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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化特征
1949年，村上春树生于日本京都。性格内向的村上春树从小就喜欢读书。中学时代，受美军驻日所带来的文化浸透影响，村上开始大量阅读和翻译雷蒙德·钱德勒、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著作。他喜爱美国电影，大学毕业论文即为《论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毕业后与妻子阳子一起开了家爵士乐酒吧，在吧台上开始了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的创作。
对西方文化的痴迷带来了村上春树作品的“西化”。这种“西化”体现在其语言上，村上春树的语言风格毫无日本古典小说中的委婉含蓄，其语言简洁明快而富有节奏。受美国电影的影响，村上春树的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的电影感，有很多对白式人物对话的作品，甚至“镜头”式的画面描写。
除语言之外，这种西化亦体现在叙事角度。在雷蒙德·钱德勒和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下，村上春树笔下的主角往往具有“社会边缘性”和“反英雄”的特征，他们往往没有固定安稳的工作，不善于与大众交往。这种对社会主流的忽视和社会边缘的关注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于著作《后现代状况》中最先提出，被称作“元叙事”的瓦解，表现为对“元叙事”即早已深入人心的主流的、合法的价值的否认，并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定义之一。
二、早期作品特征
村上春树于1968年4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戏剧专业就读。同生于日本战后这一特殊时期的许多心灵受创的青年一样，村上春树在大学时期根本不学习而是在新宿的酒吧中度过。大二时日本著名的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席卷而来，“全共斗”运动带来的社会乱象对处于漩涡中心的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早期的村上春树甚至能被称作“青春”小說家。自《且听风吟》开始，至作为结束象征的《舞！舞！舞！》的出版，这一时期除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外，村上春树所有的长篇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潮前后的日本为背景，灌注着村上春树的青春经历，描写了“我”“鼠”“杰”以及极具超现实意义的“羊男”的故事，主旨极为明确，即为村上春树对自己过去青春的缅怀和思索，展现了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空虚与迷茫，更有对生命、死亡、爱情、孤独的深刻探讨。村上春树这一时期的作品因刻意营造着一股悲伤、孤寂的气氛而引起了青年一代的共鸣，是其作品畅销的重要原因。
三、1991年转变后的特征
作品的成功为村上春树带来了名利和数不尽的打扰。他开始与妻子四处旅行并于1991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特约讲师居住了四年，主讲日本文学。时值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反日情绪高涨。一心向往美国的村上春树在国外终于开始正视起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责任，开始关注本国历史，关注日本社会的缺陷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草原上那场不为人知的“诺门坎事件”引起了村上春树的注意。他查阅了海量文献，郑重地写下了《奇鸟行状录》。1995年的东京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组织的 “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更令村上春树无比震惊，以此为契机写下了一系列纪实类作品，如《地下》 《空翻》。
而小说《奇鸟行状录》的出版象征着村上春树的转变。他开始回归日本，向书中加了“物语”、神话、妖等日本元素，甚至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参考《源氏物语》中的活灵来解释强尼沃克的死亡。此时的村上春树亦开始不再为“自我疗伤”而写作，而开始带有明显的社会性。通过著作《奇鸟行状录》，他深入挖掘了近代日本社会系列问题的根源——侵略战争。《海边的卡夫卡》唤起了人们对侵略、战争和暴力的思索，向乔治威尔《1984》致敬的作品《1Q84》中，村上春树以“邪教组织”代替《1984》中的“老大哥”，希望唤起社会对宗教的警惕及社会现有体制的危机感。
本文结合村上春树的个人经历，分析了贯穿他所有作品的“西方化”特色，探讨了自《且听风吟》到《舞！舞！舞！》的前期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自《奇鸟行状录》开始转变以后的作品特征。
参考文献：
[1]陈 磊.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表达[J].作家，2014（18）.
[2]（美）杰.鲁宾.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M].冯 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949年，村上春树生于日本京都。性格内向的村上春树从小就喜欢读书。中学时代，受美军驻日所带来的文化浸透影响，村上开始大量阅读和翻译雷蒙德·钱德勒、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著作。他喜爱美国电影，大学毕业论文即为《论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毕业后与妻子阳子一起开了家爵士乐酒吧，在吧台上开始了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的创作。
对西方文化的痴迷带来了村上春树作品的“西化”。这种“西化”体现在其语言上，村上春树的语言风格毫无日本古典小说中的委婉含蓄，其语言简洁明快而富有节奏。受美国电影的影响，村上春树的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的电影感，有很多对白式人物对话的作品，甚至“镜头”式的画面描写。
除语言之外，这种西化亦体现在叙事角度。在雷蒙德·钱德勒和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下，村上春树笔下的主角往往具有“社会边缘性”和“反英雄”的特征，他们往往没有固定安稳的工作，不善于与大众交往。这种对社会主流的忽视和社会边缘的关注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于著作《后现代状况》中最先提出，被称作“元叙事”的瓦解，表现为对“元叙事”即早已深入人心的主流的、合法的价值的否认，并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定义之一。
二、早期作品特征
村上春树于1968年4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戏剧专业就读。同生于日本战后这一特殊时期的许多心灵受创的青年一样，村上春树在大学时期根本不学习而是在新宿的酒吧中度过。大二时日本著名的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席卷而来，“全共斗”运动带来的社会乱象对处于漩涡中心的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早期的村上春树甚至能被称作“青春”小說家。自《且听风吟》开始，至作为结束象征的《舞！舞！舞！》的出版，这一时期除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外，村上春树所有的长篇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潮前后的日本为背景，灌注着村上春树的青春经历，描写了“我”“鼠”“杰”以及极具超现实意义的“羊男”的故事，主旨极为明确，即为村上春树对自己过去青春的缅怀和思索，展现了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空虚与迷茫，更有对生命、死亡、爱情、孤独的深刻探讨。村上春树这一时期的作品因刻意营造着一股悲伤、孤寂的气氛而引起了青年一代的共鸣，是其作品畅销的重要原因。
三、1991年转变后的特征
作品的成功为村上春树带来了名利和数不尽的打扰。他开始与妻子四处旅行并于1991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特约讲师居住了四年，主讲日本文学。时值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反日情绪高涨。一心向往美国的村上春树在国外终于开始正视起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责任，开始关注本国历史，关注日本社会的缺陷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草原上那场不为人知的“诺门坎事件”引起了村上春树的注意。他查阅了海量文献，郑重地写下了《奇鸟行状录》。1995年的东京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组织的 “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更令村上春树无比震惊，以此为契机写下了一系列纪实类作品，如《地下》 《空翻》。
而小说《奇鸟行状录》的出版象征着村上春树的转变。他开始回归日本，向书中加了“物语”、神话、妖等日本元素，甚至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参考《源氏物语》中的活灵来解释强尼沃克的死亡。此时的村上春树亦开始不再为“自我疗伤”而写作，而开始带有明显的社会性。通过著作《奇鸟行状录》，他深入挖掘了近代日本社会系列问题的根源——侵略战争。《海边的卡夫卡》唤起了人们对侵略、战争和暴力的思索，向乔治威尔《1984》致敬的作品《1Q84》中，村上春树以“邪教组织”代替《1984》中的“老大哥”，希望唤起社会对宗教的警惕及社会现有体制的危机感。
本文结合村上春树的个人经历，分析了贯穿他所有作品的“西方化”特色，探讨了自《且听风吟》到《舞！舞！舞！》的前期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自《奇鸟行状录》开始转变以后的作品特征。
参考文献：
[1]陈 磊.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表达[J].作家，2014（18）.
[2]（美）杰.鲁宾.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M].冯 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