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基层官员的形象很多时候是被‘误读’。”
　　“什么叫‘误读’？活生生的事例摆在那里，还不说明问题？”
　　“那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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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位基层官员的对话。他们一个在乡镇工作十五年，一个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二十年，却因“出身”不同，对基层官场生态理解也存在差异。不过总体认识还算一致：基层官场政治生态复杂，在治理理念、权力观念和官员角色认知等方面，传统的和现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经常会发生冲突。基层官员们在冲突的缝隙里如履薄冰地生存着，学会了在“冰”上走路，路子越走越宽，否则掉进水里“湿”了鞋子还得“湿”了裤。
　　一般说来，我们国家县级以下干部被称基层干部，县级以下官场被称基层官场。十八大后高调出鞘的反腐之剑，已证明我党治吏的决心，但基层官场和体制总是有着血肉相连的关联。我也曾投身于基层官场三十年，做过科员，做过领导，有过得意，也有过失意。两位基层官员的对话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便将三十年官场亲历分为三个时期记于此，力求客观实在，不怨天尤人，不以偏概全。
　　前十年：重在表现，官场升迁少有潜规则
　　1986年初，我由部队转业进入某县县委机关。
　　当时，县委和县政府序列的公务员明显比企业员工地位优越。从企业到事业、从事业到行政的调动叫逆向调动，一般没有可能。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大地，但将职工身份变成干部身份，难的不是一星半点。我由部队干部转业进入行政，按政策顺理成章，只是从部队到地方，诸多方面存有不适应。
　　服装穿着不适应。当时，官场标志服装是中山装，笔者因在南方部队呆得时间长，平时多是西装和皮鞋，没想到上班不几天，领导就专门给谈话了，说要注意服装，不能花里胡哨太出格。没办法，只好到裁衣店做了两套中山装。90年代后服装有了改观，西装革履多了起来，领导们不再认为“出格”，但官话逻辑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上传下达不走样，哪怕领导说错了、改错了，也得“难得糊涂”。我曾起草过一份文件交领导把关，领导拿起笔来改了个一塌糊涂。我发现几处句子改出了明显的毛病，便自作主张改了回来，然后交打印室打印下发。没想到有同事悄悄说领导怎样改都对，下属绝对不能再动领导改过的东西，否则“好果子”吃不着。无奈自己总也“糊涂”不起来，竟大胆动了几次领导改过的东西，至于“好果子”是不是没吃着，时光冲淡得好像没了感觉。
　　人脉资源不适应。“人脉资源”是个新鲜词，那个年代还没人这样说，统统以“社会关系”代之。我老家在农村，18岁参军到部队，远离故土，虽有十几年部队经历，还在一场保卫边疆的作战中荣立三等功，转业回到故乡却两眼一抹黑，几乎没任何人脉资源。好在那时人脉资源大多不是用在官场，而是用在商粮供系统的各种物资上。县城机关的人大多根在农村，七大姑八大姨不是今天让买平价化肥柴油，就是明天让买电视机自行车。那个年代还是计划经济，许多物资凭票供应，所以在物资局或商业局或粮食局工作，真可谓吃香的喝辣的，是人人巴结的主儿。我虽在县委上班，却任何人也不认识，亲戚们找过来只能求同事。好在同事之间关系不错，张开嘴能帮忙就帮忙，本来很难的事人家一个电话就迎刃而解。事虽办了，自己却内心落寞，毕竟曾是部队干部，有过呼风唤雨的经历，如今买点东西还得低头求人。
　　不说“副”字不适应。从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根本不懂基层官场的某些规则。比如对职务的称呼，在部队是副连长就喊副连长，是副政委就喊副政委，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地方对职务的称呼却从不带“副”字，即便人家是副局长或副科长，也得喊局长或科长，如果喊人家副局长或副科长，一准儿认为你是个二百五。我当时所在的县委企业政治部，管理着全县五十八家中小企业。一次到企业调查研究，没改掉部队习惯，竟将王姓副厂长直呼为王副厂长，弄得人家老大不高兴。后来，自己注意了再注意，才没再出现类似问题。
　　尽管从部队到地方有诸多不适应，但1986年到1996年，感觉基层官场十年间比较稳定，虽存在不正之风，却还是重在表现，干部升迁方面少有潜规则。我只干了两年，就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提拔为副科级。在县级机关副科级虽不算什么官，但有些人一生也没迈上这个坎儿。
