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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化的新旧交替之际，鲁迅作为社会底层深受奴役压迫的劳苦大众的代表，他感同身受，为他们声声呐喊，一方面是想唤醒他们做人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想为他们争取做人的权利。文章从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两个方面来展现其人权思想。
[关键词]国民性；传统文化；权利；自由
鲁迅对民权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也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尤其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抨击。
一、对国民性的研究
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也是其人权思想的最初体现。鲁迅认为，国家的振兴在于人，尤其是人之精神的独立、自由，谓之“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为此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崇尚人的价值，摆脱外力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他汲取德国哲学家斯契纳尔（M.Stirner）的思想：“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破，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2]这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进行的初步探索，也是其人权思想的雏形，他在国之动荡的背景下，将目光牢牢锁定于人，从此便再未离开。
鲁迅揭示国民性弱点的最重要、最深刻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而其中主人公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当时中国人国民性弱点的一个标志。在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国民性极易表现为不敢正视现实，采取瞒和骗的套路；回避追求物质上的胜利，陶醉于精神胜利的幻想之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在利用精神胜利法聊以慰藉。只是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除了欺骗自己以外还要欺骗被压迫者，以便继续苟延自己的反动统治，这就是说，是一种“进攻武器”；被压迫者的精神胜利法，则完全是自己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是一种可怜的“防御武器”。[3]阿Q，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被压迫阶级中的一份子，物质上穷得一无所有，精神上连选择自己姓什么的权利也没有，处处受压迫、奴役，生命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人格得不到尊重，没有人把他当人看；他麻木无知，狭隘自私，自己受着他人的欺凌，却仍乐于欺凌更弱者；每次遭遇失败以后，便沉浸在自己精神的胜利之中。被人打了，钱被抢了，就说是“儿子打老子”，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甚至自己打自己嘴巴；他讳言自己的癞头疮，就说别人还不配生……他的精神胜利法不过是其不满被人蹂躏的处境的极端表现，不过是因其敌不过强大的压迫势力，无法抗拒生活中的失败而产生的扭曲心理状态，只为麻痹自己，为自己屡遭屈辱的非人的生活处境和悲惨命运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阿Q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一些中国人的丑陋形象，鲁迅希望通过这面镜子，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精神状态，并由此自省，进而改变，他一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的事业，曾在文章中写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以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4]“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然而，国民性的改革，必然始于个人，也就是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张扬个性，寻求自由，尊重价值。以上可以说是鲁迅人权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穷尽一生所不懈追求的伟大事业。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决不妥协的，对于“尊孔、崇儒、专经、复古”，鲁迅不但不以为然，而且还极尽讽刺挖苦之词，“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可见鲁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感和厌恶，以致认为必须要另开“强酸剂”的药方。对儒学进行如此调侃，原因就在于鲁迅对“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束缚中生存，进而被无情吞噬的生命——深深的痛惜与悲悯。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性”的角度，以生命的名义，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吃人”。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无情地揭穿了儒家传统封建礼教的“吃人”面目。他在小说中写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这里，鲁迅把儒家文化所标榜的“仁义道德”概括为“吃人”的根源，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成为“吃人”秩序的精神警察，制造者一幕幕灭绝人性的人间悲剧。令鲁迅感到痛心的是，封建礼教的非人的束缚已经深深地麻痹了广大苦难的被奴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意识，他们自己受人凌虐，却想着如何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却想着吃别人。在《狂人日记》中迫害和敌视革命者的，不仅有捧着“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赵贵翁之流；“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对自己受压迫的处境并不自知，客观上还做着统治阶级“吃人”的帮凶，甚而自己也想着要吃人。“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于是鲁迅大声呼号，要扫荡食人者，要掀翻这食人的筵席，要拯救人，要解放人，要真正使人获得“人的价格”。 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并未停下，而是展开了更为深刻地批判，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深受封建礼教迫害摧残的女性，于1918年8月发表了《我之节烈观》，站在女性的角度，对人、人性与人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诠释。