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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庙
水北村的正中央有一座庙院，许多年来我都不知道它的准确名称。村里人把它叫做大庙，它就成大庙了。水北村庙多，仅村中就有关帝庙、祖师庙、吕祖庙、禹王庙、东庵庙（会真观）从西向东，镶嵌在一公里多长的村落里，大庙便是其中之一。我曾以为，大庙是因为庙院之大才被人如此叫开的，但据准确测算，它并非村中庙之最大者。吕祖庙占地面积1272.09平方米，而大廟却只有1096.05平方米。
实际上，大庙还有文庙、圣庙、集贤院、三教庙之称，它们更雅致，却只是镌刻在庙院的碑文上，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叫响过，仿佛藏得很深的机密。例如，院中有大明万历十七年（1589）立的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濩泽东二十里许有聚曰水北，即战国韩营、宋元招贤里也，其中社先民创三教祠，始建于唐元和癸巳年。”（《重修三教庙碑记》）癸巳年是元和八年（813），两年之后，白居易左迁九江郡司马，遂有传世名作《琵琶行》面世。这就是说，早在白居易那个时代，水北村的三教庙就建起来了。而所谓三教，即儒、道、释三教之谓也。
大庙既然是庙，也就有着一切庙院必不可少的建筑。正中间从南向北，山门上有舞楼，然后是拜殿和正殿，庙院的两侧对称地建着妆楼、看楼、厢房和耳殿等。这是对庙院建筑的命名，而在许多年里，我既不知道这些房子的功用，也叫不出它们的名称。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大庙不是庙，而是我童年少年的求学之地;那些楼或殿既无神像，也没有任何香火气息，而是成了学校的教室和教师的办公用房。据说，大庙是从1952年成为学校的教学场地，我父亲就在这里读过高小，他们这代人很可能是最早从中受益的学子。而到我入学时，它已是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为一体的“水北五七学校”了。
从1969年开始，我便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我在楼上楼下、左右厢房、前院后院转了一圈，七十年代也就所剩无几了。
然而，自从离开这所学校，我似乎就再也没有走进过。在后来回家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沿着紧挨学校的庙圪洞胡同走向正街，想温习一下那所学校的模样，但庙门总是挂着一把大锁。大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因建起新的校园，大庙也就人去楼空，似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但它依然不是庙，而是成了一座废弃的园子。偶尔，也会有人进驻庙院，在那里起火做饭，遮风避雨，像是一个看庙的和尚。大约十年前，我就听说一位不算太老的老人过年期间死在了庙里，而他原本住在赵家圪洞，恰好是我家邻居。
那时候，我便想起当年流传在赵家圪洞的一段顺口溜了：“山红圪眨眼儿，狗孩爱下线儿，妖精拿起斧，砍了田喜的小圪脑儿。”这位老人就是桑田喜，因脑袋长得小，人送外号小圪脑儿。
然而，我却不清楚他是如何落魄到那种地步的。
2018年4月的一天，利用短暂的回乡探亲之机，我终于走进了这座庙院。然而，院里已是一片衰败的风景：除去正殿还算有鼻子有眼外，大部分的房子已开始坍塌，有的甚至塌没了屋顶。砌在地面的砖石磨损多年后已残破不堪，荒草从砖缝中拱出，正连成毛茸茸的一片绿色。院中两侧长条形的石桌（其实那是庙里的碑石）依然健在，但离石桌不远，用砖石垒起来、用水泥抹成光滑台面的乒乓球球台却已荡然无存。院里院外贴着红红的告示，挂着横幅，似乎才让它有了一些生机。横幅上写着一行大字：“心中充满母校情，捐多捐少都是爱。”
那是村中贤达发起修葺文庙倡议后不久的日子，倡议者打出“母校情”这张牌，显然是想以此召唤人心，理顺捐资通道。我回去时，听说在短短几天内已筹集到十多万元善款。虽然离预想的数字还差得不少，但修缮一事总算可以提上日程了。
看着眼前景物，听着父亲和几位发起者的讲述，我忽然有些恍惚，心绪就像一枚飘零的叶子，摇摇晃晃向下坠落。
讲用
据家父言，我可能是七虚岁走进这所学校的，一开始上的是幼儿班。
当父亲说我上过幼儿班时，我是有些吃惊的，因为关于幼儿班，我现在已印象全无，只是记着一句调侃幼儿班的顺口溜：“幼儿班，不简单，光着屁股露着蛋。”但是，对于我的启蒙老师，我却印象很深。她叫司玉莲，父亲说她在幼儿班就教过我，而我却一直以为她是从我读一年级才走马上任的。
那时的司老师还是青春少女，她长得并不白净，却也算得上农村里的漂亮女子。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盯着你看时，眼光中充满了爱意与柔情。就是在这道目光的注视下，我学会了拼音，开始识文断字了，甚至还走向了讲用会的讲台。
如今，“讲用”已是一个死掉的语词，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意思。但在1970年前后，讲用却活跃又普遍，以至于年幼如我者，也被当作讲用的人选之一。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讲用》的小说，说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小说的亮点在结尾处：郝有才打碎了一个公家的暖壶胆，却自己花钱配了一个。军宣队知道此事后认为有讲用价值，便动员他登台开讲。到了现场，郝有才先向毛主席像行礼，然后转过身来大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卒瓦了就卒瓦了！”全场笑翻，然后散会。
我的讲用也有“亮点”。第一次讲用，我记得就在学校的院子里。那个时候，庙院的正殿已用作校长办公室，正殿前有六七级青石台阶，学生就常常集合在台阶之下，聆听站在台阶上的校长或老师训话。但那天的台阶是属于我的。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第三级台阶上，对面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全校学生，他们排着队，黑压压一片。我开始讲用了，先是自报家门，姓甚名谁，接着报出年龄。但我刚说出“我今年八岁”时，大家顿时笑成一片。笑什么呢？当然不是笑我虚报了年龄，而是笑我的发音。说“八”时，晋城话与普通话是有区别的，前者开口要小一些，但老师却要求我用普通话讲用。为了把“八”字扭成普通话，我就字正腔圆地说：“我今年‘勃’岁了。”
我至今都没弄清楚为什么我会把“八”说成“勃”，而且还发阳平音，但满院笑声却非常壮观。笑声告诉我，我肯定是哪里出错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笑场，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经验。讲用已被笑声截断，我则在惶恐中停下来，望着同学们咧着瓢一样的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同学们见我被笑哭了，就笑得更是起劲;而他们越是开怀大笑，我就越是泣不成声。老师们也笑了，然后就从四面围过来救场。他们究竟是哄劝一番后嘱我继续操练，还是就此作罢让我下了台阶，如今我已全部忘记了。 经过这次“彩排”之后，我就正式开始讲用了，先是在大队的广播站里对着麦克风讲，随后又走进离学校一箭之遥的大队礼堂中，面对水北大队全体社员讲。时间一长，我仿佛成了讲用的老油条，后来不管站到哪里，下面有多少人，我都不会怯场，一张嘴就像拧开了水龙头，哗啦啦地流它一遍。但这种小和尚念经似的讲用有时也会出错。记得有一次讲用在大队礼堂进行，我的讲用稿里穿插著不少毛主席语录，当开始背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时，中间卡住了。我死活想不起“要提高警惕”的下一句是什么，就只好愣在那里使劲想，但越是使劲，就越是想不起来，脑子忽然变成一片空白。台下的听众起初叽叽喳喳，正小声地唠着家常，他们见我一下子动静全无，不知我演的是哪一出，便抬眼观望，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在一片寂静中僵了一分多钟，正六神无主着，台上才有人反应过来，赶快拿着稿子给我提词。我总算冲过屏障，开始向着“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路狂奔。广大社员群众也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又开始叽叽喳喳了。
现在想来，我被发掘为讲用“人才”，很可能也是司老师的功劳。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记性好。什么东西到我这里，三下两下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但那些一轮又一轮的讲用稿又是谁写的呢？莫非也是出自司老师之手？可能的情况是，司老师写出稿子后，还要经过其他老师的加工润色，因为我的讲用代表着水北五七学校的整体水平。记得有一次张校长站在校园的石桌子旁边对着几位老师说：“里面一定要加一句‘精神原子弹’！”他一边说着，一边挥起胳膊劈下去，像是电影中的大人物。但这颗“原子弹”究竟是加在了我的讲用稿中，还是加在学校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的串场词里，我记不清楚了。
我上学后不久，司老师就结婚了。能记住这件事情，是因为发生在街上的一幕烙印在记忆深处，久不褪色。那时候的娶媳妇嫁闺女虽然已是新事新办，却也还要敲锣打鼓，走街串巷的。当娶亲的队伍经过校门口时，我们追在后面看起了热闹。司老师原来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如今她却打扮成了别人的媳妇，这种角色转换一定让我们颇感好奇。于是我们尾随着那支队伍，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蹦蹦跳跳，嗷嗷直叫。调皮的同学已没有了课堂上的拘谨，他们手拿弹弓，不断把一些石子轻轻弹向司老师和新郎官背后。感受到同学们的“袭击”时，司老师并没有恼怒，她白我们一眼，又迅速切换成娶亲时需要的表情，而我们则因获得了存在感，蹦跳得更欢了。
