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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生于1924年。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
提起金庸先生的大名，华人世界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其本名“查良镛”的读者想必要减去一半，至于他的另一个笔名“徐慧之”，估计连资深“金粉”都要茫然问句：“是谁？”不久前，90岁金庸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旧作集结的新书——《明窗小札1963》，里面收录的就是他以“徐慧之”为笔名发表的时评文章。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时隔半个世纪，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到岁月风烟中另一个金庸。
同时扮演4个不同角色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为《明报》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内容以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为主。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它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余年份的结集。
笔者于1994年有幸来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他的文字数据，尤其是小说创作、翻译、艺术评论、社评，以及艺术性和政论性的专栏文章。
金庸先生亲笔书写了当时他所使用的笔名交给我，嘱我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收集。就此，我曾在《编辑手记》中谈到“历史的遗憾”，最主要是：其一，原版报纸的残缺，造成金庸专栏文章残缺不全；其二，报纸本身缺失，有的甚至整个月的报纸不见踪影；其三，由于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模糊，难以辨清；其四，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到。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当时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大多已皱到难以辨认，也就没有保留价值了。
笔者借着收集金庸先生的文章，倒是对他武侠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了颇多了解。
从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求职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开始，金庸先生就与文字创作和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他所翻译和撰写的文字数量之巨，迄今尚难统计完整。
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比如，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 （共341则）等文，还曾以“姚馥兰”和“程子畅”为笔名撰写过“馥兰影评”“馥兰影话”和“子畅影话”3个专栏，几乎是每日一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他以“萧子嘉”为笔名撰写“每日影谈”专栏；以“姚嘉衣”为笔名负责“影谈”的撰稿；以“子畅”为笔名从事翻译；以“林欢”为笔名撰写艺术评论。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淆和误解，金庸先生采用多种角色的写作策略，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分开来。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中，这种区别尤其明显。
在《明报》上，金庸先生每天甚至都要扮演4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身为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上世纪50年代，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双方先是在报纸上相互攻击，后来掌门人相约在澳门开擂台一决雌雄。一场大比武，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当时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则早在任职香港《新晚报》副刊时，就以金庸为笔名发表武侠作品。创办《明报》后，主笔武侠连载自然当仁不让。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是现实的必要，也是金庸惊人天赋和能力的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香港同行仍然尊称金庸先生为报界第一人，因为他的写作，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担当。
最擅长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
自1959年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先生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办报的整体过程以及写作之中。他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
《明窗小札1963》第一篇专栏《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中，金庸先生就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地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地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在政治氛围还很浓烈的上世纪60年代，这份中立，难能可贵。
金庸擅长文学叙述，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是他最擅长的，也是他看待事物的切入点。明眼的读者会发现，在《明窗小札1963》中，对炙手可热的政坛名流和社会精英的剖析和评论，所占篇幅不少。与其它时事政论性的专栏文章相比，尤显突出。通常这类专栏的撰稿人，都尽力回避直接写人，更乐于就事论事。金庸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窗小札1963》中，有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及时任南越第一夫人的陈丽春，指出其个性刚强，精力充沛，口才伶俐，从不向男人示弱，虽身体瘦弱，但却掌握极大的权力，而这一切并非源于她的才干，而是其泼辣性格所致，乃至有人认为她属于自恋狂。正由于她的冷峻倔强，刚愎自用，影响了南越当局推行的政策，也为南越后来发生政变、总统惨死埋下了伏笔。金庸写美国总统肯尼迪，从标题就挑起读者的阅读欲：《肯尼迪被戴红帽子》。他还写过一篇《康熙强过彼得大帝》，其中写道：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康熙执政已28年，对俄国曾数度用兵……彼得大帝却刚于这一年开始掌握全部政权（起初7年由他姊姊摄政），政治上的知识远不及康熙，国内统治又极不稳固……比较起来还是中国人占了上风。” 至今香港报界仍公认：“《明报》当年的中国评论，最为精确。譬如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查先生（金庸）的《明报》率先说破，此等触觉，只有查先生才有。”
