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广州大剧院、国家博物馆新馆等文化地标的快速上马和竣工不同，香港政府酝酿12年的西九龙艺术区却遭遇了漫长的口水战。港府期待打造超级艺术馆群，吸引游客，而文化界人士则认为政府应该多花资源培育本土文化。
几乎内地的每一个大型文化项目的落成，都能构成对港岛居民的刺激。
扎哈·哈迪德的广州大剧院所掀起的旋风尚未停歇，4月1日，全球体量最大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落成开放，这座庞大的建筑以惊人的“加速度”迅速推进，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已全部竣工。
与内地的大型文化项目的迅速上马和追赶工期式地竣工不同，香港的西九艺术区却是争议多年，至今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这片被誉为“九龙最后的一块美丽土地”依然抛荒。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的概念，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香港政府开始萌生发展一个世界级文娱剧院的意念；到1998年左右，这个概念逐渐发展，变成在西九龙的新填海地区建立一个文化艺术区的计划。
这个由首任特首董建华构想的项目，或许在他的下任曾荫权的手中也难以完成。
争议中推倒重来
今年3月，普利兹克奖得主、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主导的设计方案“城市中的公园”中标，这片被维多利亚港海水包围的40公顷荒芜了12年的文化中心规划用地终于有了定论。不过，就像它所经历的过去一样，争议一直与之相随，这甚至有可能导致这一个项目再度搁浅。
政府公布这一喜讯后，胡恩威、黄英琦等香港文化人士就立即站出来，质疑该方案没有本土特色，甚至有批评者认定，该方案是“内定”产生的，“它获胜的原因，甚至可能只是：弹性大，可以容纳其他方案的元素”，换个说法就是，之所以能胜出，就是因为它没有特色。
正是政府与民间激烈角逐和论争，拖缓了西九艺术区的推进速度，而这十二年的论战，香港民间社会像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以勒住奔马缰绳，来锻炼臂力。
2001年西九项目开始上马，港府主办了一场规划比赛，选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设计，作为当时西九发展概念的基础，福斯特设计的地标，是一个覆盖大半个西九的巨型天幕，成为当时的瞩目焦点。
当2003年港府就西九展开公众咨询，强大的争议于此爆发。艺术界质疑西九只想建造大型娱乐设施供外地艺团来港表演，对于本土的艺术发展和培育却不够关注。公众和立法会的议员，则质疑该计划以单一招标形式，邀请财团来管理西九，令西九变成地产豪宅项目，挂文化羊头，卖地产狗肉，其中更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成分。
“天幕”作为地标，不但没有吸引大众认同，反而被讥为华而不实的“大白象”。西九的规划，由此上升至廉洁、管治能力、民主程序、民主程度的问题。在各界的强烈质疑下，西九规划于2006年2月被宣布“推倒重来”。
要游客经济还是本土艺术
目前通过的诺曼·福斯特“城市中的公园”的方案，正是推倒重来后的结果。2007年，香港政府成立西九管理局，由一群商界、政界、文化界人士组成，以修正之前由财团管理西九的负面影响。然而西九争议依然不断，它下接了2006-2007年的保育热潮、公共空间议题，民间对政府继续提出各种挑战。2009年西九规划竞标再开，三个入围的建筑公司：诺曼·福斯特及合伙人、许李严建筑公司（唯一港人代表）、设计央视大厦的雷姆·库哈斯建筑所（简称OMA），开始在政府的咨询会上听取公众意见。
在“西九马拉松”中，2010年出炉的三个候选规划图终于让这一项目有了实质性的推进。福斯特“城巿中的公园”、许李严“文化经脉：持久活力”和OMA的“东演西艺中城墟”各自响应了一些民间诉求，让他们的方案更接近民意。
在西九的最初构想中，港府旨在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国际顶级的“连锁式博物馆”古根海姆也传出新闻，双方已有初步意向在香港开设分馆，这一消息，也成为西九项目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个宏大的地标项目却遭到了本土文化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地标很大程度上是吸引游客的，但它作为城巿的标志，必须成为本城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由外来者为城巿建立一个地标不是不可能，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应有足够的民意咨询，才能令地标在地化（localize）。尤其是建筑物会矗立长久的时间，它应该在审美和认同上，经得起考验。
由于西九的概念由旅游局提出，所以它的整个核心有很大部分是照顾外来游客的：它假设要有超级的演艺设施和博物馆，邀来国际性的艺团和艺术收藏品，吸引外地游客来港观赏，带动旅游经济和门票收益，如此才算达到目标。
而香港文化界普遍痛恨这种贱内贵外的眼光，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多花资源在培育本土艺术人才，培养本土观众，西九不能排斥本土艺术。这是最爱和最懂香港本土的社群的意见，后来演变成西九要有更庶民的本土元素。