司老师究竟是何时离开这所学校到城里工作的，如今我已记忆全无。我大四的时候，司老师去省委党校学习，特意约我见面聊天。那时候，我们已考虑开工作去向，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大大咧咧地说：去哪里都可以吧，实在不行就下基层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见我说着一些报纸上的话，仿佛当年背毛主席语录，就笑了起来，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可千万别犯傻，以后分配工作，能在上面就不要去下面，能留省城就不要回老家。我是过来人，听我的话没错。
司老师不愧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又扎扎实实给我上了一课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后三十多年，我们再没见过面。
大字报
因为是庙院，我们这所学校也就享受着坐北朝南的天然优势。南门外便是正街。从校门口往东前行百米左右，就是大队的场院了。这一区间正街的两边，则是两排高低错落的民房，但民房到赵家圪洞的大王阁那里又戛然而止，因为出大王阁往南，是河落头，河落头下面是丹河流经的河滩。河落头上除一两户人家外，已没有建房造屋的空间;紧挨大王阁北边则是为知识青年建造的集体宿舍，那一排房屋基本上与大队场院连成一片。知青宿舍落成后，那排房子的前额上便刻写下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行红色大字耀眼夺目，二里地之外都看得清楚。
大字报通常贴在学校去往大队的街两边。学校门外的两面墙壁宽大舒展，本来是可以贴大字报的，但两面墙上各有一块大黑板，定期更换着宣传内容，显然不宜张贴;知青宿舍是水北大队的新门面，张贴似乎也有碍观瞻。这样，大字报往往就糊到了民房的墙上。
我似乎已是抄写大字报的一员“主将”，这大概与我能写几笔毛笔字有关。上学不久，描红仿，学写字，已成为我们的日常功课。老师见我字写得还算周正，就把抄写大字报的活儿派到我的头上。我对着底稿，把上面的小字用毛笔写成大字，就成为所谓的“大字报”了。而张贴大字报则是其他同学的事情，他们搬着桌椅，拎着糨糊，爬高上低，有时就会对我表达不满，认为我写字占巧，却害得他们张风喝冷，户外作业。这时候我就可以活学活用，现炒现卖了。我指着大字报说：你们看看，这上面不是写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吗？这句话一出口，他们往往会被我唬住。实际上，我对这句话也是半懂不懂，只是觉得它文绉绉的，好玩。也幸亏我的同学比我还不懂，否则，我的反动思想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许多年之后，我看了台湾王财贵教授关于儿童读经教育的演讲视频，很受震动。所谓读经，便是诵读四书五经。在他的心目中，四书五经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智慧，十二岁以前的儿童若能守着它们，过目成诵，它们就会跟你一辈子，成为战无不胜的思想利器。记得听完王财贵的讲座后我长叹一声，感慨万千。我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本中选过一篇 《阳货》，那是我对《论语》的唯一一次背诵。
不过，学习这种课文也有乐趣。课文的第三句就是“归孔子豚”，当老师把“豚”讲解成蒸熟的小乳猪时，他在上面咂摸，我们也在下面流口水。那个年代，“三月不知肉味”是正常现象，但“豚”的到来，却让我们学会了画饼充饥。
阳货篇曾被用作过大字报的素材吗？我现在已记忆全无。我能够记得的是，当大字报贴出去时，我总会去那里观赏一番。老师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我去那里观赏，既是去瞅瞅自己的“作品”，也是要看看我的字与那些大人的字差距何在。大字报里的内容往往千篇一律，无甚可看，但有时我也能记住几个词语。有一次，我看到一张大字报上写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立刻觉得这句古话不错。但不知是那处毛笔字写得太潦草，还是我看走了眼，我把“亦”字记成了“赤”。此后好多年，我都一直在“道赤道赤”着，想破了脑袋都没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墙上的大字报时而稀疏，时而密集。密集时，各种纸张，大字小字，行书楷书，就糊满了整面墙壁，白花花一片，煞是可观。但往往几天之后，它们就成了旧物，这时候，又一批新货便快要上墙了。
忽然有一天，看大字报的人多起来，人们在那里指指戳戳，正议论着什么。我凑过去一看，吓了一跳。一张大字报上直呼其名，说要把大队党支部书记揪出来，因为他是个大流氓。那上面的表达虽略输文采，却也甲乙丙丁，把支书如何欺男霸女的龌龊事罗列一堆。为了加大揭发力度，写作者不惜自曝家丑，把自己的媳妇也“me too”为证据。他像小常宝一样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着，显然是要激起全村革命群众的满腔仇恨。这种声讨果然有效，随后，揭批党支书就变得热火朝天了。
我确实是被那张大字报吓着了。党支书？拄着拐走街串巷？大流氓？这件事情彻底突破了我的想象。直到许多年之后读本雅明，我才意识到那一刻就是“震惊体验”。
大字报的作者就住在庙圪洞里，那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每次看见他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发愣，我就会想起那张大字报，仿佛一遍遍温习着一篇课文。
前些年回家，父亲不经意地说，那个谁谁谁也不在了。我嗯嗯着，却恍惚中听到“哗啦”一声。愣过神来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那张大字报贴在我心中太久，现在它终于剥落了。
知青
贴大字报那人的住处紧挨着学校，或者准确地说，是紧挨着学校后院的那排房子。
据我猜测，大庙原来可能没有后院，但因为它变成了学校，又必须给学生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它后面的空地就被开辟出来，变成了一个操场。操场并不大，只有篮球场般大小。而事实上，它的两边也确实各竖一个篮球架。北边篮球架的后面是一小块菜地，菜地边上建了一排平房，那是高年级的教室。
操场的活动原本是平淡的，无非就是出操、跑操、做广播操而已，但因为知青的到来，忽然便有了起色。
在我的记忆中，来水北大队插队落户的前后有两拨知青，第一拨是两个小伙子，天津人，其中一人名叫大刚。听大人说，他们本不想来，来了似乎就闹着要走。果然，一年半载之后，他们就突然蒸发了。但我还是感谢他们的到来，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听过有线广播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万没想到还有“真哏儿”“嘛事”的天津话被他们说得油光水滑，风情万种。有一段时间，村里人一边模仿着他们的用词，一边发表着评论：“人家说话可真日怪呀，说甚都是‘哏儿’。”但天津话的“哏儿”经过晋城话的包装后，仿佛天津麻花煮成了晋城油圪麻，已彻底串味了。
第二拨知青却人数不少，总共29人，其中男生13人，女生16人。他们都是铁路子弟，全部来自晋城北站，插队的时间是1974年3月16日。
我能知道得这么确切，得益于当今的网络和四十多年之后他们的怀旧之旅。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翻阅朋友圈，忽然看到水北知青回第二故乡欢聚的视频。打开瞧，我已认不出一张熟识的面孔。他们都老了，而我记忆中还是他们年轻时的模样。那个时候，这些姑娘小伙子是多么生龙活虎啊，他们的主要工作当然是下地做生活，也会不时走进我们的校园和那个操场。
那时候，附近的每个大队都有知青，每个知青点差不多都会组建一支篮球队，然后他们就转着村打比赛了。水北大队的比赛场地只有学校那个土操场，他们也就只能因陋就简，在那里吆喝、拼抢，而我与我的同学们则成了他们的忠实观众。水北知青篮球队本就远近闻名，加上又在自己的主场打球，一个个也就更是卖力，仿佛要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有时他们会打出几个花哨的传切配合，比赛也就变成了表演。许多年之后我看NBA，方才意识到表演就是篮球比赛的组成部分。看着乔丹们神出鬼没，把球打得行云流水，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起七十年代那块尘土飞扬的操场。正是在那里，我才获得了有关篮球知识的最初启蒙。
永远留在记忆中的是队长和前锋的身影。队长很稳健，他一只手控着球，一只手挥舞着，嘴里不停地喊着队员的名字，让他们跑位、站位。这时，前锋已跑到四十五度角的位置，球也恰好传到他手里。通常他都会有假动作，闪过防守队员的逼抢后便迅速起跳、投篮。他投篮的姿势很特别，不是一手护球一手投，而是两手抱球，让它横在脑袋与肩膀之间，然后再向上推出。这样的投篮动作其实是很不规范的，投出去的球弧線也低，但命中率却不低。于是，他在瞬间完成的动作仿佛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美感。
他叫保明。我至今还记着他的名字，但他是不是姓周，我却不敢确定了。
女知青也来看球，但她们从没打过篮球。偶尔，她们会溜达到前院，和我们打几下乒乓球。
前院拜殿前的空地上，东西两边各有一张把碑石支起来的石桌。石桌的宽度只有乒乓球台的一半，却成了我们平时打乒乓球的简易球台。东边石桌不远处是砌起来的水泥台子，其高低、长短与标准的乒乓球台无异。这张球台好，也就成为我们课间课后的争抢之地。但似乎只有在石桌上练出点模样，才有资格升级到这里。台上常年摆放着一溜砖头，那便是球网了。球拍通常由三合板、五合板自制而成，谁要是手头有一个买来的带着胶皮的拍子，那就成了真正的高档奢侈品。
有一天，我们正在水泥台前你来我往着，一位女知青忽然走过来，说，我也来和你们比划两下。我们立刻让出一个位置，献上了我们的奢侈品。
她接过拍子，并没有立刻打球，而是摸摸正面，又转过来看看反面。反面刻写着一个同学的名字，她端详一番，便朗声念了出来：马-四-昌。
当这三个字从她嘴中滑出时，我一下子愣住了。标准的吐字，悠扬的发音，仿佛仙乐敲击着耳膜，叮当作响。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种感觉就是“惊艳”。马四昌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喊他的名字是从来不带姓的。加上晋城话中没有前舌尖音，“四”便总是说成“柿”，“昌”又做了半儿化的扁平化处理。我们就这样四昌长四昌短的唤着他，早已唤得麻木不仁。但女知青一张嘴，却一下子叫出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