金庸先生曾将自己对专栏文章的经验总结为5个字，那就是：短、趣、近、快、图。他曾亲笔书写了“短趣近快图”，作为“明报副刊编辑方针五字箴言”交给时任副刊编辑主任的邱鸿安先生，同时又亲笔书写了“明报副刊廿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投入废纸篓，不用此稿件。据《明报》资深报人张圭阳记载，金庸先生还补充说：“事实胜于雄辨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地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
与之相同，金庸先生对新闻报道也提出更高要求，即新闻副刊化，“把新闻版办成图文并茂，短、好、快、多（短是新闻写得精简，好是写得流畅动人，快是迅速报道，多是新闻事件多而丰富）。”他对香港的读者和市场了如指掌，曾指出：“一张报纸把‘港闻’做得出色”，可以增加销量，“因此，社会新闻记者的素质，常常决定一张报纸的优劣”，而报纸是否成功的关键，除了记者外，很重要的还要看总编辑以及负责港闻采访的主任。
他的主张不仅在《明报》及其系列报纸刊物上都得到充分的实践，甚至可以说，这种独到的编辑报道方针，影响了众多的香港报纸以及新闻工作者。不难看到，数十年前，金庸先生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对媒体新闻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数十年后依然是当今传媒新闻行业所执着追求的理想和践行的方向。
眼里容不得错别字
金庸先生写作时，喜欢使用500格的稿纸，直行书写，从右到左，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稿书写格式。他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严格按照最标准的格式，每字或每个符号均占一格。虽难免有增删涂改之处，但无论是订正错字，或是修改句子，乃至一整段文字的改动，其标示都十分清晰，一律遵循约定俗成的业内编辑方式一一标明，绝无含糊和混乱的地方。对具体负责的编辑来说，金庸先生的文稿就是最标准可以直接送去打字排版的定稿，无需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订正错字，或重新誊写描摹。
金庸先生读书也有此习惯，但凡他手头有笔，无论面前是印刷精美的书籍，或是别人的大作，或是官式文件等，他的眼里容不下错别字和错误使用的标点符号，肯定会将其一一勾出，并作订正。显然，这与他长年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担任新闻编辑工作息息相关。
如今数十年过去，金庸小说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除了作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图书之外，经正式授权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动漫，乃至游戏和电视节目的知识竞答，等等，遍及文化诸多领域，读者之众难以计数。然而若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他的时评，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同一个人，同一支笔，同样的稿纸，却可以写出截然不同类型的专栏文章。尽管其表面上泾渭分明，事实归事实，虚构归虚构，绝无混淆和含糊，但究其内里，毕竟源于同一人。金庸先生的时评，也都在说着他小说里的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摘自《明窗小札1963》
提起金庸先生的大名，华人世界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其本名“查良镛”的读者想必要减去一半，至于他的另一个笔名“徐慧之”，估计连资深“金粉”都要茫然问句：“是谁？”不久前，90岁金庸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旧作集结的新书——《明窗小札1963》，里面收录的就是他以“徐慧之”为笔名发表的时评文章。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时隔半个世纪，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到岁月风烟中另一个金庸。
同时扮演4个不同角色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为《明报》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内容以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为主。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它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余年份的结集。
笔者于1994年有幸来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他的文字数据，尤其是小说创作、翻译、艺术评论、社评，以及艺术性和政论性的专栏文章。
金庸先生亲笔书写了当时他所使用的笔名交给我，嘱我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收集。就此，我曾在《编辑手记》中谈到“历史的遗憾”，最主要是：其一，原版报纸的残缺，造成金庸专栏文章残缺不全；其二，报纸本身缺失，有的甚至整个月的报纸不见踪影；其三，由于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模糊，难以辨清；其四，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到。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当时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大多已皱到难以辨认，也就没有保留价值了。
笔者借着收集金庸先生的文章，倒是对他武侠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了颇多了解。
从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求职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开始，金庸先生就与文字创作和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他所翻译和撰写的文字数量之巨，迄今尚难统计完整。
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比如，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 （共341则）等文，还曾以“姚馥兰”和“程子畅”为笔名撰写过“馥兰影评”“馥兰影话”和“子畅影话”3个专栏，几乎是每日一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他以“萧子嘉”为笔名撰写“每日影谈”专栏；以“姚嘉衣”为笔名负责“影谈”的撰稿；以“子畅”为笔名从事翻译；以“林欢”为笔名撰写艺术评论。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淆和误解，金庸先生采用多种角色的写作策略，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分开来。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中，这种区别尤其明显。
