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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来到1949年的春天，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结果已初现端倪，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必然趋势，中国即将迎来新的一页。
1948年9月，中共中央部署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将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党派代表、爱国进步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共襄建国大业，便成为统战工作中一项紧急而又重要的任务。而统筹负责此项工作的，便是一向重视统战工作，对民主党派人士坦诚相待、关怀备至，后来更与他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周恩来。
周密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着手得很早，在中原大地战事正酣之际，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就已展开。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整个工作分为“北线”和“南线”。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将南线的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最初，他曾设想开辟从香港经欧洲绕道苏联的国际线路，但由于港英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打通。不得已之下，周恩来只能利用此时大连港尚为苏军军管的特殊地位，将其设为解放区的对外口岸和最重要的对外交通联络站，另一方面派遣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香港当地的负责同志方方，租用苏联等国的货船直接打通香港—大连的海上航线。
出于对民主人士的爱护，周恩来亲自筹划并掌控南线的工作。工作开展初期，他便致电方方，要求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并指定由潘汉年、夏衍和连贯负责。1948年9月，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名单，邀请在香港和江南地区的李济深等77人，以及在平津地区的费孝通等24人前往解放区。在他的部署下，香港分局分20余批次，先后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转移到解放区。
前方的工作时时牵挂着周恩来的心。当时，李济深同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搭乘的“阿尔丹”号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航行了足足12天。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才放下心来。
在民主人士抵达大连前，周恩来还专门给当地负责同志去电指示：要安排最好的旅馆；要举行欢迎宴会，安排好具体的座位座次，他甚至还考虑到北方天气寒冷，怕来自香港的民主人士不习惯，细心地要求当地接待人员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等民主人士抵达时，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不少人收到这些物品时十分感动，有人想要付款，接待同志连忙解释说衣帽鞋都是送的，是周恩来指示要办的。
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民主人士备受感动，李济深即兴题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大力促成宋庆龄北上
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海内外都具有相当的威望，如果能邀请她参与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政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49年1月9日，党中央就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联名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新中国予以指导。”
但在当时，宋庆龄出于种种考虑并未立刻答应，只是回电表示感谢：“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周恩来对宋庆龄一向敬重有加，曾称她为“国之瑰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只有宋庆龄与何香凝一直在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如何安全而又稳妥地邀请这位“国之瑰宝”北上，成为摆在周恩来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在发出联名电的同时，周恩来就开始设法帮助身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北上。不过，比起其它因素，他更重视宋庆龄的个人安危，为此，他特地指示方方等人：“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诸多人士的努力下，宋庆龄成功抵御了美蒋集团策划的“去台”“去美”阴谋，留在获得新生的上海。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決定派邓颖超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周恩来也付出了“三顾茅庐”般的努力，再三殷勤敦劝，希望促成宋庆龄北上。
6月21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宋庆龄，回顾两人过去的交往，表达了对宋庆龄留在上海的喜悦之情：“沪滨告别，瞬近三年……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
7月1日，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要求邓颖超在同宋庆龄会面时，应该“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新政府事可候孙（夫人）到平后再说”。他还考虑到宋庆龄此时身体不是很好，长途旅行恐有不便，极为细致地对宋庆龄的出行做了安排：“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宋庆龄从邓颖超处获悉这些安排后，心情非常愉快，在给即将赴北平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翻译编辑材料的王安娜的信中表示：“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
此时，宋庆龄尚未考虑在北平长居，她告诉邓颖超，自己要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于是，两人商定将北上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周恩来得悉后，通情达理地以中央名义致电邓颖超，告诉她“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还让邓颖超与宋庆龄商量，争取请宋庆龄先来北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北来”参加会议，但若宋庆龄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并且希望“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邓颖超在同宋庆龄多次会面后，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于北平。”在得知宋庆龄的这番真实情由后，周恩来便电告邓颖超：“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提議“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他还富有远见地提出，要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
正是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细心工作之下，宋庆龄终于打消顾虑，于8月28日下午4时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在北上之前曾对于自己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后来经过邓颖超多番解释，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但周恩来依然设身处地替宋庆龄考虑，请邓颖超转告宋庆龄，究竟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不妨等来到北平后当面交流商定。
等宋庆龄抵达北平后，周恩来与她进行了充分沟通，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做报告时指出：“（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45个单位）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后来，宋庆龄回忆这次北京之行时，还非常兴奋地说：“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此行能给她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与周恩来同她的密切交流、大力促成、周到照顾是分不开的。
