇者行动》和《红海行动》以不同的选择呈现了战争中女性的不同样态。《勇者行动》中的女性形象稍显传统，主要包括以被绑架的CIA女特工为代表的女受害者和洛克的妻子为代表的妻子形象。《红海行动》中的女性形象则超越了战争电影的类型惯例。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红海行动》突破了人物扁平化处理，创作出一批真实而立体的女性形象，主要包括女战士佟莉、战地女记者夏楠、女人质邓梅。女战士佟莉是一位沉默、头发极短、身着作战服的机枪手。战斗中，敌我双方均未因性别元素而对佟莉区别对待。进攻时，战友毫不忌讳地呼喊：“佟莉，掩护我！”被恐怖分子挟持时，恐怖分子喊出的是“kill him（杀了他）”。佟莉以女性身份成为蛟龙突击队中的重要战斗力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过硬的军事素养、坚韧的精神品格、顽强的战斗精神，佟莉所代表的女军人形象让人眼前一亮，她是蛟龙突击队英雄群像中重要的一员，也是新时期女性形象的突出代表。
战地记者夏楠是《红海行动》中重要的线索人物。她身上有对职业的操守、对罪恶的不屈、对家人的深情。在《红海行动》中有条重要的深层线索隐藏于夏楠的转变之上。当反战的夏楠拿起枪瞄准敌人的时候，反而是影片反战主题的再次升华。毕竟战争带给人的伤害永不能消逝。随着对战争的深入，在客观的环境和符合逻辑的剧情设计中，夏楠的转变就显得格外真实。夏楠所代表的女性的坚毅是随着战争的行进逐渐成长的，这正是时代语境中女性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的必然选择和理性成长。
作为人质的邓梅是电影中绝对的弱者，但这个角色的作用却并未止于符号性的设置。我们看到，她是被中国解救的侨民的代表，却也是危急关头人性的凸显。在枪林弹雨中，邓梅将防弹衣掷还给蛟龙突击队员的那一刻，代表着强大弱者人性光芒的闪光。
《红海行动》不存在以往战争电影对女性的惯有关怀。这种对女性性别的忽视或无视才更契合战场的真实，才是影片塑造女性形象时最成功和最具突破性的所在。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被社会构建出现的。”《红海行动》以丰富的女性形象及张扬的女性意识唤起的不仅是观众更多的共鸣感，更是对文化发展及时代跃迁进行的新的表达。这种女性的崛起和对属己话语权的获得，正是时代发展中女性意识的显著凸显，是时代文化层级对电影创作中不同叙事结构、类型选择和主题范式的巧妙植入。可以这样说，《红海行动》以男性塑造了故事的层次，同时凭借女性完善了故事的丰盈。
四、“家”与“国”的情怀
电影是一种“世界观”。战争电影往往是以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军事行动的阐释，因而，在战争的奇观、战争的动作和战争的暴力等美学的价值判断之上，作为最具“上镜头性”的类型电影之一的战争片的道德价值判断往往是有关国家形象、主流意识的。在总体上，以英雄主义为主导的战争电影的主流是弘扬爱国主义的，是通过本国军人的英雄行为和敌国的罪恶来激发观众的爱国情绪的。《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都属于这一类别。在对国家意识、主流意识的弘扬方面，《勇者行动》和《红海行动》却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分别以“家”及“国”的情怀弘扬了爱国的感情和主流的价值。
《勇者行动》最大的亮点就是真实。故事改编自真实的军事行动;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真实枪械和实弹，参演的部分主演是现役的海豹突击队队员;电影中多次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勇者行动》以身临其境的既视感，向观众讲述了海豹突击队员鲜为人知的经历，以此铭记特种部队队员做出的巨大牺牲。因而，在整部电影中，令人震撼的不仅是这些战士们的战斗力，更是他们面对的人生抉择和挑战。电影中贯穿始终的独白是准爸爸洛克对未出生孩子的寄语，从对人生本质和希望的认知，讲到对生命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态度。深爱家庭的海豹突击队中尉洛克在完成任务、保护国家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永远失去了看到自己孩子的机会。和以往战争片不同，《勇者行动》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有关家庭生活的场景，用以描述家庭对于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意义和使命。影片以洛克为视角讲述的是“家”“国”间利益冲突时军人的抉择，同时以戴夫为视角讲述了同一个家庭中几代军人对国家前赴后继的奉献。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元素。“家”“国”之间构成了休戚与共的永恒守望。只有家安才能国泰，同样也只有国泰才能家安。《勇者行动》这部美国主旋律的战争电影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中以高水准的军事动作讲述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情怀。那么，由己而家，由家而国，在对家国体认的精神谱系中，以自身承担的責任和选择进行对个体、家庭和国家三者之间的辩证思考，才是《勇者行动》藉由爆裂视听传达的最深沉体认。
作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战争片的《红海行动》则把对“国”的体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在宏观意义上，《红海行动》是以强军兴军时代精神为背景，对我国国家形象品牌传播的一次有益尝试。以彰显国家形象为目的，《红海行动》中的国家精神和主流价值不再局限为特定的符号或象征，而是以三重解救对传统意义中的国家精神进行了呈现：第一层是蛟龙突击队对商船及陷入他国战乱中同胞的解救;第二层是对同胞邓梅及他国人质的解救;第三层是通过抢夺黄饼，对世界生化危机的解救。从个体到群体、从同胞到他国侨民、从个人危机到世界安全……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强劲的实力和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以真正的大国责任做到对外和平相处，尽自己的全力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单纯的救人转变到拯救世界，中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使命和责任。从表象到本体，《红海行动》以恢宏的国家主题，跨越生死、种族、时空的间隙，执着于对生命、自由、和平等种种话题的探讨，并使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获得了最为有效的传播。精准共情是《红海行动》的主题表达得以实现的神秘力量。同所有影视媒介一样，电影艺术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视听承载实体或单一的符号化价值劝说的手段，而是一种对消费时代的感性认识，是突破了视野“模糊性”和“去分化”后对人类本我价值更多肯定的表述，是解读现实、突破物质、提倡精神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共情”（Empathy）源自德文单词“Einfuhlung”。最初，德国哲学家罗伯特·维舍将其表达为：“人们把自己真实的心灵感受主动投射到客观事物上的一种现象。”[5]美国心理学家蒂奇纳在“Einfuhlung”的基础上创造一个英文新单词“Empathy”。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共情定义为：个体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体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样的能力。因而，在电影有限的时空中，国家精神和主流价值才是《红海行动》得以广泛传播、大受欢迎的精准共情。
结语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式发展，随着《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现象级作品的出现，类型电影已经成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成为决定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方向及未来的关键。契合电影发展商业策略的类型电影是以限定的文化形式进行的社会功能，也是电影产品在制作者和观众间默契的达成。因而，类型电影不仅构成了电影市场中屡创佳绩的世俗神话，更是承载主流价值的重要主体。在我国，战争电影曾经长时间地领跑中国类型电影赛道，以无数经典的作品和让人难忘的银幕形象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红海行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得以反思现代战争电影乃至类型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与未来。美国是类型电影出现的大本营，也是当今类型电影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因而，以《红海行动》和《勇者行动》为例进行的本土经验和域外经验的比较，则为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现代战争片及发展中国类型电影提供了视角及途径。
参考文献：
[1]傅红星.中国早期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346.
[2]李洋.边缘艺话[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8.
[3]贾磊磊.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 J ].电影艺术，1990（05）：5.
[4][美]托马斯·沙兹.好莱坞类型电影：公式、电影制作与片场制度[M].李亚梅，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22.
[5]赵洪金.共情的理论和发展[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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