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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4日，北京。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儿女口述史料”采访组走进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烈士的遗腹子、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沈一之（又名欧阳申华）家中。83岁高龄的沈一之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将自己的坎坷身世和人生经历娓娓道来。
常言道，幼年失怙，人生大悲。我出生前两个月父亲欧阳洛就牺牲了，4岁被寄养到远房亲戚家，从此与母亲沈谷南天各一方，14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虽然生活困苦，求学艰难，但我并未依靠烈士遗孤的身份求得组织上的帮助，而是秉承父辈遗志，参加革命，17岁领导学生运动，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成为游击队和地方党委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成长为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偶尔看见一只孤鸿在飞翔，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只孤独的鸿鹄一样，展翅于渺渺天地之间，划出一道子继父业、赴蹈革命的红色轨迹。
父亲仅留下三件遗物：一个皮箱、
一枚戒指、一张照片
我是遗腹子，出生后就没有见过父亲。这张照片是母亲留给我的，也是父亲欧阳洛烈士唯一存世的遗照。照片里的父亲，文质彬彬，清隽潇洒。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儒雅书生，在家乡江西吉安播下了革命火種，为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培养了大批优秀骨干。
1922年，22岁的父亲从家乡江西省永新县来到省会南昌，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受江西最早的革命者赵醒侬、方志敏等人影响，父亲看了大量革命书籍刊物，接受革命思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江西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5年，组织派父亲回吉安市和永新县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贺怡、朱昌偕等入党，这批人大都成为井冈山早期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父亲在永新县创建党组织，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农运，支援北伐，策划永新暴动，为日后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铺了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永新暴动”予以高度评价。
1927年父亲到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组织派其到上海找党。父亲经九江坐船抵沪，身无分文，一路讨饭，骨瘦如柴，在黄浦江外滩被同志发现，才跟江苏省委接上头。9月被派到英商老怡和纱厂，改名毛春芳任党支部书记，以车间写字先生身份领导工人运动。11月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当时上海工人搞游行集会，暴露革命身份，导致很多同志受害。面对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父亲不搞游行示威，而是扎实发动群众，体现出极强的工作能力。他成功领导几次罢工，资本家被迫答应群众要求，群众信心和革命情绪被逐步调动起来。党组织很快派他到更为重要的沪西区，在陈云因故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代理沪西区委书记，与任弼时、李维汉、刘少奇等一道领导上海革命斗争，几个月内工作就见成效。
1930年2月，为重建几近瘫痪的湖北省委，父亲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临行前，我母亲沈谷南已经身怀有孕，父亲嘱咐母亲说：“孩子出生后，取名欧阳申华。”在湖北，父亲迅速恢复党组织，工作刚有起色，就因叛徒告密，4月不幸被捕，受尽酷刑。当时一位国民党团长姓欧阳，是江西人，出于老乡关系劝父亲投降。父亲坚贞不屈，说大丈夫死就死，决不投降！4月15日（另说18日或7日）父亲牺牲于武昌阅马场。据史料记载，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一人领唱，众人和之，英勇就义，时年30岁。两个月后，我在上海出生了。
1960年，我从北京调往四川工作时，母亲沈谷南交给我三件父亲遗物，一件是上海老凤祥的结婚戒指，一件是装过上海党中央机要文件的皮箱，还有一张父亲欧阳洛现存的唯一照片。后来，我将皮箱与戒指捐赠给永新县革命纪念馆，供后人瞻仰。
