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岁男孩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而家贫缺钱的父母相互推诿，为谁去借钱发生激烈争吵。次日他们发现，小孩在房间里用自己的红领巾上吊自杀。这是一个发生在特区汕头的新闻，备受网友关注，其中不乏网友将结症归到了贫富差距上。从笔者了解的一些信息来看，可以肯定，广东是全国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一方面广东是经济发达地区，富裕阶层本身很突出，另一方面广东落后地区的贫困状况，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如果我们今天仍不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给予高度的关注，那么很可能葬送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经济社会成果，发达的广东地区，也可能是社会矛盾累积最为严重的最先爆发点。
　　最近半个月里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一是广东省人大某领导家被开着小车冒充业主的“大盗”光顾，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很快案子就得以侦破；北江发生疑点重重的疑似谋财害命之大案，警方却以“找不到线索，没有目击证人”将四条人命定性为溺水死亡。家属提出质疑，警方却要求家属自己支付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巨款”的尸检费和停尸费。这种有势者与弱势群体在“权力资源”以及各种公共资源方面的隐性“贫富差距”，更是一种扭曲社会关系的潜在“公害”，导致人们在正义、公平、幸福等社会感知上产生巨大的落差。
　　一切社会现象似乎都可以用经济方法来解释。反过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也会对社会改革提出深刻的要求。当即将到来的某一天，银行爆发大规模的楼房断供的时候，有没有人想到这既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所害：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一般老百姓的真实住房需求被压抑，而富人的投资需求把房价螺旋推高，更进一步压抑真实的住房需求，房地产最终变成了击鼓传花的炒家游戏？市场一旦重返理性，潮水褪去，银行发现自己才是沙滩上的裸泳者。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長，我们过于迷信我们是一辆不用进行例行保养与维修的神奇跑车。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解决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人作为一种宝贵的生产要素被解放，资金、土地等方面，亦莫不如此。但到今天，依靠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土地红利”，这种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路径被证明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走进制度创新与自由法治的新征程上来，这也是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对社会改革提出深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