同海外侨领心心相印
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五一口号”后，不仅在国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激起了强烈反响，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也为之兴奋不已，其中就有南洋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一向富有政治远见，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也有着极为深厚的友谊。周恩来曾回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在1946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像陈嘉庚、张奚若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从这番话中也可看出周恩来与陈嘉庚之间坦诚相待的关系。
1949年5月5日，陈嘉庚与庄明理、王雨婷、张殊明等人搭乘英国邮轮，从新加坡赴香港，在香港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于28日搭乘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客货船，穿过台湾海峡，于6月3日抵达天津，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连贯受周恩来的指示，专程到天津迎接陈嘉庚。
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3天后周恩来亲至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一见面，周恩来就亲切地问候这位侨界长者：“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周恩来的一番话让陈嘉庚倍感亲切温暖。随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陈嘉庚前往香山双清别墅同毛泽东共进晚餐，宾主相谈甚欢，一口气谈到了深夜。
嗣后，林伯渠、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黄炎培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拜访陈嘉庚，劝他参加新政协。周恩来也专程拜访了陈嘉庚，诚恳地劝道：“嘉庚先生，华侨首席代表你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庄明理）翻译嘛！”周恩来诚挚地告诉陈嘉庚：“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要能够相通……自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祖国革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人民革命即将成功，新的共和国即将成立，嘉庚先生作为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应该和大家一起来共商建国大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周恩来的诚恳邀请下，陈嘉庚同意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在海内外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不仅是陈嘉庚，周恩来同另一位侨领，“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之间的积极互动，也留下了许多佳话。1949年，八旬高龄的司徒美堂回国，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对这位老人极为尊重。当时，周恩来得知司徒美堂患有足疾，来中南海开政协会议时常常不便于行，便指示大会秘书处为老人特制了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还被人开玩笑地称为“特赐金銮殿乘舆”，让司徒美堂又是感激，又是心中有愧。司徒美堂由于回国行程匆忙，未免衣服不足，周恩来又指示工作人员去前门瑞蚨祥，制作了一件水獭领狍毛大衣相赠，让司徒美堂深感中共领导对华侨老人的尊重和关怀，引为殊荣。
开国大典前不久，周恩来专门在六国饭店宴请了司徒美堂及二三十位长者名宿，席间特地向这些长者请教国号问题。当时，政协草就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括号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大家对此产生了不同意见。
考虑到这些长者对“中华民国”四字或许还有点感情，因而周恩来特地向他们咨询。第四个发言的司徒美堂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对他非常尊敬，但对“中华民国”四字绝无好感，因为这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他激动地表示：“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1948年9月，中共中央部署准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将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党派代表、爱国进步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共襄建国大业，便成为统战工作中一项紧急而又重要的任务。而统筹负责此项工作的，便是一向重视统战工作，对民主党派人士坦诚相待、关怀备至，后来更与他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周恩来。
周密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着手得很早，在中原大地战事正酣之际，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就已展开。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整个工作分为“北线”和“南线”。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将南线的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最初，他曾设想开辟从香港经欧洲绕道苏联的国际线路，但由于港英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打通。不得已之下，周恩来只能利用此时大连港尚为苏军军管的特殊地位，将其设为解放区的对外口岸和最重要的对外交通联络站，另一方面派遣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香港当地的负责同志方方，租用苏联等国的货船直接打通香港—大连的海上航线。
出于对民主人士的爱护，周恩来亲自筹划并掌控南线的工作。工作开展初期，他便致电方方，要求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并指定由潘汉年、夏衍和连贯负责。1948年9月，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名单，邀请在香港和江南地区的李济深等77人，以及在平津地区的费孝通等24人前往解放区。在他的部署下，香港分局分20余批次，先后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转移到解放区。
前方的工作时时牵挂着周恩来的心。当时，李济深同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搭乘的“阿尔丹”号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航行了足足12天。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才放下心来。
在民主人士抵达大连前，周恩来还专门给当地负责同志去电指示：要安排最好的旅馆；要举行欢迎宴会，安排好具体的座位座次，他甚至还考虑到北方天气寒冷，怕来自香港的民主人士不习惯，细心地要求当地接待人员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等民主人士抵达时，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不少人收到这些物品时十分感动，有人想要付款，接待同志连忙解释说衣帽鞋都是送的，是周恩来指示要办的。
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民主人士备受感动，李济深即兴题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大力促成宋庆龄北上
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海内外都具有相当的威望，如果能邀请她参与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政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49年1月9日，党中央就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联名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新中国予以指导。”