不光是她，这拨知青说的都是普通话。 女知青长得也漂亮。她挥起拍子，扭动身体的时候，就像电影中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跳舞。
被惊艳后不久，我便有了与她同场演出的机会。
那次演出的主题我已想不起来，但演出的场地和细节却依然清晰。我们集中在大队场院的中央，就在那片空地上演出，四周围着前来观看的社员群众。女知青不是单独出节目，而是与她的三个同伴小合唱，内容无非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的时代新曲。看得出来，她们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唱得有些干涩，加进去的动作也比较僵硬，远没有打球时来得自然，但贫下中农们却依然像看西洋景一样看得起劲。我的节目是独唱：《我为祖国守大桥》。王老师一边用脚踏风琴伴奏着，一边用目光向我传递着鼓励，我便扯开嗓子吼起来了：“晴空万里彩云飘，不尽长江浪滔滔。火红的太阳心头照，我为祖国守大桥……”
那时候我还没有变声，自然无法唱出“守大桥”的豪迈。但我一下场就听她们小声议论着：这个小家伙长得不咋地，唱得还蛮不错嘛。顿时我就嘚瑟起来，油然升起了技压群芳的幻觉。
但好景不长，终于，大队的场院里不再有她们的欢声笑语，学校的操场也变得寂寥起来，因为知青们开始返城了。
我上大学时要从晋北车站乘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带着的木头箱子又要办托运，父亲就说，你全林叔当年与知青打得火热，看他能否找到关系，帮帮忙。全林叔很热心，他与我父亲把我送到车站，找的就是打篮球的保明，那时他已是机务段上的一名职工了。办完托运，时间尚早，保明便把我安排到他的宿舍里候车。我在椅子上坐坐，床上躺躺，翻阅着他那里的书报杂志，仿佛享受着现在高铁商务座的候车待遇。
然而，当我翻看水北知青的“怀旧之旅”时，却没有发现保明的照片。里面有人说，保明前几年已经病逝。
这时我才想起，年纪与他相仿的全林叔去世更早。
赵全林是我的本家亲戚，住在赵家圪洞的底部，他家房子紧挨着那排知青宿舍。
唱歌
王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小名叫胖孩儿。
刚上学时，我曾对王老师的小名产生过好奇。她不胖啊，为什么人人都唤她胖孩儿？当然，她也不瘦，而且与一般人比，她确实也更富态一些，又因为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白就显胖——只是到今天我这样琢磨时，她的小名似乎才坐实了。
背地里，一些同学也敢叫她胖孩儿，但我却只敢叫王老师。
那个时候，王老师大概三十出头，长得也颇有些姿色。全校好像就她一个音乐老师，这样，所有年级的音乐课也就由她一人包干了。学校有一架半新不旧脚踏风琴，那是完全归她使用的乐器。她先用风琴定定调，然后就一句一句教我们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唱！”我们就捏着嗓子唱起来了，“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顿时冲破教室，响彻云霄。这首歌直眉愣眼的，就像晋城话所谓的“半性”，我们唱着它，一个个似乎也成了“半性”。
我这个“半性”就是被王老师培养成独唱人才的。那时候，能独唱的全校好像也没几人。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那个男一号。
我会唱歌，固然与王老师的刻意栽培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我底子好，不跑调。我出生三四年后，革命样板戏已如火如荼。我家堂屋的窗户上面安着一个有线喇叭，成天广播样板戏。我好奇，就经常在院子里边耍边听戏。听得一多，也就能唱了，便经常咿咿呀呀的，一会儿李玉和，一会儿少剑波。有时兴起，一出样板戏的选段便差不多能从头唱到尾。前后邻居知道我会唱戏，便经常逗我开唱：勇，唱一段样板戏，给你个糖蛋儿。在糖蛋儿的诱惑下，我通常会即刻开唱：“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提篮小卖”是什么意思，便经常把它唱成“提篮小满”。如果我唱嗨了，一曲终了时往往会伴随着一个庆祝动作：把手中的草碗抛向空中，然后仰着脖子，望着盘旋的草碗哈哈傻笑。
所有这一切，我其实已没有什么记忆了，还是许多年之后我的邻居告诉我的。当他们讲述起这段往事时，我一边想象着我那时的傻样，一边暗自惊叹：简直就是明星坯子啊，连欢庆动作都设计那么富有创意！为什么我当年不去学唱歌，却五迷三道考了个中文系呢？
王老师住在村西头，她不一定清楚我的幼年壮举。这么说，她是在课堂上发现我唱功不俗的？总之，自从上学之后，我似乎就被划分成会唱歌的“红五类”，后来学校凡有演出活动，王老师要么让我领唱，要么把我内定为独唱歌手，这样也就有了我与知青的那次同场飙歌。
有时也会安排我与人对唱，但我现在能够想起的对唱歌曲只有那首《浏阳河》了。
《浏阳河》在今天看来无疑已是一首“红歌”，但那个时候我却不知道它的性质。当然，那个年代的歌曲也无所谓性质，因为它们都是革命歌曲。区别只在于，有的歌曲铿锵有力，适合于合唱，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这种类型;有的歌曲则婉转悠扬一些，像每天广播里播送的《东方红》，还有《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等，则是另一种类型。《浏阳河》属于后者。相比之下，我大概更喜欢抒情抒得绵长一点的那种歌曲，而唱《浏阳河》似乎也正中下怀。
但其實我是无可选择的，选歌是王老师的事情，她选中了什么，我就得唱什么。大概是那次演出需要一个男女声对唱的节目，她就选了《浏阳河》。女歌手高我两三个年级，小名叫改改。有一阵子，王老师弹着她的风琴，一遍遍地让我们练习。改改唱第一段，我唱第二段，以此顺序对唱下去，最后一段则是男女声合唱。王老师说，唱完“啊依呀依子哟”时，该你歇会儿了，这时你不要傻站着，而是要侧过头来，加点表情，注视着你的搭档。我很听话，每次注视改改时，发现她比我高出一头，心里忽然就有了不平之气。轮到我唱时，我就尽量把声音抬高，想以此弥补自己的身高。王老师就停下弹奏批评我：“你的音准很好啊，怎么把D调唱成F调了？回去回去！”我就只好乖乖地回去了。 改改是我家前院邻居，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她被招工去了上海。她父亲在上海工作，据说她是过去“接班”的。
大概在我上五年级时，学校忽然买回一批乐器，说是要成立一个小乐队。买回来的乐器有扬琴、笛子、二胡、板胡、鼓、锣、镲等。组建乐队的不是王老师，而是孙老师。我满心盼着自己也能成为乐队的一员，学会一门乐器，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结果还是没有我，失望情绪顿时像夏天的洪水，涨满了村头的丹河。敲扬琴的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每当演出时，扬琴又总是摆放在乐队的正中央，很是显眼。她则低垂着眼帘，找着琴弦，把扬琴敲得嘈嘈切切。一曲终了，她便抬起头来，脸上是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用晋城话说就是“能气”或“着不下”。这时候，我的羡慕嫉妒恨就开始疯长，心里面仿佛有一只小兽在横冲直撞。
我毫无办法，便只好使劲用算盘珠子吹曲子，一方面泄愤，一方面似乎也是欲与乐队试比高。算盘珠子能吹曲子？能。找一颗废弃的珠子，再撕一块薄纸贴住窟窿眼，然后用拇指与食指圈住珠子，放在嘴边嘟嘟，就能嘟嘟出响亮的声音了。我瞪着眼珠子，吹着算盘珠子，楼上楼下来回乱窜，若是遇到乐队排练，吹得就越发起劲了。这时候，负责排练的孙老师就会狠狠地瞪我一眼。
现在想来，那很可能是我最早经历的一次创伤性体验。
创伤
身体的创伤是十二岁那年形成的。
但是，当我说出十二岁时，我却无法确定是虚岁还是周岁。我曾经问过父母，他们已记不清晰了。我也问过邻居改翠，我说：“你还记得你是哪年结的婚吗？1974年还是1975年？”她想了想，茫然地摇摇头：“谁还记得那个。”于是，我也与她一起茫然起来了。
我在那座庙里上学时，一年要放三次假：寒假、麦假和秋假。后两个假说是放假，其实是农忙季节让小孩帮着生产队里的大人干活儿。这样，也就只有寒假可以算作真正的假期了。十二岁的那个正月天，当走亲戚的活动告一段落后，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与同学小虎约好，准备进城看看。县城离我们村二十多里，我们决定步行进城。父母同意了。
吃过早饭，我们就踏上了进城的公路。出村不久，有辆马拉的大车赶上了我们，车把式坐在前面，车上装着堆起来的石子，车尾巴上露着一尺见宽的平面。我与小虎跟着那辆车，两个人轮换着爬到车尾巴上，潜伏在石子堆后面。还没得意多久，我们的把戏就被车把式发现了。他倒是没吆喝我们，而是用鞭子往后一甩，鞭梢就扫到我们身上脸上，那是轰我们下车的信号。
免费的大车坐不成了，两个人只好徒步往城里溜达。
在我少年时代的想象中，城里就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它实际上并不比清贫的农村富裕多少，但我总觉得那里要甚有甚，哪怕是做梦，都比在乡下放心胆大。后来我读路遥的《人生》，忽然就觉得我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读者多了一种体验。我从十二岁那年徒步进城开始，仿佛就开始了“进城”的漫漫长旅，我太知道“进城”对于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了，但城里的市民子弟知道吗？他们有过把“进城”当作过年般快乐的感受吗？
进城之后，我与小虎在城里逛了半天。我们或许在街边花一毛钱吃了碗肉丸，或许什么也没吃。吃不吃东西可能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饱一饱眼福。除此之外，我还拽着他找到了县城的新华书店，在里面挑拣一番，用压岁钱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雷锋的故事》，另一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
过了晌午，我们开始返程。下了大岭头坡就是司徒。如今，司徒小镇远近闻名，已是集吃喝、游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消费场所，每当逢年过节，那里便人山人海。然而那个时候，司徒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普通村庄。我对它熟悉甚至感到亲切，是因为我的姨姨住在那里。