“节”与“烈”是封建礼教残害女性的“吃人”的“道德”，“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所谓的“贞节”牌坊便是这“道德”“吃人”的罪证。而这“道德”的始作俑者就是鲁迅口中的“孔二先生”，他对女性十分鄙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鲁迅对此曾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受孔子儒教的愚弄，民间强迫妇女自杀殉夫的惨剧便时常上演着。对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封建礼教笼罩之下的这一现象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和猛烈地批判。鲁迅首先便发出了“节烈是否道德”的疑问。他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可见，鲁迅认为节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它反映出“男尊女卑”思想下对女子生命的随意践踏和对人性的无情打压，体现出个人生命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这本就不是人做的事，又怎能关乎人之道德？继而鲁迅又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答：“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男子主张、女子上当”的虚伪道德，认为旧时的阴阳内外之说，荒诞可笑，提倡男女平等，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最后，鲁迅得出结论：“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提出“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一方面以历史上无数为了节烈而牺牲的“可怜人”来警醒世人——再不要“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一方面向这“吃人”的封建礼教展开一次猛烈的攻击——“除去虚伪的脸谱”，“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鲁迅希望“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获得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鲁迅，20世纪的思想巨人，一生为人的解放而不断奔走呼号的文学巨匠，为破除封建思想的枷锁而拼命呐喊的革命先驱，在他的眼中，人，是永恒唯一的主题。为此，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斩钉截铁地要“打倒孔家店”，坚定愤恨地要掀翻“吃人”的筵席等等，这一切都是要为中国人争取做人的资格，使他们摆脱被奴役、被压迫、被玩弄的非人处境，获得人的权利，自由生活。自“立人”的思想确立以来，鲁迅就在不断地以人性化的思想充实着它的内涵，从此便以他独特的方式为争取人的权利、人的解放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这一伟大的事业耗费了其毕生的心血，在不断充实深化其人权思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在今天，这位巨人，其思想所发出的人性的光芒，依然使我们感到温暖，从而由衷地心生敬仰！
[参考文献]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6.
[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0.
[3]陈鸣树.鲁迅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96-397.
[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6.
[作者简介]胡海媛（1989—），女，甘肃甘南人，兰州大学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关键词]国民性；传统文化；权利；自由
鲁迅对民权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也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尤其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抨击。
一、对国民性的研究
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也是其人权思想的最初体现。鲁迅认为，国家的振兴在于人，尤其是人之精神的独立、自由，谓之“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为此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崇尚人的价值，摆脱外力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他汲取德国哲学家斯契纳尔（M.Stirner）的思想：“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破，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2]这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进行的初步探索，也是其人权思想的雏形，他在国之动荡的背景下，将目光牢牢锁定于人，从此便再未离开。
鲁迅揭示国民性弱点的最重要、最深刻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而其中主人公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当时中国人国民性弱点的一个标志。在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国民性极易表现为不敢正视现实，采取瞒和骗的套路；回避追求物质上的胜利，陶醉于精神胜利的幻想之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在利用精神胜利法聊以慰藉。只是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除了欺骗自己以外还要欺骗被压迫者，以便继续苟延自己的反动统治，这就是说，是一种“进攻武器”；被压迫者的精神胜利法，则完全是自己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是一种可怜的“防御武器”。[3]阿Q，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被压迫阶级中的一份子，物质上穷得一无所有，精神上连选择自己姓什么的权利也没有，处处受压迫、奴役，生命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人格得不到尊重，没有人把他当人看；他麻木无知，狭隘自私，自己受着他人的欺凌，却仍乐于欺凌更弱者；每次遭遇失败以后，便沉浸在自己精神的胜利之中。