在《明报》上，金庸先生每天甚至都要扮演4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身为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上世纪50年代，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双方先是在报纸上相互攻击，后来掌门人相约在澳门开擂台一决雌雄。一场大比武，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当时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则早在任职香港《新晚报》副刊时，就以金庸为笔名发表武侠作品。创办《明报》后，主笔武侠连载自然当仁不让。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是现实的必要，也是金庸惊人天赋和能力的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香港同行仍然尊称金庸先生为报界第一人，因为他的写作，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担当。
最擅长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
自1959年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先生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办报的整体过程以及写作之中。他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
《明窗小札1963》第一篇专栏《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中，金庸先生就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地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地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在政治氛围还很浓烈的上世纪60年代，这份中立，难能可贵。
金庸擅长文学叙述，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是他最擅长的，也是他看待事物的切入点。明眼的读者会发现，在《明窗小札1963》中，对炙手可热的政坛名流和社会精英的剖析和评论，所占篇幅不少。与其它时事政论性的专栏文章相比，尤显突出。通常这类专栏的撰稿人，都尽力回避直接写人，更乐于就事论事。金庸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窗小札1963》中，有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及时任南越第一夫人的陈丽春，指出其个性刚强，精力充沛，口才伶俐，从不向男人示弱，虽身体瘦弱，但却掌握极大的权力，而这一切并非源于她的才干，而是其泼辣性格所致，乃至有人认为她属于自恋狂。正由于她的冷峻倔强，刚愎自用，影响了南越当局推行的政策，也为南越后来发生政变、总统惨死埋下了伏笔。金庸写美国总统肯尼迪，从标题就挑起读者的阅读欲：《肯尼迪被戴红帽子》。他还写过一篇《康熙强过彼得大帝》，其中写道：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康熙执政已28年，对俄国曾数度用兵……彼得大帝却刚于这一年开始掌握全部政权（起初7年由他姊姊摄政），政治上的知识远不及康熙，国内统治又极不稳固……比较起来还是中国人占了上风。” 至今香港报界仍公认：“《明报》当年的中国评论，最为精确。譬如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查先生（金庸）的《明报》率先说破，此等触觉，只有查先生才有。”
金庸先生曾将自己对专栏文章的经验总结为5个字，那就是：短、趣、近、快、图。他曾亲笔书写了“短趣近快图”，作为“明报副刊编辑方针五字箴言”交给时任副刊编辑主任的邱鸿安先生，同时又亲笔书写了“明报副刊廿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投入废纸篓，不用此稿件。据《明报》资深报人张圭阳记载，金庸先生还补充说：“事实胜于雄辨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地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
与之相同，金庸先生对新闻报道也提出更高要求，即新闻副刊化，“把新闻版办成图文并茂，短、好、快、多（短是新闻写得精简，好是写得流畅动人，快是迅速报道，多是新闻事件多而丰富）。”他对香港的读者和市场了如指掌，曾指出：“一张报纸把‘港闻’做得出色”，可以增加销量，“因此，社会新闻记者的素质，常常决定一张报纸的优劣”，而报纸是否成功的关键，除了记者外，很重要的还要看总编辑以及负责港闻采访的主任。
他的主张不仅在《明报》及其系列报纸刊物上都得到充分的实践，甚至可以说，这种独到的编辑报道方针，影响了众多的香港报纸以及新闻工作者。不难看到，数十年前，金庸先生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对媒体新闻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数十年后依然是当今传媒新闻行业所执着追求的理想和践行的方向。
眼里容不得错别字
金庸先生写作时，喜欢使用500格的稿纸，直行书写，从右到左，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稿书写格式。他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严格按照最标准的格式，每字或每个符号均占一格。虽难免有增删涂改之处，但无论是订正错字，或是修改句子，乃至一整段文字的改动，其标示都十分清晰，一律遵循约定俗成的业内编辑方式一一标明，绝无含糊和混乱的地方。对具体负责的编辑来说，金庸先生的文稿就是最标准可以直接送去打字排版的定稿，无需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订正错字，或重新誊写描摹。
金庸先生读书也有此习惯，但凡他手头有笔，无论面前是印刷精美的书籍，或是别人的大作，或是官式文件等，他的眼里容不下错别字和错误使用的标点符号，肯定会将其一一勾出，并作订正。显然，这与他长年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担任新闻编辑工作息息相关。
如今数十年过去，金庸小说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除了作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图书之外，经正式授权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动漫，乃至游戏和电视节目的知识竞答，等等，遍及文化诸多领域，读者之众难以计数。然而若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他的时评，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同一个人，同一支笔，同样的稿纸，却可以写出截然不同类型的专栏文章。尽管其表面上泾渭分明，事实归事实，虚构归虚构，绝无混淆和含糊，但究其内里，毕竟源于同一人。金庸先生的时评，也都在说着他小说里的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摘自《明窗小札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