15年后与母亲重逢时，我已成为
领导当地游击战争的青年干部
我的母亲沈谷南是湖南湘乡人。外公叫沈春农，也是革命烈士，是毛泽东在韶山最早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湖南农民运动著名领袖，担任湖南省农协特派员、湘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10多处提到湘乡农民运动的成绩和经验。马日事变后，外公沈春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第二天就被枪毙。家里的“顶梁柱”死了，沈家顿时崩溃了。我母亲原名沈凤英，当时从家乡逃到上海，隐姓埋名改名沈谷南，担任上海党中央机关的机要联络交通，并认识了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父亲欧阳洛。1928年母亲同父亲结婚，1929年怀上了骨肉，也就是我。父亲牺牲时，母亲再次受到打击，痛不欲生，但为了襁褓中的我，为了革命的根苗，她强忍悲痛，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地下活动。母亲亲身经历了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斗争、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严重破坏等重大事件。1934年母亲在组织安排下，赴苏联学习，从上海经海参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但襁褓中的娃娃怎么办？母亲跟我外婆商量，把我寄养到湖南远房舅妈家，对外说是买来的
儿子。
我是4岁到养母家，养母家当时有一点田产，家境尚好。但没几年家道中落，穷得要命，供不起我读书。还是我的外婆和亲舅舅有所接济，坚持让我读了书。记得在抗战时期，湖南沦陷，学校停学，读不了书。这时，我在重庆的大舅舅，他要我、姨、小舅三个人背着包袱，担着行李，步行几千里路，到重庆大后方读了一段时间书。
我先在湖南东山学校（毛泽东的母校）读初中，后来到湘中名校春元中学读高中。由于没有父亲，我饱受欺凌，心理很压抑。直到14岁，一位亲戚告诉我说，你父亲是大共产党欧阳洛，母亲在苏联，并告诉我父亲和外公是如何牺牲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身世，知道自己是烈士后代。我当时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一生都留下深刻烙印。我对党、对革命的感情油然而生，从此自觉走上革命道路。
1947年在春元中学，我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春元三杰”之首，带领同学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开辟国统区第二条战线。18岁时，我以贫苦知识分子的身份入党。我后来在韶山以教书为业，每学期12担谷子，当时生活艰苦，家里没有饭吃，我自己挑谷子到湘乡养母家，20华里一挑子挑回去。最苦到什么程度呢？没米下锅。就在菜园子里讨一把蕹菜（空心菜），也没有油，就用烧红的锅子，扒拉扒拉吃一点。 在這种条件下，我在韶山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当过湘乡地下党的区委委员、区委书记。1949年初，地下党湖南省工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举行湘中起义。我担任游击队四团政治处主任，搞起武装斗争。解放时，南下部队和地下党会师，我当时才19岁，就被安排到益阳地委干校当中队指导员，教育管理中队数百名干部。虽然很多学员比我年龄大，但我敢闯敢干，把工作做得风风火火，很多学员从看不起到真心佩服我。
此时，15年杳无音信的母亲回来找我了。母亲在苏联学习4年，回到新疆任妇女协会副委员长，还参与撮合了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姻缘。后来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革命，母亲等120多名党员被捕，坐了4年牢。她们在监狱里展开绝食斗争。1946年6月，经党中央营救，母亲来到延安，分配到晋绥军区当政治部秘书，兼任晋绥边区妇联主任。后随部队南下，进军重庆，顺便回湘乡找日思夜想的儿子。这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我们母子见面，抱头痛哭。作为老党员，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咿呀学语的儿子，继承父业，靠自己奋斗，居然成长为领导当地游击战争的青年干部。
父亲百年诞辰纪念
解放时，我随二野部队进军西南，到了重庆。1949年冬到1951年，我担任西南团工委宣传部教育科长，期间兼任重庆市沙市区团委宣传部长。1951年9月，当时西南区决定，调一批县团级干部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我去了不到一个月，就被中央组织部选中。当时中央组织部进城不久，非常缺干部，就派人到党校去找。发现我虽然年轻，但已做过革命工作，又能写东西，又是烈士后代，就把我调到中央组织部，一干就是十年。后来中央成立新的六个局，我从中央组织部调到西南局组织部当办公室主任，“文革”期间受到批斗。1974年，我从“牛棚”出来，担任四川省委工作团副团长，后到绵阳地区降级使用，任地委常委、秘书长，当时地委班子瘫痪，我实际上在主持有1900万人口的绵阳的工作，担任“不是地委书记的书记”。1978年调回四川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80年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1983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先担任研究室主任，后担任秘书长，直至