被人打了，钱被抢了，就说是“儿子打老子”，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甚至自己打自己嘴巴；他讳言自己的癞头疮，就说别人还不配生……他的精神胜利法不过是其不满被人蹂躏的处境的极端表现，不过是因其敌不过强大的压迫势力，无法抗拒生活中的失败而产生的扭曲心理状态，只为麻痹自己，为自己屡遭屈辱的非人的生活处境和悲惨命运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阿Q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一些中国人的丑陋形象，鲁迅希望通过这面镜子，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精神状态，并由此自省，进而改变，他一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的事业，曾在文章中写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以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4]“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然而，国民性的改革，必然始于个人，也就是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张扬个性，寻求自由，尊重价值。以上可以说是鲁迅人权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穷尽一生所不懈追求的伟大事业。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决不妥协的，对于“尊孔、崇儒、专经、复古”，鲁迅不但不以为然，而且还极尽讽刺挖苦之词，“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可见鲁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感和厌恶，以致认为必须要另开“强酸剂”的药方。对儒学进行如此调侃，原因就在于鲁迅对“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束缚中生存，进而被无情吞噬的生命——深深的痛惜与悲悯。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性”的角度，以生命的名义，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吃人”。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无情地揭穿了儒家传统封建礼教的“吃人”面目。他在小说中写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这里，鲁迅把儒家文化所标榜的“仁义道德”概括为“吃人”的根源，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成为“吃人”秩序的精神警察，制造者一幕幕灭绝人性的人间悲剧。令鲁迅感到痛心的是，封建礼教的非人的束缚已经深深地麻痹了广大苦难的被奴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意识，他们自己受人凌虐，却想着如何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却想着吃别人。在《狂人日记》中迫害和敌视革命者的，不仅有捧着“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赵贵翁之流；“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对自己受压迫的处境并不自知，客观上还做着统治阶级“吃人”的帮凶，甚而自己也想着要吃人。“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于是鲁迅大声呼号，要扫荡食人者，要掀翻这食人的筵席，要拯救人，要解放人，要真正使人获得“人的价格”。 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并未停下，而是展开了更为深刻地批判，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深受封建礼教迫害摧残的女性，于1918年8月发表了《我之节烈观》，站在女性的角度，对人、人性与人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诠释。“节”与“烈”是封建礼教残害女性的“吃人”的“道德”，“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所谓的“贞节”牌坊便是这“道德”“吃人”的罪证。而这“道德”的始作俑者就是鲁迅口中的“孔二先生”，他对女性十分鄙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鲁迅对此曾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受孔子儒教的愚弄，民间强迫妇女自杀殉夫的惨剧便时常上演着。对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封建礼教笼罩之下的这一现象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和猛烈地批判。鲁迅首先便发出了“节烈是否道德”的疑问。他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可见，鲁迅认为节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它反映出“男尊女卑”思想下对女子生命的随意践踏和对人性的无情打压，体现出个人生命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这本就不是人做的事，又怎能关乎人之道德？继而鲁迅又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答：“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男子主张、女子上当”的虚伪道德，认为旧时的阴阳内外之说，荒诞可笑，提倡男女平等，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最后，鲁迅得出结论：“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提出“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一方面以历史上无数为了节烈而牺牲的“可怜人”来警醒世人——再不要“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一方面向这“吃人”的封建礼教展开一次猛烈的攻击——“除去虚伪的脸谱”，“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鲁迅希望“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获得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鲁迅，20世纪的思想巨人，一生为人的解放而不断奔走呼号的文学巨匠，为破除封建思想的枷锁而拼命呐喊的革命先驱，在他的眼中，人，是永恒唯一的主题。为此，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斩钉截铁地要“打倒孔家店”，坚定愤恨地要掀翻“吃人”的筵席等等，这一切都是要为中国人争取做人的资格，使他们摆脱被奴役、被压迫、被玩弄的非人处境，获得人的权利，自由生活。自“立人”的思想确立以来，鲁迅就在不断地以人性化的思想充实着它的内涵，从此便以他独特的方式为争取人的权利、人的解放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这一伟大的事业耗费了其毕生的心血，在不断充实深化其人权思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在今天，这位巨人，其思想所发出的人性的光芒，依然使我们感到温暖，从而由衷地心生敬仰！
[参考文献]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6.
[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0.
[3]陈鸣树.鲁迅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96-397.
[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6.
[作者简介]胡海媛（1989—），女，甘肃甘南人，兰州大学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