现在已无法想起我是临时起意还是规定动作，反正是下了坡之后，小虎矗直往回走了，我却拐弯去了司徒，寻到我姨姨家里。不巧的是，姨姨不在家，她去外村看闺女了，而且晚上不一定回来。又恰逢生产队里开大会，表哥表嫂晚上要去参加。晚饭后，我围着炉火囫囵躺在炕上，疲乏一阵阵袭来，不久就睡熟了。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灼热的刺痛中醒来，一股焦煳味直冲鼻孔。昏黄的灯光下，只见自己的腿部冒烟，才迷迷糊糊意识到，肯定是我睡着后滚到炉火上了。记得水缸就在屋子的另一端，我在慌乱中跳下土炕，准备走向那边，浇水灭火。但我只是走到屋子中央，腿上的暗火就蹿了上来。我走不过去了，而是被烧得吱哇乱叫，又蹦又跳。那时候我已经吓傻了，根本没想到越跳火苗蹿得越快。
院子的东屋住着另一户人家，他们听见有人哭叫，凄厉之声不绝于耳，便赶快过来看个究竟。进了屋门，见我在地上蹦高，立刻把我摁倒，脱下了我穿着的那条棉裤。
我的两条小腿被烧伤了，右腿尤其严重。司徒治疗烧伤的土办法是用醋反复涂抹伤口，于是那天晚上，我的两条小腿开始大量“吃醋”。
第二天，姨姨回来了，她觉得她的偶然离家已铸成大错，便在赶来的父亲面前小心赔着不是，但丝毫也没有堵住父亲的火暴脾气。父亲咆哮着，抱怨着，表哥则赶快去借了一辆架子车，与父亲一道把我拉到水东公社卫生站。我的小腿黑乎乎一片，又是光着屁股让医生检查，忽然就觉得很是害臊。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想到，为什么父亲没有直接拉上我进城治疗呢？这个问题一出现，我这里也就马上有了答案：因为没钱。或者是，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进城住医院的概念。他能想到的去处大概就是公社那个简陋的卫生站了。但那里的赤脚医生并无治疗的办法，他们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止疼片，表达了一番同情，便让我坐上了回家的架子车。我先是被父亲抱到小屋，在那里待了十天半月，后来因为伤口化脓，怀疑是捅火的煤灰感染了伤口，父亲才又把我抱到了堂屋。小屋有山窗，就是那一阵子，我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放鞭炮。奶奶说，是改翠结婚办喜事了。而改翠的叔叔后來则对我说：“那时你烧了腿，天天疼得叫唤，我们在圪洞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无法上学了，只好休学在家，达三个月之久。就是在养伤期间，我生出了读书的强烈渴望。不用说，买回来的《夜渡》《雷锋的故事》根本不经读，于是我央求父亲去给我找书。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收获却很是惨淡：或者是《金光大道》《艳阳天》，或者是《虹南作战史》之类的读物，稍微有点样子的大概就是那本《战斗的青春》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但英雄人物也常常不顶用，所以经常是父亲用双手死死掐紧我的大腿，以免换药时我疼得乱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一支杜冷丁，我便开始腾云驾雾，英雄人物也与我一起步入幻境。” 因为腿总是半蜷着，忽然有一天发现它伸不直了。父亲大惊失色，说：“你这条腿要是残废了可怎么办？不行，你得动弹起来！”我立刻满脸羞愧，于是每天在炕上做起了腿部伸展运动。
烧伤之后，我开始享受被人看望的待遇。亲戚、老师和同学，他们川流不息来到我家，安慰着父母，奶奶或母亲则一遍遍在无奈中回应：“唉，他今年就是有这个疼痛灾吧。”伤快好起来时，甲班一位同学也来看我了。他说：“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我立刻认为他是装的，便用上了一个新学的成语：“你是明故知问吧”。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把这个成语的词序记颠倒了，但那位同学却浑然不觉。
麦子差不多熟透时，烧伤才算完全愈合，我也重新走进了课堂。但还没上几天课，就放麦假了。
麦假里的主要任务是拾麦，也就是当麦子收割之后，捡拾遗留在地里的麦穗。麦穗要上交，不是交给队里，就是交给学校，而且规定了每人必须完成拾多少斤的数量。但麦地里留下的麦穗并不多，拾麦的难度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有一天，我随几位同学从水北大队的麦地游荡到西刘庄的地界，发现有块地里的小麦因成熟得晚，麦子刚刚放到，铺在地上。那时天已晌午，地里一个人也没有。有同学就说，拾得太费劲了，咱们去抱它一捆吧。我明知道这就是偷，但在同学的鼓动下，便也跃跃欲试了。我们走到那块地里，四下瞅瞅，每人搂起一捆麦子。这时，忽然从塄下钻出一个人来，大喊一声。我们被吓了一跳，便顾不上麦子，转身就跑，那人撵着我们追了起来。几位同学跑得飞快，像是地里的野兔，唯独我腿伤刚好，跑不起来，刚跳下一个塄沿，就被他捉住了。
那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壮年人。
他开始教训我了，我的小心脏则狂跳不已，不知他要如何收拾我。
“说，你爸爸是谁？”
报出父亲的名字显然是件丢丑的事情，我想赖着不说，但架不住他不停逼问，只好老实招供。但话一出口，我就有了“王连举叛变”的感觉。
“你家是不是住在赵家圪洞？”他想了想，先说出了这句话，似乎已不像原来那样凶眉暴眼了。待我回答后他又补一句：“拾麦就好好拾，以后可不敢偷了。走吧。”
我拎起篮子，向家的方向走去，一路是后悔、委屈甚至小小的庆幸，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母亲见我没精打采，灰头土脸的，便问：“要吃晌午饭了，怎么也等不回你。你去哪儿拾麦了？”我说：“八十亩地。”她没再往下问，我也没敢往下说。
许多年之后我读《“锻炼锻炼”》，刚读了个开头，就看到赵树理让人物说出个句子：“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而说这话的正是落后妇女“小腿疼”。读到这里时，我噗哧一笑，十二岁那年的记忆便迅速接通了。
看书
大概也是十二岁左右，我告别了小人书，看开没画的书了。
与小人书告别，也与我的一次创伤经历有关。可能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家里就不时给我买些小人书，每看过一本，就把它当作宝贝，收藏在一个小桌子的抽屉里。日久天长，抽屉便渐渐丰满起来，居然已有二三十本之多。我不时打开抽屉，温习一番，不肯轻易示人。那些小人书姓甚名谁，我现在自然早已忘得精光，但有一本印象颇深，它叫《一支驳壳枪》。
然而，我这批“驳壳枪”还是悉数离家了，结果有去无回。
我家院子的西屋住着一位鳏夫，他有一个外甥，叫来生。来生大我几岁，却很能与我玩到一起。有一天，他帶来一个西洋镜——那是一个望远镜般大小的东西，把一些镶嵌着胶片的卡片物插入其中，再对着镜片瞧，就能看到栩栩如生的画面。这个东西让我感到新奇，我便央求来生留我玩几天，而来生的交换条件是把我的小人书全部带走，拿回家里细嚼慢咽。我虽舍不得，但还是同意了。
因暂时拥有了西洋镜，我便拽起来了。我在人前人后显摆着，让很多小伙伴倍感眼馋。小虎发现这个新玩具后，便提出来借他看看，我很大方地答应了。但过了两天，我去找他索要时，他却说把西洋镜玩丢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来生到来后，便又与他一趟趟上门催要。见我们追得紧了，他才说了实话：西洋镜掉进泊池里了。
来生很生气，便迁怒于我。他的逻辑是，找不回西洋镜，你的小人书也别想要了。我自知理亏，便只好在他的逻辑面前乖乖就范。但一想到我的“驳壳枪”挂在别人腰间，我就心痛不已。这种心痛自然是很小儿科的，却也真真切切，让我想起来就难受半天。几年之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忽然觉得这个题目也适合于我。从此，我的心痛便有了一个雅致的命名。
很可能就是这次遭遇之后，我对“画书”的兴趣开始淡出，转而找开了“字书”。实际上，到四五年级，课本基本上也是“字书”了，现在回想起来，所学过的课文早已印象模糊。依稀能够记得的有《半夜鸡叫》《南京长江大桥》 《赴宴斗鸠山》 《东郭先生和狼》 《小英雄雨来》《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但它们究竟出现在哪册课本中，我完全说不清楚了。学习《南京长江大桥》这篇课文时，老师带着我们到村东边的丹河大桥参观，又让我们照葫芦画瓢写作文。但这座桥两分钟就能走个来回，这作文可怎么写？《红灯记》早已耳熟能详，再学《赴宴斗鸠山》却依然有重大发现。李玉和与鸠山斗智斗勇，他们说出来的四字句可真是好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语词一过眼就记在心里，经年累月，永志不忘。它们也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密电码”。毛主席的诗文是课本里的重头戏，但在我们的表述中，“为人民服务”已是“喂人民不糊”，“纪念白求恩”则成了“纪念拐腿恩”。我们就这样圪遛着嘴，却丝毫不觉得这就是亵渎。
鲁迅也成了我们课本里的常客，但许多年之后我读藤井省三的 《鲁迅〈故乡〉阅读史》，却一下子恍惚起来：《故乡》在我们的课本中出现过吗？这位日本学者说：“文革”时期，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小学教材，教材由各地自己编选，情况极为混乱。因为这种混乱，《故乡》也从课本中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它才在地方教材中迅速复活。这很可能意味着，即便我学过《故乡》，那也是1977年以后的事情。虽然我只是生吞活剥过鲁迅的一些杂文，却已被他的气势和文笔迅速击中。有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在教室外的石桌前圪喷，一致认为鲁迅不仅骨头最硬，而且文章也写得最好，如果我们以后与笔为伍，就应该成为鲁迅那样的人。我们叽叽喳喳着，心中因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豪情而激动得小脸通红，却全然不知道我们所受的教育与鲁迅相比已有云泥之别。连“明知故问”都说不周正，怎么可能继承鲁迅的衣钵呢？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记得王财贵说过，假如发下语文课本你当天就能看完，那这课本就不需要教了。我大概就是每发下语文课本就急不可耐地从头读到尾的那种学生。因为课本根本无法满足我的阅读欲，我便只好去找课外书了。但那个年代的穷乡僻壤，能够找到的书少得可怜。记得那个时候，我读过《高玉宝》《碧泉之战》《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播火记》《连心锁》