西九意在打造“世界级”的综合型文化艺术区，还会陡然地将文化的“规模”拉到很大。比如香港本土尚未有营运三千万以上预算的视觉艺术团体，但西九艺术馆的营运费则可能数以亿计。香港相信“自然生长”，认为艺术要与人民生活一同滋养，以散点的方式在城巿中游离壮大，“强扭的瓜不甜”。每个关心文化的人，都应相信城区中大街小巷，隐藏了不少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比大剧院的华丽灯光更耀眼。自力更生、另起炉灶，也是所有艺术家应有的锐气。
面对外界的压力，西九官方也明白要把“本土”挂在口边，连西九管理局主席夏佳理也公开宣称自己热爱“大排档”文化。但战略先于战术，在写好的餐单中，本土文化在西九仍可能只有点缀的份儿。
逃避最坏的结果发生
港府在后来的咨询，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反馈，修改了地标方案，三个概念图则都没有地标，颇有后现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色彩。但是，反过来说，港府也放弃了一个突出意念去统合各方意见的意图与野心，这也意味着“西九从此难有惊喜”。
在福斯特的中标规划中，40公顷土地里将有19公顷被留作绿化用地，包括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在内的建筑和商业设施将由一条绿色长廊相连，而所有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则将被设置在地下。公共绿地的概念，实际上是市民与政府博弈后的“胜利果实”，同样也是政府妥协后的结果。
2008年，有文化小区团体批评，西九已被富人垄断，并重提西九以前曾计划建立一个供巿民享用的大公园。这种声音颇受巿民接纳，后来“公共空间”成为西九的官方关键词之一。福斯特图则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其类似纽约中央公园的概念。
西九龙艺术区一直伴随着口水和争议，严重拖缓了整个项目的推进—十二年时光，西九草木暴长，而香港人才四散漂流，政府统治威信不立。但这样的争吵也有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我们起码推倒了“单一财团管理的豪宅化文娱鬼域”！
文化艺术本来就是理念原则与现实交锋之地，不可能没有争议；民间对于西九的种种质疑，若是以民为本的政府，理应全面吸纳，让政府与民间达成共识，认同未来的西九。但民主，或曰以民为本，其根基其实是对于人民的信任。而西九争议旷日持久，是因为信任不足。港府吸纳了一些文化界人士进入西九管理局，但却没有在公共舆论上进行真正的讨论，未有表现真正的开放性，许多咨询便被视为表演和包装。西九到底何时才能从负面新闻中挣脱过来？至少从目前来看，前景似乎并不那么明朗。
几乎内地的每一个大型文化项目的落成，都能构成对港岛居民的刺激。
扎哈·哈迪德的广州大剧院所掀起的旋风尚未停歇，4月1日，全球体量最大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落成开放，这座庞大的建筑以惊人的“加速度”迅速推进，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已全部竣工。
与内地的大型文化项目的迅速上马和追赶工期式地竣工不同，香港的西九艺术区却是争议多年，至今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这片被誉为“九龙最后的一块美丽土地”依然抛荒。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的概念，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香港政府开始萌生发展一个世界级文娱剧院的意念；到1998年左右，这个概念逐渐发展，变成在西九龙的新填海地区建立一个文化艺术区的计划。
这个由首任特首董建华构想的项目，或许在他的下任曾荫权的手中也难以完成。
争议中推倒重来
今年3月，普利兹克奖得主、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主导的设计方案“城市中的公园”中标，这片被维多利亚港海水包围的40公顷荒芜了12年的文化中心规划用地终于有了定论。不过，就像它所经历的过去一样，争议一直与之相随，这甚至有可能导致这一个项目再度搁浅。
政府公布这一喜讯后，胡恩威、黄英琦等香港文化人士就立即站出来，质疑该方案没有本土特色，甚至有批评者认定，该方案是“内定”产生的，“它获胜的原因，甚至可能只是：弹性大，可以容纳其他方案的元素”，换个说法就是，之所以能胜出，就是因为它没有特色。
正是政府与民间激烈角逐和论争，拖缓了西九艺术区的推进速度，而这十二年的论战，香港民间社会像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以勒住奔马缰绳，来锻炼臂力。
2001年西九项目开始上马，港府主办了一场规划比赛，选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设计，作为当时西九发展概念的基础，福斯特设计的地标，是一个覆盖大半个西九的巨型天幕，成为当时的瞩目焦点。
当2003年港府就西九展开公众咨询，强大的争议于此爆发。艺术界质疑西九只想建造大型娱乐设施供外地艺团来港表演，对于本土的艺术发展和培育却不够关注。公众和立法会的议员，则质疑该计划以单一招标形式，邀请财团来管理西九，令西九变成地产豪宅项目，挂文化羊头，卖地产狗肉，其中更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成分。