离休。
虽然历经人生沉浮，但寻找父亲的足迹，一直魂牵梦绕在我心头。1952年我写信给江西省委办公厅，说自己是欧阳洛烈士的儿子，想回老家看看。江西省委马上回信说：“沈一之同志，欢迎你回来。”1953年2月，我顺路到南昌，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也是我的永新县老乡）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玉衡接待了我，一了解情况，立刻送我回到永新。
记得回家那天，下着大雨，四五寸深的泥巴路。永新县委非常重视，老苏区干部、永新县长吴龙开接待我。因为是解放初期，还有很多敌特在搞暗杀和破坏，县里怕我出事，专门派公安局干部陪着我回老家永新县芦溪乡杨家村，还安排当地一个民兵班保卫我。一听到共产党员欧阳洛烈士的儿子回来了，当地一下子轰动了。我在杨家村待了好几天，拜了祠堂，乡亲们杀猪宰羊。我当时很感动，拜祖寻亲，几十年了……（说到此处，沈老禁不住哽咽。——笔者注）乡亲们要我题字，我就写了毛主席的那句话“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他们就把这幅字挂在祠堂里。后来祠堂没有了，字也没有了。
2000年12月，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他牺牲70周年。吉安市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召开了非常隆重的纪念大会。我携妻带子去了，原先欧阳家族送出去隐姓埋名避祸的后代们也去了，当地成百上千的干部群众汇聚过来，缅怀永新这位革命播火者。我在纪念大会上，深情回忆起父亲革命的一生，讲话中几次哽咽，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感动，很受教育。
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离休在家，以书法怡情，但仍关心国家大事。我真心希望能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让现在年轻人真实了解革命艰辛，懂得党史国史，能够对党、对革命树立一种真诚情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这样烈士的鲜血才不会白流，党和国家才会大有希望。
（编辑 黄艳）
口述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
整理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办公厅干部，主任记者
常言道，幼年失怙，人生大悲。我出生前两个月父亲欧阳洛就牺牲了，4岁被寄养到远房亲戚家，从此与母亲沈谷南天各一方，14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虽然生活困苦，求学艰难，但我并未依靠烈士遗孤的身份求得组织上的帮助，而是秉承父辈遗志，参加革命，17岁领导学生运动，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成为游击队和地方党委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成长为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偶尔看见一只孤鸿在飞翔，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只孤独的鸿鹄一样，展翅于渺渺天地之间，划出一道子继父业、赴蹈革命的红色轨迹。
父亲仅留下三件遗物：一个皮箱、
一枚戒指、一张照片
我是遗腹子，出生后就没有见过父亲。这张照片是母亲留给我的，也是父亲欧阳洛烈士唯一存世的遗照。照片里的父亲，文质彬彬，清隽潇洒。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儒雅书生，在家乡江西吉安播下了革命火種，为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培养了大批优秀骨干。
1922年，22岁的父亲从家乡江西省永新县来到省会南昌，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受江西最早的革命者赵醒侬、方志敏等人影响，父亲看了大量革命书籍刊物，接受革命思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江西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5年，组织派父亲回吉安市和永新县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贺怡、朱昌偕等入党，这批人大都成为井冈山早期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父亲在永新县创建党组织，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农运，支援北伐，策划永新暴动，为日后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铺了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永新暴动”予以高度评价。
