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陶瓷，那可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的祖先把毫不起眼的泥巴，变成了盘、碗、杯、塑像等风格迥异、用途截然不同的器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陶瓷身上都打着鲜明的中国烙印。
　　而提起中国的陶瓷产地，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德化，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景德镇瓷器的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就不赘述了，据说连英文单词“china”都是源自景德镇的旧名“昌南”。德化陶瓷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如前者，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际上尤其是在欧洲，它的盛名，那可是丝毫不逊色于景德镇。
　　“马可·波罗瓷”引发欧洲厨房革命
　　事实上，德化人制瓷的历史，可是比景德镇要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德化就有印纹陶的烧制。到了唐代，这里已经开始建窑烧瓷。
　　德化历代瓷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十分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都经常发掘出古瓷片和古瓷窑遗址。目前，全县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0多处，古窑址遍布每个乡镇。
　　前不久，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重见天日。这艘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商船，运载着满满一船舱超过6万件的珍贵古瓷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德化窑系陶瓷制品。
　　从宋朝起，德化瓷器就随着泉州港的商业海外贸易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那时候的德化，出产最多的是盘、碗、瓶、杯、碟、罐、壶、盒等日常生活用品，不仅有白瓷，也有青瓷、青白瓷，偶尔还烧点黑釉茶碗。
　　在东南亚，精美实用的德化瓷改变了当地“多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的生活习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能发现德化瓷的踪迹;在欧洲，德化瓷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厨房革命”，德化人所生产的瓷质啤酒杯、碗等，堂而皇之地替代了王公贵族家原有的金银厨具，甚至带动了当地仿制德化瓷的热潮;在非洲，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遗址、苏丹墓地都出土过德化陶瓷制品，有些德化瓷还被镶嵌在庙宇建筑或墓柱上作装饰……
　　有趣的是，欧洲学者通常把德化陶瓷称为“马可·波罗瓷”，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说起马可·波罗，人们必然会想到那一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自13世纪末这本书问世后，书中透露出的“所有财宝都在东方”的意思，让欧洲众多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大为心动。于是，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纷纷东来，世界迎来了大航海时代，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在第二章专门列了“泉州港与德化县”一节，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马可·波罗在泉州的那段时间，去了一趟德化。跟他之前见过的瓷器不同，德化瓷呈半透明状，瓷碗貌似贝壳。马可·波罗压根不信这是用胚土做出来的，固执地认为只有贝壳才能做出这种质地的瓷器，于是就把德化瓷叫做“贝壳瓷”。
　　“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8个瓷杯。”面对这么物美价廉的德化瓷器，马可·波罗当然忍不住买买买，就连最常见的瓷盘、瓷罐都收罗了不少。后来，欧洲人看见他带回的德化瓷器，喜欢得不得了，让他狠狠赚了一笔，德化陶瓷也因此被打上了“马可·波罗”的标签。
　　“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难以想象。大批外国商品运到泉州港，再运到全国各地销售。运到这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而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1%吧。”马可·波罗说。
　　当时，泉州与98个亚非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贸易，正处于对外贸易的全盛时期。依托如此繁荣的泉州港，德化瓷器出口到了全世界，后来又托马可·波罗的福，在国际上声名远扬。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珍藏着一件据说是马可·波罗当年从德化佳春岭窑带回去的瓷器呢。
　　与达·芬奇并列的艺术高度
　　元朝以前，德化陶瓷一直不显山不露水，连史册中都没有什么记载，到了明朝，却开始怒刷存在感。
　　具体可以看看当时的典籍。明朝中期闽人黄仲昭编撰的《八闽通志》卷二十六·物产篇中说：“白瓷器，出德化县。”还有明朝晚期泉州人陈懋仁所著的《泉南杂志》写道：“德化县白瓷，即市中博山佛像之类是也……初似贵，今流播甚多，不甚重也。”明末的《泉州府志》也有记载：“白瓷器，出德化程田寺后山中，洁白可爱。”
　　以上都是福建人写的地方志，可能分量不太够。我们再来看看宋应星所著的明朝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里面也提到了德化白瓷：“凡白土日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南则泉郡德化……”
