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四十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成绩斐然，不过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在扬弃，所以认真思考一下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或许会更有意义。
新时期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清除了长期以来以“左”为特点的教条主义的禁锢，恢复了科学的、自由探讨的学风，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出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成就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我的印象中，古代文论研究似乎是一个寂寞冷清的领域，它很少惹起轩然大波，也不为专家之外的公众所关注。可能深入其中的专家学者对这种场景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是这种相对沉寂的局面本身是否就包含着某种潜在的危险？换一个说法。对古代文学研究状态的质疑是否会带来新的开拓精神和找到新的生长点？
我觉得，古代文论研究应注意史论结合，这才能生气勃勃。例如，准确地、科学地阐明古代文论范畴的内涵，是一项重要工作。建国以来，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本刊近来收蓟的稿件看，多是从概念到概念“兜圈子”式的论证，用马列的或现代西方的文论去硬套，从而“拔高”了古人。这种阐释的方法，既无视范畴的本义、引申义、历史演变情况，及其在不同作者不同具体环境中的不同涵义，也不注意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更脱离了文学史和文学思潮史、
四十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近十年来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从总的方面看，纵向的史的研究和专人专著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古代文论的横向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够。特别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对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的企面、系统的研究更为薄g孔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有自己特殊的民族传统特点的，
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又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现代意义上的古文论研究是从五四时期肇始的，也走过了大约七十年的路程，虽然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史著作是在1927年问世的，但单篇论文在五四前后已陆续见诸报刊。今天我们反思古文论研究四十年，自然要同建国前三十年作对比，从总体上说，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后四十年的成就都是非常显著的。但这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很不平衡，经历了大起大落。
《续诗品》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司空图《诗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后,又一部以诗论诗的著名诗论。本书按照现代文学理论观点于《续诗品》从总体上作了分类,把三十二品分解为＂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创作态度＂、＂创作构思与表现技巧＂、＂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诗歌的鉴赏＂等五个部分,以求把握全书的理论体系。评注者又对三十二品逐一作了＂注释＂,＂今译＂,＂评
建国四十年来，古文论研究是有成绩的。大体上来讲，前此以往，我们的做得比较多的是两方面工作；一是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二是对理论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清理，这两方面部取得了艰大的成果。但是我们所欠缺的是第三种工作，
姚奠中先生在《文学遗产》1987年第三期和第四期上,先后发表了《〈葛屦〉新说》和《〈衡门〉新说》（以下简称＂新说＂）,从字词训诂入手,以为两首诗中＂可＂字均当＂何＂解,并由此申论诗旨而作出了新说。由于突破了旧说,读后很受启发。但两篇＂新说＂,以＂可＂为＂何＂,申论诗旨,并非新见。早在1979年第四期《中国语文》上,杨伯峻先生就发表有《可作何用》一文,在征引的多条古籍例子中,就也有《衡门》一条,彼此所见略同。但这是否达诂确解,我们以为尚有可疑和商榷之处。故于此一并辨之,敬请批评指正。先看《魏风·葛屦》。原诗
如果反思给人以轻松感，那么，这种反思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这就是说，我们特别需要的乃是反思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