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被捕叛变，陈云惊险逃开大搜捕
　　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起因是在两个来月前———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深知中共中央机密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行踪。他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五个秘密机关的地址，即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以及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特科所在地。这一重要情报用密电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却落在潜伏在那里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迅即告知周恩来等转移，才使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避免了一网打尽的灾难。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中央极为震惊，急令钱壮飞以及李克农、胡底，还有陈赓，立即撤离上海。同时决心调最为可靠的人负责特科。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着手重整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点将，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
　　在新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领导，陈云负总责，康生为副。这样，陈云在危难之际，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职务，即中共中央特科书记。
　　向忠发被捕后，迅即叛变，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纪恩等被捕。他交代了“特务委员会”（即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情况，指出陈云为“总负责”。幸亏陈云及时获悉向忠发叛变，通知中共中央机关及有关人员大转移。不然，连陈云自己也难以逃避这场大搜捕。
　　再遇告密，陈云趁夜突围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网中。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區”。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他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当陈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长征途中，陈云化身“收账先生”秘密出川
　　陈云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他的踪影。有人说，陈云失踪了。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其实，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派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博古、张闻天、陈云在1933年1月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中共上海局领导人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1933年6月赴苏联，此后，中共上海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1935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而李竹声后来又于1936年6月26日晚被捕，不久叛变。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
　　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层级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中共的白区工作，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陈云一开口，就知道是外地人……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把陈云说成是去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内中也颇为曲折。
　　七届四中全会尖锐发言：“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不能万岁”，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那时的陈云，不过49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1945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從1952年底、1953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1953年12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同志们！我以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以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这样，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在批判高岗时，就没有涉及林彪。
　　（摘自《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叶永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