但在当时，宋庆龄出于种种考虑并未立刻答应，只是回电表示感谢：“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周恩来对宋庆龄一向敬重有加，曾称她为“国之瑰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只有宋庆龄与何香凝一直在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如何安全而又稳妥地邀请这位“国之瑰宝”北上，成为摆在周恩来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在发出联名电的同时，周恩来就开始设法帮助身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北上。不过，比起其它因素，他更重视宋庆龄的个人安危，为此，他特地指示方方等人：“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诸多人士的努力下，宋庆龄成功抵御了美蒋集团策划的“去台”“去美”阴谋，留在获得新生的上海。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決定派邓颖超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周恩来也付出了“三顾茅庐”般的努力，再三殷勤敦劝，希望促成宋庆龄北上。
6月21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宋庆龄，回顾两人过去的交往，表达了对宋庆龄留在上海的喜悦之情：“沪滨告别，瞬近三年……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
7月1日，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要求邓颖超在同宋庆龄会面时，应该“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新政府事可候孙（夫人）到平后再说”。他还考虑到宋庆龄此时身体不是很好，长途旅行恐有不便，极为细致地对宋庆龄的出行做了安排：“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宋庆龄从邓颖超处获悉这些安排后，心情非常愉快，在给即将赴北平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翻译编辑材料的王安娜的信中表示：“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
此时，宋庆龄尚未考虑在北平长居，她告诉邓颖超，自己要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于是，两人商定将北上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周恩来得悉后，通情达理地以中央名义致电邓颖超，告诉她“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还让邓颖超与宋庆龄商量，争取请宋庆龄先来北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北来”参加会议，但若宋庆龄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并且希望“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邓颖超在同宋庆龄多次会面后，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于北平。”在得知宋庆龄的这番真实情由后，周恩来便电告邓颖超：“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提議“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他还富有远见地提出，要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
正是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细心工作之下，宋庆龄终于打消顾虑，于8月28日下午4时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在北上之前曾对于自己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后来经过邓颖超多番解释，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但周恩来依然设身处地替宋庆龄考虑，请邓颖超转告宋庆龄，究竟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不妨等来到北平后当面交流商定。
等宋庆龄抵达北平后，周恩来与她进行了充分沟通，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做报告时指出：“（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45个单位）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后来，宋庆龄回忆这次北京之行时，还非常兴奋地说：“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此行能给她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与周恩来同她的密切交流、大力促成、周到照顾是分不开的。
同海外侨领心心相印
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五一口号”后，不仅在国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激起了强烈反响，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也为之兴奋不已，其中就有南洋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一向富有政治远见，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也有着极为深厚的友谊。周恩来曾回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在1946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像陈嘉庚、张奚若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从这番话中也可看出周恩来与陈嘉庚之间坦诚相待的关系。
1949年5月5日，陈嘉庚与庄明理、王雨婷、张殊明等人搭乘英国邮轮，从新加坡赴香港，在香港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于28日搭乘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客货船，穿过台湾海峡，于6月3日抵达天津，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连贯受周恩来的指示，专程到天津迎接陈嘉庚。
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3天后周恩来亲至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一见面，周恩来就亲切地问候这位侨界长者：“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周恩来的一番话让陈嘉庚倍感亲切温暖。随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陈嘉庚前往香山双清别墅同毛泽东共进晚餐，宾主相谈甚欢，一口气谈到了深夜。
嗣后，林伯渠、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黄炎培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拜访陈嘉庚，劝他参加新政协。周恩来也专程拜访了陈嘉庚，诚恳地劝道：“嘉庚先生，华侨首席代表你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庄明理）翻译嘛！”周恩来诚挚地告诉陈嘉庚：“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要能够相通……自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祖国革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人民革命即将成功，新的共和国即将成立，嘉庚先生作为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应该和大家一起来共商建国大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周恩来的诚恳邀请下，陈嘉庚同意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在海内外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不仅是陈嘉庚，周恩来同另一位侨领，“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之间的积极互动，也留下了许多佳话。1949年，八旬高龄的司徒美堂回国，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对这位老人极为尊重。当时，周恩来得知司徒美堂患有足疾，来中南海开政协会议时常常不便于行，便指示大会秘书处为老人特制了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还被人开玩笑地称为“特赐金銮殿乘舆”，让司徒美堂又是感激，又是心中有愧。司徒美堂由于回国行程匆忙，未免衣服不足，周恩来又指示工作人员去前门瑞蚨祥，制作了一件水獭领狍毛大衣相赠，让司徒美堂深感中共领导对华侨老人的尊重和关怀，引为殊荣。
开国大典前不久，周恩来专门在六国饭店宴请了司徒美堂及二三十位长者名宿，席间特地向这些长者请教国号问题。当时，政协草就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括号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大家对此产生了不同意见。
考虑到这些长者对“中华民国”四字或许还有点感情，因而周恩来特地向他们咨询。第四个发言的司徒美堂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对他非常尊敬，但对“中华民国”四字绝无好感，因为这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他激动地表示：“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