水北村的正中央有一座庙院，许多年来我都不知道它的准确名称。村里人把它叫做大庙，它就成大庙了。水北村庙多，仅村中就有关帝庙、祖师庙、吕祖庙、禹王庙、东庵庙（会真观）从西向东，镶嵌在一公里多长的村落里，大庙便是其中之一。我曾以为，大庙是因为庙院之大才被人如此叫开的，但据准确测算，它并非村中庙之最大者。吕祖庙占地面积1272.09平方米，而大廟却只有1096.05平方米。
实际上，大庙还有文庙、圣庙、集贤院、三教庙之称，它们更雅致，却只是镌刻在庙院的碑文上，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叫响过，仿佛藏得很深的机密。例如，院中有大明万历十七年（1589）立的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濩泽东二十里许有聚曰水北，即战国韩营、宋元招贤里也，其中社先民创三教祠，始建于唐元和癸巳年。”（《重修三教庙碑记》）癸巳年是元和八年（813），两年之后，白居易左迁九江郡司马，遂有传世名作《琵琶行》面世。这就是说，早在白居易那个时代，水北村的三教庙就建起来了。而所谓三教，即儒、道、释三教之谓也。
大庙既然是庙，也就有着一切庙院必不可少的建筑。正中间从南向北，山门上有舞楼，然后是拜殿和正殿，庙院的两侧对称地建着妆楼、看楼、厢房和耳殿等。这是对庙院建筑的命名，而在许多年里，我既不知道这些房子的功用，也叫不出它们的名称。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大庙不是庙，而是我童年少年的求学之地;那些楼或殿既无神像，也没有任何香火气息，而是成了学校的教室和教师的办公用房。据说，大庙是从1952年成为学校的教学场地，我父亲就在这里读过高小，他们这代人很可能是最早从中受益的学子。而到我入学时，它已是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为一体的“水北五七学校”了。
从1969年开始，我便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我在楼上楼下、左右厢房、前院后院转了一圈，七十年代也就所剩无几了。
然而，自从离开这所学校，我似乎就再也没有走进过。在后来回家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沿着紧挨学校的庙圪洞胡同走向正街，想温习一下那所学校的模样，但庙门总是挂着一把大锁。大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因建起新的校园，大庙也就人去楼空，似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但它依然不是庙，而是成了一座废弃的园子。偶尔，也会有人进驻庙院，在那里起火做饭，遮风避雨，像是一个看庙的和尚。大约十年前，我就听说一位不算太老的老人过年期间死在了庙里，而他原本住在赵家圪洞，恰好是我家邻居。
那时候，我便想起当年流传在赵家圪洞的一段顺口溜了：“山红圪眨眼儿，狗孩爱下线儿，妖精拿起斧，砍了田喜的小圪脑儿。”这位老人就是桑田喜，因脑袋长得小，人送外号小圪脑儿。
然而，我却不清楚他是如何落魄到那种地步的。
2018年4月的一天，利用短暂的回乡探亲之机，我终于走进了这座庙院。然而，院里已是一片衰败的风景：除去正殿还算有鼻子有眼外，大部分的房子已开始坍塌，有的甚至塌没了屋顶。砌在地面的砖石磨损多年后已残破不堪，荒草从砖缝中拱出，正连成毛茸茸的一片绿色。院中两侧长条形的石桌（其实那是庙里的碑石）依然健在，但离石桌不远，用砖石垒起来、用水泥抹成光滑台面的乒乓球球台却已荡然无存。院里院外贴着红红的告示，挂着横幅，似乎才让它有了一些生机。横幅上写着一行大字：“心中充满母校情，捐多捐少都是爱。”
那是村中贤达发起修葺文庙倡议后不久的日子，倡议者打出“母校情”这张牌，显然是想以此召唤人心，理顺捐资通道。我回去时，听说在短短几天内已筹集到十多万元善款。虽然离预想的数字还差得不少，但修缮一事总算可以提上日程了。
看着眼前景物，听着父亲和几位发起者的讲述，我忽然有些恍惚，心绪就像一枚飘零的叶子，摇摇晃晃向下坠落。
讲用
据家父言，我可能是七虚岁走进这所学校的，一开始上的是幼儿班。
当父亲说我上过幼儿班时，我是有些吃惊的，因为关于幼儿班，我现在已印象全无，只是记着一句调侃幼儿班的顺口溜：“幼儿班，不简单，光着屁股露着蛋。”但是，对于我的启蒙老师，我却印象很深。她叫司玉莲，父亲说她在幼儿班就教过我，而我却一直以为她是从我读一年级才走马上任的。
那时的司老师还是青春少女，她长得并不白净，却也算得上农村里的漂亮女子。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盯着你看时，眼光中充满了爱意与柔情。就是在这道目光的注视下，我学会了拼音，开始识文断字了，甚至还走向了讲用会的讲台。
如今，“讲用”已是一个死掉的语词，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意思。但在1970年前后，讲用却活跃又普遍，以至于年幼如我者，也被当作讲用的人选之一。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讲用》的小说，说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小说的亮点在结尾处：郝有才打碎了一个公家的暖壶胆，却自己花钱配了一个。军宣队知道此事后认为有讲用价值，便动员他登台开讲。到了现场，郝有才先向毛主席像行礼，然后转过身来大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卒瓦了就卒瓦了！”全场笑翻，然后散会。
我的讲用也有“亮点”。第一次讲用，我记得就在学校的院子里。那个时候，庙院的正殿已用作校长办公室，正殿前有六七级青石台阶，学生就常常集合在台阶之下，聆听站在台阶上的校长或老师训话。但那天的台阶是属于我的。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第三级台阶上，对面是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全校学生，他们排着队，黑压压一片。我开始讲用了，先是自报家门，姓甚名谁，接着报出年龄。但我刚说出“我今年八岁”时，大家顿时笑成一片。笑什么呢？当然不是笑我虚报了年龄，而是笑我的发音。说“八”时，晋城话与普通话是有区别的，前者开口要小一些，但老师却要求我用普通话讲用。为了把“八”字扭成普通话，我就字正腔圆地说：“我今年‘勃’岁了。”
我至今都没弄清楚为什么我会把“八”说成“勃”，而且还发阳平音，但满院笑声却非常壮观。笑声告诉我，我肯定是哪里出错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笑场，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经验。讲用已被笑声截断，我则在惶恐中停下来，望着同学们咧着瓢一样的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同学们见我被笑哭了，就笑得更是起劲;而他们越是开怀大笑，我就越是泣不成声。老师们也笑了，然后就从四面围过来救场。他们究竟是哄劝一番后嘱我继续操练，还是就此作罢让我下了台阶，如今我已全部忘记了。 经过这次“彩排”之后，我就正式开始讲用了，先是在大队的广播站里对着麦克风讲，随后又走进离学校一箭之遥的大队礼堂中，面对水北大队全体社员讲。时间一长，我仿佛成了讲用的老油条，后来不管站到哪里，下面有多少人，我都不会怯场，一张嘴就像拧开了水龙头，哗啦啦地流它一遍。但这种小和尚念经似的讲用有时也会出错。记得有一次讲用在大队礼堂进行，我的讲用稿里穿插著不少毛主席语录，当开始背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时，中间卡住了。我死活想不起“要提高警惕”的下一句是什么，就只好愣在那里使劲想，但越是使劲，就越是想不起来，脑子忽然变成一片空白。台下的听众起初叽叽喳喳，正小声地唠着家常，他们见我一下子动静全无，不知我演的是哪一出，便抬眼观望，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在一片寂静中僵了一分多钟，正六神无主着，台上才有人反应过来，赶快拿着稿子给我提词。我总算冲过屏障，开始向着“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路狂奔。广大社员群众也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又开始叽叽喳喳了。
现在想来，我被发掘为讲用“人才”，很可能也是司老师的功劳。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记性好。什么东西到我这里，三下两下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但那些一轮又一轮的讲用稿又是谁写的呢？莫非也是出自司老师之手？可能的情况是，司老师写出稿子后，还要经过其他老师的加工润色，因为我的讲用代表着水北五七学校的整体水平。记得有一次张校长站在校园的石桌子旁边对着几位老师说：“里面一定要加一句‘精神原子弹’！”他一边说着，一边挥起胳膊劈下去，像是电影中的大人物。但这颗“原子弹”究竟是加在了我的讲用稿中，还是加在学校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的串场词里，我记不清楚了。
我上学后不久，司老师就结婚了。能记住这件事情，是因为发生在街上的一幕烙印在记忆深处，久不褪色。那时候的娶媳妇嫁闺女虽然已是新事新办，却也还要敲锣打鼓，走街串巷的。当娶亲的队伍经过校门口时，我们追在后面看起了热闹。司老师原来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如今她却打扮成了别人的媳妇，这种角色转换一定让我们颇感好奇。于是我们尾随着那支队伍，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蹦蹦跳跳，嗷嗷直叫。调皮的同学已没有了课堂上的拘谨，他们手拿弹弓，不断把一些石子轻轻弹向司老师和新郎官背后。感受到同学们的“袭击”时，司老师并没有恼怒，她白我们一眼，又迅速切换成娶亲时需要的表情，而我们则因获得了存在感，蹦跳得更欢了。
司老师究竟是何时离开这所学校到城里工作的，如今我已记忆全无。我大四的时候，司老师去省委党校学习，特意约我见面聊天。那时候，我们已考虑开工作去向，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大大咧咧地说：去哪里都可以吧，实在不行就下基层锻炼，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见我说着一些报纸上的话，仿佛当年背毛主席语录，就笑了起来，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可千万别犯傻，以后分配工作，能在上面就不要去下面，能留省城就不要回老家。我是过来人，听我的话没错。