1927年父亲到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组织派其到上海找党。父亲经九江坐船抵沪，身无分文，一路讨饭，骨瘦如柴，在黄浦江外滩被同志发现，才跟江苏省委接上头。9月被派到英商老怡和纱厂，改名毛春芳任党支部书记，以车间写字先生身份领导工人运动。11月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当时上海工人搞游行集会，暴露革命身份，导致很多同志受害。面对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父亲不搞游行示威，而是扎实发动群众，体现出极强的工作能力。他成功领导几次罢工，资本家被迫答应群众要求，群众信心和革命情绪被逐步调动起来。党组织很快派他到更为重要的沪西区，在陈云因故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代理沪西区委书记，与任弼时、李维汉、刘少奇等一道领导上海革命斗争，几个月内工作就见成效。
1930年2月，为重建几近瘫痪的湖北省委，父亲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临行前，我母亲沈谷南已经身怀有孕，父亲嘱咐母亲说：“孩子出生后，取名欧阳申华。”在湖北，父亲迅速恢复党组织，工作刚有起色，就因叛徒告密，4月不幸被捕，受尽酷刑。当时一位国民党团长姓欧阳，是江西人，出于老乡关系劝父亲投降。父亲坚贞不屈，说大丈夫死就死，决不投降！4月15日（另说18日或7日）父亲牺牲于武昌阅马场。据史料记载，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一人领唱，众人和之，英勇就义，时年30岁。两个月后，我在上海出生了。
1960年，我从北京调往四川工作时，母亲沈谷南交给我三件父亲遗物，一件是上海老凤祥的结婚戒指，一件是装过上海党中央机要文件的皮箱，还有一张父亲欧阳洛现存的唯一照片。后来，我将皮箱与戒指捐赠给永新县革命纪念馆，供后人瞻仰。
15年后与母亲重逢时，我已成为
领导当地游击战争的青年干部
我的母亲沈谷南是湖南湘乡人。外公叫沈春农，也是革命烈士，是毛泽东在韶山最早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湖南农民运动著名领袖，担任湖南省农协特派员、湘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10多处提到湘乡农民运动的成绩和经验。马日事变后，外公沈春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第二天就被枪毙。家里的“顶梁柱”死了，沈家顿时崩溃了。我母亲原名沈凤英，当时从家乡逃到上海，隐姓埋名改名沈谷南，担任上海党中央机关的机要联络交通，并认识了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父亲欧阳洛。1928年母亲同父亲结婚，1929年怀上了骨肉，也就是我。父亲牺牲时，母亲再次受到打击，痛不欲生，但为了襁褓中的我，为了革命的根苗，她强忍悲痛，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地下活动。母亲亲身经历了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斗争、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严重破坏等重大事件。1934年母亲在组织安排下，赴苏联学习，从上海经海参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但襁褓中的娃娃怎么办？母亲跟我外婆商量，把我寄养到湖南远房舅妈家，对外说是买来的
儿子。
我是4岁到养母家，养母家当时有一点田产，家境尚好。但没几年家道中落，穷得要命，供不起我读书。还是我的外婆和亲舅舅有所接济，坚持让我读了书。记得在抗战时期，湖南沦陷，学校停学，读不了书。这时，我在重庆的大舅舅，他要我、姨、小舅三个人背着包袱，担着行李，步行几千里路，到重庆大后方读了一段时间书。
我先在湖南东山学校（毛泽东的母校）读初中，后来到湘中名校春元中学读高中。由于没有父亲，我饱受欺凌，心理很压抑。直到14岁，一位亲戚告诉我说，你父亲是大共产党欧阳洛，母亲在苏联，并告诉我父亲和外公是如何牺牲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身世，知道自己是烈士后代。我当时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一生都留下深刻烙印。我对党、对革命的感情油然而生，从此自觉走上革命道路。
1947年在春元中学，我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春元三杰”之首，带领同学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开辟国统区第二条战线。18岁时，我以贫苦知识分子的身份入党。我后来在韶山以教书为业，每学期12担谷子，当时生活艰苦，家里没有饭吃，我自己挑谷子到湘乡养母家，20华里一挑子挑回去。最苦到什么程度呢？没米下锅。就在菜园子里讨一把蕹菜（空心菜），也没有油，就用烧红的锅子，扒拉扒拉吃一点。 在這种条件下，我在韶山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当过湘乡地下党的区委委员、区委书记。1949年初，地下党湖南省工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举行湘中起义。我担任游击队四团政治处主任，搞起武装斗争。解放时，南下部队和地下党会师，我当时才19岁，就被安排到益阳地委干校当中队指导员，教育管理中队数百名干部。虽然很多学员比我年龄大，但我敢闯敢干，把工作做得风风火火，很多学员从看不起到真心佩服我。