　　中十年：投桃报李，不如胜过一切的背景
　　几年前，有位基层单位的一把手，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即便是一把手，在基层做点事也很难，因为自己不过是庞大系统里的一分子，更多时候是适应而不是改变。”
　　这话总体符合当时基层官场的基本规则。
　　从1997年到2007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层官场同样有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显现出能力和道德不再是最主要的考核依据，背景才是重要的作用力。如果再一味认为表现好了能升迁，似乎就有些书生气了。职位改变需要资源，不是领导不可能有资源，当你真的成了领导，考虑的因素也多而复杂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就不想再改变。如那位基层一把手，想在本单位狠刹公款吃喝风，却得罪了上级领导，谁都不愿意“抽时间来看看他”。
　　而就个体而言，在这个时期有过什么“辉煌”只是标签而已，在基层官场想有所改变，跟标签关系并不大，即便是懂得去领导那里投桃报李，却也不如有些人胜过一切的背景。基层官场关系复杂，说不定谁和谁就是表兄表弟、儿女亲家、战友同学，官僚阶层不知不觉间也就成了集体世袭，既得利益集团会牢牢把持住核心权力层，并在小范围内实行一定形式的民主。曾经的一个同事，在副科级岗位上呆了十五年，期间能力强和能力差的，该提的不该提的，统统进入了升迁通道，他却一直原地不动。后来发现，尽管自己也曾投挑报李，但那只不过是毛毛雨，再怎么也比不上背景管用。我与这位同事的经历颇相似，曾在某一虚位上一下呆了十八年。
　　正是那个时期，一副对联在基层官场疯传。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尽管这副对联不失偏颇，但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基层官场的某些现象。后来，曾与同事历数那个时期升迁到县级或厅局级的熟人，发现上升通道上都有“贵人”相助。同样两个人，能力差不多，资历也相同，有“贵人”和没“贵人”自然不一样。当然，究其原因还是与官本位文化弥漫、尊官轻民思想流行有关。
　　后十年：显规则与潜规则，开始服从制度大规则
　　其实，既然混迹于基层官场，谁都想努力往上走，升迁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应该说这是一种显规则，但升官之路同样复杂多变，一步走不准，步步没法走。不得不有求于潜规则。
　　从2007年到2016年，基层官场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终于还是开始报价制度这个大规则了。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最后这十年的前半期，制度规则好像显现的不明显。
　　基层官场最基层的在乡镇，但排外意识却总难关进笼子里。比如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也就属于外地。而在县级机关各部门或各科局，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对于外来者，站队很重要，一定要成为谁的人。不过，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很可能会影响一生。曾有一位领导，本来没站队，别人却误读他已站好了队，选举时派系相互鼓动，一下将其拉了下来，使其嘴里含着冰块无法说凉。我最初是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虽然老家也是某个乡镇，却总也挤不进哪个派系，更没成为“谁的人”。因此，基层官场三十年，只混了个正科到头。而后来的“职级并行”政策，本是中央为照顾基层官员职级考虑，却也因“某年某月”不夠条件被切掉了。
　　作家王跃文说过一句话：“当官意味着有权，这天经地义；有权意味着有利，这天理难容。”在基层官场混过的人谁都期盼，应对权力和私利之间的必然联系做一种制度上的阻断，但目前为止还没看到很好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很多权力得不到限制，有了权就等于有了一切。好在十八大后基层官员的形象没再被“误读”，跑官的少了，卖官的少了，“贵人”少了，公款吃喝风刹了。但说来说去，对官场不变的潜规则，我还是赞成这样的话：官场里的很多东西我们天天干，却从来不会在嘴上说，更不会摆到台面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