司老师不愧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又扎扎实实给我上了一课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后三十多年，我们再没见过面。
大字报
因为是庙院，我们这所学校也就享受着坐北朝南的天然优势。南门外便是正街。从校门口往东前行百米左右，就是大队的场院了。这一区间正街的两边，则是两排高低错落的民房，但民房到赵家圪洞的大王阁那里又戛然而止，因为出大王阁往南，是河落头，河落头下面是丹河流经的河滩。河落头上除一两户人家外，已没有建房造屋的空间;紧挨大王阁北边则是为知识青年建造的集体宿舍，那一排房屋基本上与大队场院连成一片。知青宿舍落成后，那排房子的前额上便刻写下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行红色大字耀眼夺目，二里地之外都看得清楚。
大字报通常贴在学校去往大队的街两边。学校门外的两面墙壁宽大舒展，本来是可以贴大字报的，但两面墙上各有一块大黑板，定期更换着宣传内容，显然不宜张贴;知青宿舍是水北大队的新门面，张贴似乎也有碍观瞻。这样，大字报往往就糊到了民房的墙上。
我似乎已是抄写大字报的一员“主将”，这大概与我能写几笔毛笔字有关。上学不久，描红仿，学写字，已成为我们的日常功课。老师见我字写得还算周正，就把抄写大字报的活儿派到我的头上。我对着底稿，把上面的小字用毛笔写成大字，就成为所谓的“大字报”了。而张贴大字报则是其他同学的事情，他们搬着桌椅，拎着糨糊，爬高上低，有时就会对我表达不满，认为我写字占巧，却害得他们张风喝冷，户外作业。这时候我就可以活学活用，现炒现卖了。我指着大字报说：你们看看，这上面不是写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吗？这句话一出口，他们往往会被我唬住。实际上，我对这句话也是半懂不懂，只是觉得它文绉绉的，好玩。也幸亏我的同学比我还不懂，否则，我的反动思想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许多年之后，我看了台湾王财贵教授关于儿童读经教育的演讲视频，很受震动。所谓读经，便是诵读四书五经。在他的心目中，四书五经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智慧，十二岁以前的儿童若能守着它们，过目成诵，它们就会跟你一辈子，成为战无不胜的思想利器。记得听完王财贵的讲座后我长叹一声，感慨万千。我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本中选过一篇 《阳货》，那是我对《论语》的唯一一次背诵。
不过，学习这种课文也有乐趣。课文的第三句就是“归孔子豚”，当老师把“豚”讲解成蒸熟的小乳猪时，他在上面咂摸，我们也在下面流口水。那个年代，“三月不知肉味”是正常现象，但“豚”的到来，却让我们学会了画饼充饥。
阳货篇曾被用作过大字报的素材吗？我现在已记忆全无。我能够记得的是，当大字报贴出去时，我总会去那里观赏一番。老师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我去那里观赏，既是去瞅瞅自己的“作品”，也是要看看我的字与那些大人的字差距何在。大字报里的内容往往千篇一律，无甚可看，但有时我也能记住几个词语。有一次，我看到一张大字报上写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立刻觉得这句古话不错。但不知是那处毛笔字写得太潦草，还是我看走了眼，我把“亦”字记成了“赤”。此后好多年，我都一直在“道赤道赤”着，想破了脑袋都没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墙上的大字报时而稀疏，时而密集。密集时，各种纸张，大字小字，行书楷书，就糊满了整面墙壁，白花花一片，煞是可观。但往往几天之后，它们就成了旧物，这时候，又一批新货便快要上墙了。
忽然有一天，看大字报的人多起来，人们在那里指指戳戳，正议论着什么。我凑过去一看，吓了一跳。一张大字报上直呼其名，说要把大队党支部书记揪出来，因为他是个大流氓。那上面的表达虽略输文采，却也甲乙丙丁，把支书如何欺男霸女的龌龊事罗列一堆。为了加大揭发力度，写作者不惜自曝家丑，把自己的媳妇也“me too”为证据。他像小常宝一样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着，显然是要激起全村革命群众的满腔仇恨。这种声讨果然有效，随后，揭批党支书就变得热火朝天了。
我确实是被那张大字报吓着了。党支书？拄着拐走街串巷？大流氓？这件事情彻底突破了我的想象。直到许多年之后读本雅明，我才意识到那一刻就是“震惊体验”。
大字报的作者就住在庙圪洞里，那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每次看见他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发愣，我就会想起那张大字报，仿佛一遍遍温习着一篇课文。
前些年回家，父亲不经意地说，那个谁谁谁也不在了。我嗯嗯着，却恍惚中听到“哗啦”一声。愣过神来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那张大字报贴在我心中太久，现在它终于剥落了。
知青
贴大字报那人的住处紧挨着学校，或者准确地说，是紧挨着学校后院的那排房子。
据我猜测，大庙原来可能没有后院，但因为它变成了学校，又必须给学生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它后面的空地就被开辟出来，变成了一个操场。操场并不大，只有篮球场般大小。而事实上，它的两边也确实各竖一个篮球架。北边篮球架的后面是一小块菜地，菜地边上建了一排平房，那是高年级的教室。
操场的活动原本是平淡的，无非就是出操、跑操、做广播操而已，但因为知青的到来，忽然便有了起色。
在我的记忆中，来水北大队插队落户的前后有两拨知青，第一拨是两个小伙子，天津人，其中一人名叫大刚。听大人说，他们本不想来，来了似乎就闹着要走。果然，一年半载之后，他们就突然蒸发了。但我还是感谢他们的到来，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听过有线广播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万没想到还有“真哏儿”“嘛事”的天津话被他们说得油光水滑，风情万种。有一段时间，村里人一边模仿着他们的用词，一边发表着评论：“人家说话可真日怪呀，说甚都是‘哏儿’。”但天津话的“哏儿”经过晋城话的包装后，仿佛天津麻花煮成了晋城油圪麻，已彻底串味了。
第二拨知青却人数不少，总共29人，其中男生13人，女生16人。他们都是铁路子弟，全部来自晋城北站，插队的时间是1974年3月16日。
我能知道得这么确切，得益于当今的网络和四十多年之后他们的怀旧之旅。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翻阅朋友圈，忽然看到水北知青回第二故乡欢聚的视频。打开瞧，我已认不出一张熟识的面孔。他们都老了，而我记忆中还是他们年轻时的模样。那个时候，这些姑娘小伙子是多么生龙活虎啊，他们的主要工作当然是下地做生活，也会不时走进我们的校园和那个操场。
那时候，附近的每个大队都有知青，每个知青点差不多都会组建一支篮球队，然后他们就转着村打比赛了。水北大队的比赛场地只有学校那个土操场，他们也就只能因陋就简，在那里吆喝、拼抢，而我与我的同学们则成了他们的忠实观众。水北知青篮球队本就远近闻名，加上又在自己的主场打球，一个个也就更是卖力，仿佛要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有时他们会打出几个花哨的传切配合，比赛也就变成了表演。许多年之后我看NBA，方才意识到表演就是篮球比赛的组成部分。看着乔丹们神出鬼没，把球打得行云流水，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起七十年代那块尘土飞扬的操场。正是在那里，我才获得了有关篮球知识的最初启蒙。
永远留在记忆中的是队长和前锋的身影。队长很稳健，他一只手控着球，一只手挥舞着，嘴里不停地喊着队员的名字，让他们跑位、站位。这时，前锋已跑到四十五度角的位置，球也恰好传到他手里。通常他都会有假动作，闪过防守队员的逼抢后便迅速起跳、投篮。他投篮的姿势很特别，不是一手护球一手投，而是两手抱球，让它横在脑袋与肩膀之间，然后再向上推出。这样的投篮动作其实是很不规范的，投出去的球弧線也低，但命中率却不低。于是，他在瞬间完成的动作仿佛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美感。
他叫保明。我至今还记着他的名字，但他是不是姓周，我却不敢确定了。
女知青也来看球，但她们从没打过篮球。偶尔，她们会溜达到前院，和我们打几下乒乓球。
前院拜殿前的空地上，东西两边各有一张把碑石支起来的石桌。石桌的宽度只有乒乓球台的一半，却成了我们平时打乒乓球的简易球台。东边石桌不远处是砌起来的水泥台子，其高低、长短与标准的乒乓球台无异。这张球台好，也就成为我们课间课后的争抢之地。但似乎只有在石桌上练出点模样，才有资格升级到这里。台上常年摆放着一溜砖头，那便是球网了。球拍通常由三合板、五合板自制而成，谁要是手头有一个买来的带着胶皮的拍子，那就成了真正的高档奢侈品。
有一天，我们正在水泥台前你来我往着，一位女知青忽然走过来，说，我也来和你们比划两下。我们立刻让出一个位置，献上了我们的奢侈品。
她接过拍子，并没有立刻打球，而是摸摸正面，又转过来看看反面。反面刻写着一个同学的名字，她端详一番，便朗声念了出来：马-四-昌。
当这三个字从她嘴中滑出时，我一下子愣住了。标准的吐字，悠扬的发音，仿佛仙乐敲击着耳膜，叮当作响。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种感觉就是“惊艳”。马四昌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喊他的名字是从来不带姓的。加上晋城话中没有前舌尖音，“四”便总是说成“柿”，“昌”又做了半儿化的扁平化处理。我们就这样四昌长四昌短的唤着他，早已唤得麻木不仁。但女知青一张嘴，却一下子叫出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
不光是她，这拨知青说的都是普通话。 女知青长得也漂亮。她挥起拍子，扭动身体的时候，就像电影中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跳舞。
被惊艳后不久，我便有了与她同场演出的机会。