此时，15年杳无音信的母亲回来找我了。母亲在苏联学习4年，回到新疆任妇女协会副委员长，还参与撮合了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姻缘。后来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革命，母亲等120多名党员被捕，坐了4年牢。她们在监狱里展开绝食斗争。1946年6月，经党中央营救，母亲来到延安，分配到晋绥军区当政治部秘书，兼任晋绥边区妇联主任。后随部队南下，进军重庆，顺便回湘乡找日思夜想的儿子。这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我们母子见面，抱头痛哭。作为老党员，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咿呀学语的儿子，继承父业，靠自己奋斗，居然成长为领导当地游击战争的青年干部。
父亲百年诞辰纪念
解放时，我随二野部队进军西南，到了重庆。1949年冬到1951年，我担任西南团工委宣传部教育科长，期间兼任重庆市沙市区团委宣传部长。1951年9月，当时西南区决定，调一批县团级干部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我去了不到一个月，就被中央组织部选中。当时中央组织部进城不久，非常缺干部，就派人到党校去找。发现我虽然年轻，但已做过革命工作，又能写东西，又是烈士后代，就把我调到中央组织部，一干就是十年。后来中央成立新的六个局，我从中央组织部调到西南局组织部当办公室主任，“文革”期间受到批斗。1974年，我从“牛棚”出来，担任四川省委工作团副团长，后到绵阳地区降级使用，任地委常委、秘书长，当时地委班子瘫痪，我实际上在主持有1900万人口的绵阳的工作，担任“不是地委书记的书记”。1978年调回四川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80年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1983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先担任研究室主任，后担任秘书长，直至
离休。
虽然历经人生沉浮，但寻找父亲的足迹，一直魂牵梦绕在我心头。1952年我写信给江西省委办公厅，说自己是欧阳洛烈士的儿子，想回老家看看。江西省委马上回信说：“沈一之同志，欢迎你回来。”1953年2月，我顺路到南昌，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也是我的永新县老乡）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玉衡接待了我，一了解情况，立刻送我回到永新。
记得回家那天，下着大雨，四五寸深的泥巴路。永新县委非常重视，老苏区干部、永新县长吴龙开接待我。因为是解放初期，还有很多敌特在搞暗杀和破坏，县里怕我出事，专门派公安局干部陪着我回老家永新县芦溪乡杨家村，还安排当地一个民兵班保卫我。一听到共产党员欧阳洛烈士的儿子回来了，当地一下子轰动了。我在杨家村待了好几天，拜了祠堂，乡亲们杀猪宰羊。我当时很感动，拜祖寻亲，几十年了……（说到此处，沈老禁不住哽咽。——笔者注）乡亲们要我题字，我就写了毛主席的那句话“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他们就把这幅字挂在祠堂里。后来祠堂没有了，字也没有了。
2000年12月，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他牺牲70周年。吉安市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召开了非常隆重的纪念大会。我携妻带子去了，原先欧阳家族送出去隐姓埋名避祸的后代们也去了，当地成百上千的干部群众汇聚过来，缅怀永新这位革命播火者。我在纪念大会上，深情回忆起父亲革命的一生，讲话中几次哽咽，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感动，很受教育。
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离休在家，以书法怡情，但仍关心国家大事。我真心希望能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让现在年轻人真实了解革命艰辛，懂得党史国史，能够对党、对革命树立一种真诚情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这样烈士的鲜血才不会白流，党和国家才会大有希望。
（编辑 黄艳）
口述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
整理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办公厅干部，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