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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离骚》，且评论很高。笔者认为：他之所以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屈原的作品是其人生遭遇同人格光辉水乳交融的产物，文如其人，感愤而作，发人深省。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十一次谈到屈原及其著作，凭借其内含的爱国精神、深远意境、巧抒真意、点拨时事。
第一次：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登上火车去苏联访问，在火车行进的途中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
毛泽东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人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第二次：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第三次：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第四次：1954年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访华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他引用了屈原《九歌》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对尼赫鲁友好之情，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第五次：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第六次：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第七次：1959年8月，毛泽东在他为印发汉代枚乘《七发》所写的按语中说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性、科学性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第八次：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不仅对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文学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第九次：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形象深刻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第十次：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话，赞同司马迁说屈原写作《离骚》属于“贤圣发奋之作”的评说。
第十一次：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
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写下了不少气势磅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古典诗词，尤其是那些想象奇特，颇具大家风范的诗词为人所称道。他的诗词受屈原影响也非常之大。如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干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非常喜爱《离骚》，且评论很高。笔者认为：他之所以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屈原的作品是其人生遭遇同人格光辉水乳交融的产物，文如其人，感愤而作，发人深省。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十一次谈到屈原及其著作，凭借其内含的爱国精神、深远意境、巧抒真意、点拨时事。
第一次：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登上火车去苏联访问，在火车行进的途中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
毛泽东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人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第二次：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第三次：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第四次：1954年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访华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他引用了屈原《九歌》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对尼赫鲁友好之情，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第五次：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第六次：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第七次：1959年8月，毛泽东在他为印发汉代枚乘《七发》所写的按语中说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性、科学性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第八次：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不仅对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文学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第九次：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形象深刻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第十次：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话，赞同司马迁说屈原写作《离骚》属于“贤圣发奋之作”的评说。
第十一次：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
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写下了不少气势磅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古典诗词，尤其是那些想象奇特，颇具大家风范的诗词为人所称道。他的诗词受屈原影响也非常之大。如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干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