那次演出的主题我已想不起来，但演出的场地和细节却依然清晰。我们集中在大队场院的中央，就在那片空地上演出，四周围着前来观看的社员群众。女知青不是单独出节目，而是与她的三个同伴小合唱，内容无非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的时代新曲。看得出来，她们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唱得有些干涩，加进去的动作也比较僵硬，远没有打球时来得自然，但贫下中农们却依然像看西洋景一样看得起劲。我的节目是独唱：《我为祖国守大桥》。王老师一边用脚踏风琴伴奏着，一边用目光向我传递着鼓励，我便扯开嗓子吼起来了：“晴空万里彩云飘，不尽长江浪滔滔。火红的太阳心头照，我为祖国守大桥……”
那时候我还没有变声，自然无法唱出“守大桥”的豪迈。但我一下场就听她们小声议论着：这个小家伙长得不咋地，唱得还蛮不错嘛。顿时我就嘚瑟起来，油然升起了技压群芳的幻觉。
但好景不长，终于，大队的场院里不再有她们的欢声笑语，学校的操场也变得寂寥起来，因为知青们开始返城了。
我上大学时要从晋北车站乘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带着的木头箱子又要办托运，父亲就说，你全林叔当年与知青打得火热，看他能否找到关系，帮帮忙。全林叔很热心，他与我父亲把我送到车站，找的就是打篮球的保明，那时他已是机务段上的一名职工了。办完托运，时间尚早，保明便把我安排到他的宿舍里候车。我在椅子上坐坐，床上躺躺，翻阅着他那里的书报杂志，仿佛享受着现在高铁商务座的候车待遇。
然而，当我翻看水北知青的“怀旧之旅”时，却没有发现保明的照片。里面有人说，保明前几年已经病逝。
这时我才想起，年纪与他相仿的全林叔去世更早。
赵全林是我的本家亲戚，住在赵家圪洞的底部，他家房子紧挨着那排知青宿舍。
唱歌
王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小名叫胖孩儿。
刚上学时，我曾对王老师的小名产生过好奇。她不胖啊，为什么人人都唤她胖孩儿？当然，她也不瘦，而且与一般人比，她确实也更富态一些，又因为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白就显胖——只是到今天我这样琢磨时，她的小名似乎才坐实了。
背地里，一些同学也敢叫她胖孩儿，但我却只敢叫王老师。
那个时候，王老师大概三十出头，长得也颇有些姿色。全校好像就她一个音乐老师，这样，所有年级的音乐课也就由她一人包干了。学校有一架半新不旧脚踏风琴，那是完全归她使用的乐器。她先用风琴定定调，然后就一句一句教我们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唱！”我们就捏着嗓子唱起来了，“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顿时冲破教室，响彻云霄。这首歌直眉愣眼的，就像晋城话所谓的“半性”，我们唱着它，一个个似乎也成了“半性”。
我这个“半性”就是被王老师培养成独唱人才的。那时候，能独唱的全校好像也没几人。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那个男一号。
我会唱歌，固然与王老师的刻意栽培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我底子好，不跑调。我出生三四年后，革命样板戏已如火如荼。我家堂屋的窗户上面安着一个有线喇叭，成天广播样板戏。我好奇，就经常在院子里边耍边听戏。听得一多，也就能唱了，便经常咿咿呀呀的，一会儿李玉和，一会儿少剑波。有时兴起，一出样板戏的选段便差不多能从头唱到尾。前后邻居知道我会唱戏，便经常逗我开唱：勇，唱一段样板戏，给你个糖蛋儿。在糖蛋儿的诱惑下，我通常会即刻开唱：“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提篮小卖”是什么意思，便经常把它唱成“提篮小满”。如果我唱嗨了，一曲终了时往往会伴随着一个庆祝动作：把手中的草碗抛向空中，然后仰着脖子，望着盘旋的草碗哈哈傻笑。
所有这一切，我其实已没有什么记忆了，还是许多年之后我的邻居告诉我的。当他们讲述起这段往事时，我一边想象着我那时的傻样，一边暗自惊叹：简直就是明星坯子啊，连欢庆动作都设计那么富有创意！为什么我当年不去学唱歌，却五迷三道考了个中文系呢？
王老师住在村西头，她不一定清楚我的幼年壮举。这么说，她是在课堂上发现我唱功不俗的？总之，自从上学之后，我似乎就被划分成会唱歌的“红五类”，后来学校凡有演出活动，王老师要么让我领唱，要么把我内定为独唱歌手，这样也就有了我与知青的那次同场飙歌。
有时也会安排我与人对唱，但我现在能够想起的对唱歌曲只有那首《浏阳河》了。
《浏阳河》在今天看来无疑已是一首“红歌”，但那个时候我却不知道它的性质。当然，那个年代的歌曲也无所谓性质，因为它们都是革命歌曲。区别只在于，有的歌曲铿锵有力，适合于合唱，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这种类型;有的歌曲则婉转悠扬一些，像每天广播里播送的《东方红》，还有《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等，则是另一种类型。《浏阳河》属于后者。相比之下，我大概更喜欢抒情抒得绵长一点的那种歌曲，而唱《浏阳河》似乎也正中下怀。
但其實我是无可选择的，选歌是王老师的事情，她选中了什么，我就得唱什么。大概是那次演出需要一个男女声对唱的节目，她就选了《浏阳河》。女歌手高我两三个年级，小名叫改改。有一阵子，王老师弹着她的风琴，一遍遍地让我们练习。改改唱第一段，我唱第二段，以此顺序对唱下去，最后一段则是男女声合唱。王老师说，唱完“啊依呀依子哟”时，该你歇会儿了，这时你不要傻站着，而是要侧过头来，加点表情，注视着你的搭档。我很听话，每次注视改改时，发现她比我高出一头，心里忽然就有了不平之气。轮到我唱时，我就尽量把声音抬高，想以此弥补自己的身高。王老师就停下弹奏批评我：“你的音准很好啊，怎么把D调唱成F调了？回去回去！”我就只好乖乖地回去了。 改改是我家前院邻居，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她被招工去了上海。她父亲在上海工作，据说她是过去“接班”的。
大概在我上五年级时，学校忽然买回一批乐器，说是要成立一个小乐队。买回来的乐器有扬琴、笛子、二胡、板胡、鼓、锣、镲等。组建乐队的不是王老师，而是孙老师。我满心盼着自己也能成为乐队的一员，学会一门乐器，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结果还是没有我，失望情绪顿时像夏天的洪水，涨满了村头的丹河。敲扬琴的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每当演出时，扬琴又总是摆放在乐队的正中央，很是显眼。她则低垂着眼帘，找着琴弦，把扬琴敲得嘈嘈切切。一曲终了，她便抬起头来，脸上是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用晋城话说就是“能气”或“着不下”。这时候，我的羡慕嫉妒恨就开始疯长，心里面仿佛有一只小兽在横冲直撞。
我毫无办法，便只好使劲用算盘珠子吹曲子，一方面泄愤，一方面似乎也是欲与乐队试比高。算盘珠子能吹曲子？能。找一颗废弃的珠子，再撕一块薄纸贴住窟窿眼，然后用拇指与食指圈住珠子，放在嘴边嘟嘟，就能嘟嘟出响亮的声音了。我瞪着眼珠子，吹着算盘珠子，楼上楼下来回乱窜，若是遇到乐队排练，吹得就越发起劲了。这时候，负责排练的孙老师就会狠狠地瞪我一眼。
现在想来，那很可能是我最早经历的一次创伤性体验。
创伤
身体的创伤是十二岁那年形成的。
但是，当我说出十二岁时，我却无法确定是虚岁还是周岁。我曾经问过父母，他们已记不清晰了。我也问过邻居改翠，我说：“你还记得你是哪年结的婚吗？1974年还是1975年？”她想了想，茫然地摇摇头：“谁还记得那个。”于是，我也与她一起茫然起来了。
我在那座庙里上学时，一年要放三次假：寒假、麦假和秋假。后两个假说是放假，其实是农忙季节让小孩帮着生产队里的大人干活儿。这样，也就只有寒假可以算作真正的假期了。十二岁的那个正月天，当走亲戚的活动告一段落后，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与同学小虎约好，准备进城看看。县城离我们村二十多里，我们决定步行进城。父母同意了。
吃过早饭，我们就踏上了进城的公路。出村不久，有辆马拉的大车赶上了我们，车把式坐在前面，车上装着堆起来的石子，车尾巴上露着一尺见宽的平面。我与小虎跟着那辆车，两个人轮换着爬到车尾巴上，潜伏在石子堆后面。还没得意多久，我们的把戏就被车把式发现了。他倒是没吆喝我们，而是用鞭子往后一甩，鞭梢就扫到我们身上脸上，那是轰我们下车的信号。
免费的大车坐不成了，两个人只好徒步往城里溜达。
在我少年时代的想象中，城里就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它实际上并不比清贫的农村富裕多少，但我总觉得那里要甚有甚，哪怕是做梦，都比在乡下放心胆大。后来我读路遥的《人生》，忽然就觉得我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读者多了一种体验。我从十二岁那年徒步进城开始，仿佛就开始了“进城”的漫漫长旅，我太知道“进城”对于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了，但城里的市民子弟知道吗？他们有过把“进城”当作过年般快乐的感受吗？
进城之后，我与小虎在城里逛了半天。我们或许在街边花一毛钱吃了碗肉丸，或许什么也没吃。吃不吃东西可能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饱一饱眼福。除此之外，我还拽着他找到了县城的新华书店，在里面挑拣一番，用压岁钱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雷锋的故事》，另一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
过了晌午，我们开始返程。下了大岭头坡就是司徒。如今，司徒小镇远近闻名，已是集吃喝、游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消费场所，每当逢年过节，那里便人山人海。然而那个时候，司徒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普通村庄。我对它熟悉甚至感到亲切，是因为我的姨姨住在那里。