“天幕”作为地标，不但没有吸引大众认同，反而被讥为华而不实的“大白象”。西九的规划，由此上升至廉洁、管治能力、民主程序、民主程度的问题。在各界的强烈质疑下，西九规划于2006年2月被宣布“推倒重来”。
要游客经济还是本土艺术
目前通过的诺曼·福斯特“城市中的公园”的方案，正是推倒重来后的结果。2007年，香港政府成立西九管理局，由一群商界、政界、文化界人士组成，以修正之前由财团管理西九的负面影响。然而西九争议依然不断，它下接了2006-2007年的保育热潮、公共空间议题，民间对政府继续提出各种挑战。2009年西九规划竞标再开，三个入围的建筑公司：诺曼·福斯特及合伙人、许李严建筑公司（唯一港人代表）、设计央视大厦的雷姆·库哈斯建筑所（简称OMA），开始在政府的咨询会上听取公众意见。
在“西九马拉松”中，2010年出炉的三个候选规划图终于让这一项目有了实质性的推进。福斯特“城巿中的公园”、许李严“文化经脉：持久活力”和OMA的“东演西艺中城墟”各自响应了一些民间诉求，让他们的方案更接近民意。
在西九的最初构想中，港府旨在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国际顶级的“连锁式博物馆”古根海姆也传出新闻，双方已有初步意向在香港开设分馆，这一消息，也成为西九项目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个宏大的地标项目却遭到了本土文化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地标很大程度上是吸引游客的，但它作为城巿的标志，必须成为本城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由外来者为城巿建立一个地标不是不可能，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应有足够的民意咨询，才能令地标在地化（localize）。尤其是建筑物会矗立长久的时间，它应该在审美和认同上，经得起考验。
由于西九的概念由旅游局提出，所以它的整个核心有很大部分是照顾外来游客的：它假设要有超级的演艺设施和博物馆，邀来国际性的艺团和艺术收藏品，吸引外地游客来港观赏，带动旅游经济和门票收益，如此才算达到目标。
而香港文化界普遍痛恨这种贱内贵外的眼光，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多花资源在培育本土艺术人才，培养本土观众，西九不能排斥本土艺术。这是最爱和最懂香港本土的社群的意见，后来演变成西九要有更庶民的本土元素。
西九意在打造“世界级”的综合型文化艺术区，还会陡然地将文化的“规模”拉到很大。比如香港本土尚未有营运三千万以上预算的视觉艺术团体，但西九艺术馆的营运费则可能数以亿计。香港相信“自然生长”，认为艺术要与人民生活一同滋养，以散点的方式在城巿中游离壮大，“强扭的瓜不甜”。每个关心文化的人，都应相信城区中大街小巷，隐藏了不少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比大剧院的华丽灯光更耀眼。自力更生、另起炉灶，也是所有艺术家应有的锐气。
面对外界的压力，西九官方也明白要把“本土”挂在口边，连西九管理局主席夏佳理也公开宣称自己热爱“大排档”文化。但战略先于战术，在写好的餐单中，本土文化在西九仍可能只有点缀的份儿。
逃避最坏的结果发生
港府在后来的咨询，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反馈，修改了地标方案，三个概念图则都没有地标，颇有后现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色彩。但是，反过来说，港府也放弃了一个突出意念去统合各方意见的意图与野心，这也意味着“西九从此难有惊喜”。
在福斯特的中标规划中，40公顷土地里将有19公顷被留作绿化用地，包括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在内的建筑和商业设施将由一条绿色长廊相连，而所有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则将被设置在地下。公共绿地的概念，实际上是市民与政府博弈后的“胜利果实”，同样也是政府妥协后的结果。
2008年，有文化小区团体批评，西九已被富人垄断，并重提西九以前曾计划建立一个供巿民享用的大公园。这种声音颇受巿民接纳，后来“公共空间”成为西九的官方关键词之一。福斯特图则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其类似纽约中央公园的概念。
西九龙艺术区一直伴随着口水和争议，严重拖缓了整个项目的推进—十二年时光，西九草木暴长，而香港人才四散漂流，政府统治威信不立。但这样的争吵也有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我们起码推倒了“单一财团管理的豪宅化文娱鬼域”！
文化艺术本来就是理念原则与现实交锋之地，不可能没有争议；民间对于西九的种种质疑，若是以民为本的政府，理应全面吸纳，让政府与民间达成共识，认同未来的西九。但民主，或曰以民为本，其根基其实是对于人民的信任。而西九争议旷日持久，是因为信任不足。港府吸纳了一些文化界人士进入西九管理局，但却没有在公共舆论上进行真正的讨论，未有表现真正的开放性，许多咨询便被视为表演和包装。西九到底何时才能从负面新闻中挣脱过来？至少从目前来看，前景似乎并不那么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