　　德化白瓷在明朝，究竟有什么奇遇呢？
　　两个字，人才。
　　搁任何时候，杰出的人总能改变时代。明朝的德化，涌现出了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林希宗、林孝宗等一大批瓷雕艺术大家。如果论功行赏，何朝宗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正是他让德化陶瓷有了真正赖以闻名于世的独门绝技——瓷雕。
　　明嘉靖、万历间，何朝宗利用德化当地优质的高岭土，使用捏、塑、雕、刻、刮、接、贴等八种技法，制作出精美的瓷塑。当时，他创作的一尊渡海观音像传到欧洲，轰动世界，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欧洲人认为他雕的佛像艺术水平达到了历史最高，甚至把他和达·芬奇放在了一样高度。
　　在何朝宗之前，几乎所有的宗教雕塑都是清一色的大型雕塑。如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石窟佛雕，或者是乐山大佛、泉州老君岩等摩崖石雕，又或是寺庙道观里的泥塑佛像、木雕佛像等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多名能工巧匠耗费长时间共同完成。
　　何朝宗则不同，他开了个先例。他的每一件瓷雕作品，从取材、构思到制作的全过程，都是由他一人独立完成。因而，何朝宗有了“中国宗教雕塑艺术第一人”之称，研习追随者甚多，逐渐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何氏瓷塑流派”。
　　时至今日，瓷雕仍是德化窑口的主要作品。观音，是德化瓷雕中数量最多。就造型来说，即有渡海观音、送子观音、多臂观音、千手观音、立云观音、执经观音、盘膝观音、趺坐观音、善财龙女观音、坐莲观音等70多种，大大小小规格200多款。此外，还有众多造型各异的瓷人像及动物雕塑，如蹲踞麒麟、瓷人骑马、瓷人骑龙、瓷牛、瓷鼠、瓷狗、瓷狮子等，无不活灵活现，逗人喜爱。 　　一笼白瓷一笼银
　　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种陶瓷制品，只要你能想象得出，德化工匠就能做。这才有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的吐槽：“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
　　这位务实的科学家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德化窑是民窑，而非景德镇那样的官窑。市场决定生产，是德化窑跟国内其他名窑最大的不同。
　　器皿类为日常用品，国内外的消费需求极大，德化瓷匠中规中矩，在烧制时仍以古朴为主，毕竟经典款，怎么也不会过时，销售有保障。当然，他们也不乏创新，在样式上有其他陶瓷产区少见的独特形态，如筒形双螭壶、狮首筒形瓶、象牙弦纹樽等。
　　文人阶级对书及书附庸品，如印章、笔筒、笔架、水罐等文房用品需求很大，德化瓷匠便针对这个群体，量身打造了瓷印章，成为国内唯一的瓷印章生产商。
　　泉州佛教兴盛，自唐朝以来就有“泉南佛国”之誉。虔诚的信徒使得德化产的十件塑像中就有九件是宗教类的，主要便是佛教。德化瓷匠瞄准了这块蛋糕，批量生产香炉、烛台以及其他供奉用的陶瓷器物。精美塑像从不便宜，主打上流社会，属于高端产品，而那些粗制滥造的小塑像和其他瓷器，就属于便宜的大路货，大量涌入寻常百姓家和普陀山等朝拜中心。
　　他们也接来自海外的高级定制，做一些奇怪的器物，例如造型夸张的装饰杯、新奇的玩具、前所未见的动物，甚至是一株陶瓷做的树。他们还会用陶瓷制作乐器，日本箱根神社便保存着一支明代德化窑生产的瓷箫，作为珍贵的“社宝”。
　　对德化瓷匠来说，没有什么订单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考虑最多的，是经济效益。
　　清人寂园叟曾在《陶雅》中提及德化汤匙，大致的意思是说德化出产的汤匙样子很别致，不过就是把手太短了。他不明白的是，这种短把手的设计，让陶工们可以叠烧汤匙，省工省料又省时。直到现在，德化仍独自生产这种形状的汤匙。
　　鉴于出口订单在德化瓷器生产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了符合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德化瓷匠们不断研究和改进陶瓷制品的造型和式样，大量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生活器物的造型。虽然带盖香炉被当做黄油盘使用，小盒子被当做盐罐，但这丝毫不影响德化瓷器在欧洲的畅销。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海外顾客的喜好，德化的部分瓷雕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如一些“送子观音”就有点像“圣母与圣婴”。一位日本人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德化窑生产的‘象牙白’观音，在日本的基督信徒中被当做玛利亚的圣像崇拜而大受欢迎，其需用量几乎达到惊人的程度。”表现欧洲人生活情景为内容的人物雕像也被塑造了出来，专门销往欧洲，这类瓷塑作品如今在国内极为罕见。
　　元明时期，是德化陶瓷的黄金时代，一笼白瓷可以换得一箱银子。然而到了清朝，日本、欧洲等地的制瓷技术渐渐发展起来，已能够自产自足，推动德化窑口走向繁荣的原始动力基本耗尽。加上清廷重农抑商，又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对依赖出口的德化陶瓷业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晚清以后，德化陶瓷便每况愈下，日薄西山。
　　大多事物都有其诞生、生长、消亡的规律，但艺术的魅力却可以穿越时空的局限，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传承下来。即使德化陶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低谷，但仍有苏学金、许友义等一批艺人坚守在这一行，陆续在巴拿马、英国、日本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延续着这份泥巴做的荣耀。
　　如今，依靠科技创新，德化陶瓷获得新生，林立的窑厂即是文化遗产生生不息的最佳证明。据统计，2014年德化陶瓷业仅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就了突破12亿元，茶具产品占据全国网络市场的80%，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