现在已无法想起我是临时起意还是规定动作，反正是下了坡之后，小虎矗直往回走了，我却拐弯去了司徒，寻到我姨姨家里。不巧的是，姨姨不在家，她去外村看闺女了，而且晚上不一定回来。又恰逢生产队里开大会，表哥表嫂晚上要去参加。晚饭后，我围着炉火囫囵躺在炕上，疲乏一阵阵袭来，不久就睡熟了。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灼热的刺痛中醒来，一股焦煳味直冲鼻孔。昏黄的灯光下，只见自己的腿部冒烟，才迷迷糊糊意识到，肯定是我睡着后滚到炉火上了。记得水缸就在屋子的另一端，我在慌乱中跳下土炕，准备走向那边，浇水灭火。但我只是走到屋子中央，腿上的暗火就蹿了上来。我走不过去了，而是被烧得吱哇乱叫，又蹦又跳。那时候我已经吓傻了，根本没想到越跳火苗蹿得越快。
院子的东屋住着另一户人家，他们听见有人哭叫，凄厉之声不绝于耳，便赶快过来看个究竟。进了屋门，见我在地上蹦高，立刻把我摁倒，脱下了我穿着的那条棉裤。
我的两条小腿被烧伤了，右腿尤其严重。司徒治疗烧伤的土办法是用醋反复涂抹伤口，于是那天晚上，我的两条小腿开始大量“吃醋”。
第二天，姨姨回来了，她觉得她的偶然离家已铸成大错，便在赶来的父亲面前小心赔着不是，但丝毫也没有堵住父亲的火暴脾气。父亲咆哮着，抱怨着，表哥则赶快去借了一辆架子车，与父亲一道把我拉到水东公社卫生站。我的小腿黑乎乎一片，又是光着屁股让医生检查，忽然就觉得很是害臊。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想到，为什么父亲没有直接拉上我进城治疗呢？这个问题一出现，我这里也就马上有了答案：因为没钱。或者是，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进城住医院的概念。他能想到的去处大概就是公社那个简陋的卫生站了。但那里的赤脚医生并无治疗的办法，他们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止疼片，表达了一番同情，便让我坐上了回家的架子车。我先是被父亲抱到小屋，在那里待了十天半月，后来因为伤口化脓，怀疑是捅火的煤灰感染了伤口，父亲才又把我抱到了堂屋。小屋有山窗，就是那一阵子，我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放鞭炮。奶奶说，是改翠结婚办喜事了。而改翠的叔叔后來则对我说：“那时你烧了腿，天天疼得叫唤，我们在圪洞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无法上学了，只好休学在家，达三个月之久。就是在养伤期间，我生出了读书的强烈渴望。不用说，买回来的《夜渡》《雷锋的故事》根本不经读，于是我央求父亲去给我找书。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收获却很是惨淡：或者是《金光大道》《艳阳天》，或者是《虹南作战史》之类的读物，稍微有点样子的大概就是那本《战斗的青春》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但英雄人物也常常不顶用，所以经常是父亲用双手死死掐紧我的大腿，以免换药时我疼得乱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一支杜冷丁，我便开始腾云驾雾，英雄人物也与我一起步入幻境。” 因为腿总是半蜷着，忽然有一天发现它伸不直了。父亲大惊失色，说：“你这条腿要是残废了可怎么办？不行，你得动弹起来！”我立刻满脸羞愧，于是每天在炕上做起了腿部伸展运动。
烧伤之后，我开始享受被人看望的待遇。亲戚、老师和同学，他们川流不息来到我家，安慰着父母，奶奶或母亲则一遍遍在无奈中回应：“唉，他今年就是有这个疼痛灾吧。”伤快好起来时，甲班一位同学也来看我了。他说：“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我立刻认为他是装的，便用上了一个新学的成语：“你是明故知问吧”。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把这个成语的词序记颠倒了，但那位同学却浑然不觉。
麦子差不多熟透时，烧伤才算完全愈合，我也重新走进了课堂。但还没上几天课，就放麦假了。
麦假里的主要任务是拾麦，也就是当麦子收割之后，捡拾遗留在地里的麦穗。麦穗要上交，不是交给队里，就是交给学校，而且规定了每人必须完成拾多少斤的数量。但麦地里留下的麦穗并不多，拾麦的难度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有一天，我随几位同学从水北大队的麦地游荡到西刘庄的地界，发现有块地里的小麦因成熟得晚，麦子刚刚放到，铺在地上。那时天已晌午，地里一个人也没有。有同学就说，拾得太费劲了，咱们去抱它一捆吧。我明知道这就是偷，但在同学的鼓动下，便也跃跃欲试了。我们走到那块地里，四下瞅瞅，每人搂起一捆麦子。这时，忽然从塄下钻出一个人来，大喊一声。我们被吓了一跳，便顾不上麦子，转身就跑，那人撵着我们追了起来。几位同学跑得飞快，像是地里的野兔，唯独我腿伤刚好，跑不起来，刚跳下一个塄沿，就被他捉住了。
那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壮年人。
他开始教训我了，我的小心脏则狂跳不已，不知他要如何收拾我。
“说，你爸爸是谁？”
报出父亲的名字显然是件丢丑的事情，我想赖着不说，但架不住他不停逼问，只好老实招供。但话一出口，我就有了“王连举叛变”的感觉。
“你家是不是住在赵家圪洞？”他想了想，先说出了这句话，似乎已不像原来那样凶眉暴眼了。待我回答后他又补一句：“拾麦就好好拾，以后可不敢偷了。走吧。”
我拎起篮子，向家的方向走去，一路是后悔、委屈甚至小小的庆幸，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母亲见我没精打采，灰头土脸的，便问：“要吃晌午饭了，怎么也等不回你。你去哪儿拾麦了？”我说：“八十亩地。”她没再往下问，我也没敢往下说。
许多年之后我读《“锻炼锻炼”》，刚读了个开头，就看到赵树理让人物说出个句子：“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而说这话的正是落后妇女“小腿疼”。读到这里时，我噗哧一笑，十二岁那年的记忆便迅速接通了。
看书
大概也是十二岁左右，我告别了小人书，看开没画的书了。
与小人书告别，也与我的一次创伤经历有关。可能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家里就不时给我买些小人书，每看过一本，就把它当作宝贝，收藏在一个小桌子的抽屉里。日久天长，抽屉便渐渐丰满起来，居然已有二三十本之多。我不时打开抽屉，温习一番，不肯轻易示人。那些小人书姓甚名谁，我现在自然早已忘得精光，但有一本印象颇深，它叫《一支驳壳枪》。
然而，我这批“驳壳枪”还是悉数离家了，结果有去无回。
我家院子的西屋住着一位鳏夫，他有一个外甥，叫来生。来生大我几岁，却很能与我玩到一起。有一天，他帶来一个西洋镜——那是一个望远镜般大小的东西，把一些镶嵌着胶片的卡片物插入其中，再对着镜片瞧，就能看到栩栩如生的画面。这个东西让我感到新奇，我便央求来生留我玩几天，而来生的交换条件是把我的小人书全部带走，拿回家里细嚼慢咽。我虽舍不得，但还是同意了。
因暂时拥有了西洋镜，我便拽起来了。我在人前人后显摆着，让很多小伙伴倍感眼馋。小虎发现这个新玩具后，便提出来借他看看，我很大方地答应了。但过了两天，我去找他索要时，他却说把西洋镜玩丢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来生到来后，便又与他一趟趟上门催要。见我们追得紧了，他才说了实话：西洋镜掉进泊池里了。
来生很生气，便迁怒于我。他的逻辑是，找不回西洋镜，你的小人书也别想要了。我自知理亏，便只好在他的逻辑面前乖乖就范。但一想到我的“驳壳枪”挂在别人腰间，我就心痛不已。这种心痛自然是很小儿科的，却也真真切切，让我想起来就难受半天。几年之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忽然觉得这个题目也适合于我。从此，我的心痛便有了一个雅致的命名。
很可能就是这次遭遇之后，我对“画书”的兴趣开始淡出，转而找开了“字书”。实际上，到四五年级，课本基本上也是“字书”了，现在回想起来，所学过的课文早已印象模糊。依稀能够记得的有《半夜鸡叫》《南京长江大桥》 《赴宴斗鸠山》 《东郭先生和狼》 《小英雄雨来》《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但它们究竟出现在哪册课本中，我完全说不清楚了。学习《南京长江大桥》这篇课文时，老师带着我们到村东边的丹河大桥参观，又让我们照葫芦画瓢写作文。但这座桥两分钟就能走个来回，这作文可怎么写？《红灯记》早已耳熟能详，再学《赴宴斗鸠山》却依然有重大发现。李玉和与鸠山斗智斗勇，他们说出来的四字句可真是好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语词一过眼就记在心里，经年累月，永志不忘。它们也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密电码”。毛主席的诗文是课本里的重头戏，但在我们的表述中，“为人民服务”已是“喂人民不糊”，“纪念白求恩”则成了“纪念拐腿恩”。我们就这样圪遛着嘴，却丝毫不觉得这就是亵渎。
鲁迅也成了我们课本里的常客，但许多年之后我读藤井省三的 《鲁迅〈故乡〉阅读史》，却一下子恍惚起来：《故乡》在我们的课本中出现过吗？这位日本学者说：“文革”时期，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小学教材，教材由各地自己编选，情况极为混乱。因为这种混乱，《故乡》也从课本中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它才在地方教材中迅速复活。这很可能意味着，即便我学过《故乡》，那也是1977年以后的事情。虽然我只是生吞活剥过鲁迅的一些杂文，却已被他的气势和文笔迅速击中。有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在教室外的石桌前圪喷，一致认为鲁迅不仅骨头最硬，而且文章也写得最好，如果我们以后与笔为伍，就应该成为鲁迅那样的人。我们叽叽喳喳着，心中因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豪情而激动得小脸通红，却全然不知道我们所受的教育与鲁迅相比已有云泥之别。连“明知故问”都说不周正，怎么可能继承鲁迅的衣钵呢？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记得王财贵说过，假如发下语文课本你当天就能看完，那这课本就不需要教了。我大概就是每发下语文课本就急不可耐地从头读到尾的那种学生。因为课本根本无法满足我的阅读欲，我便只好去找课外书了。但那个年代的穷乡僻壤，能够找到的书少得可怜。记得那个时候，我读过《高玉宝》《碧泉之战》《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播火记》《连心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