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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以及哲学界开展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课题，也是对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争论。本文从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出发，梳理了人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流变，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性”的梳理与融合，以其希望文学的振兴以及人性的觉醒，期待人性之光能够在重视物质生活享受的当今社会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疏离与融合
作者简介：马英（1983.4-），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河南信阳农林学院文学艺术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1
一、文学与任性的關系
人性是文学的表现对象，没有了对人性的反映，文学就失去了生命。因为文学是作者情感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体现。从欣赏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欣赏直接体现的情感的共鸣上，而人的情感和人的精神面貌是人所特有的，是人性的表现。
人性是文学的美以及艺术价值的基础和本质，作家将现实世界作为描写的客观对象，现实世界实质上也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而文学作品只有表现出了美好的人性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才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作品才会富有高的感染力以及生命力。人性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核心，人性的历史发展变化通过文学发展表现出来，人通过实践来与客观世界产生的联系也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反映出来，而文学的基础元素就是人性。
文学的本质就是要表现人，我们所说的文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研究人，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也反映出不同时期人性之间的不同，所以说文学中所反映的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受不同阶段思想的影响以及各种因素的左右，而不断变化。
二、人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疏离到融合的表现
（一）人性的探索与批判
1950年，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提出了人性要变动人际关机和适应新环境的新命题。这篇原本值得肯定的创新作品遭到了批判与围剿，并且不断升级。指责该作品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丑化了工农干部”、“无原则的处理爱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上纲上线，指责该作品“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
（二）人性思想的涌动
1959年，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引发了《中国青年》以及《文艺报》的激烈讨论，争议双方涉及的关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主人公林道静的典型性等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对文学作品表现人性的问题的争论，当时极左意见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但由于茅盾等权威人士出面对此作出了“总结”，才算是从整体上护住了这部作品。
（三）对人性的再批判与打压
1960年后，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刘志丹》冤案被康生等人制造出来，江青的打手也指向文艺界，人性在这个时候再一次遭受了批判。根据小说《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在全国上映之后，现实受到了观众一致的赞赏与好评，而196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向那里去？》的文章，至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发表了数百篇的文章来对这部电影展开了浩大声势的批判与讨伐。这些文章都指责这部电影歌颂和美化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电影《北国江南》、《兵临城下》也在同一时期受到了讨伐和抨击，这些电影被指责为“人情”感化代替阶级斗争。
（四）人性的崛起以及新发展
“文革”浩劫毁灭人性，这些血淋淋的无情的现实，使得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有良知的作家即刻将笔锋转向对人性的呼唤。1977年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班主任》，它控诉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中对人性描写的“清规戒律”，之后1978年8月卢新华刊登于《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中有好多对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的描述，其中鞭挞了“文革”中的兽性对人类亲情的摧毁，郑义的《枫》也揭露了武斗对人性的随意践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献身》、《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极左政治时期的作品对人性以及人生存的权利发出来呐喊。《生活的路》、《蹉跎岁月》、《西望茅草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上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灵与肉》、《人生》、《灵魂的搏斗》等大量描述人性的作品涌现，引发了19世纪80年代规模最大的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和呼唤，这些作品也进一步的歌颂了人的尊严、对人性做出来思考、同时也表现出来人性在不同环境中反映出来的复杂性。
三、结语
当今世界，经济物质文化都发展迅速，在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的潮流下，人们很少注重人文价值以及探索人生意义，人们更加追求的是物质利益最大化以及物质的享乐，人的精神、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以及人生的意义等在文学中慢慢被淡化。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现实社会的物质利益以及实际生活的享乐更加被人们所关注，用物质的满足来填补精神层面的缺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被物质所取代，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充满了物质的影子，人们对未来理想的追寻也被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所阻滞。“文学”与“人性”在这个时代是疏离的，我们期待着文学的振兴和人性的觉醒，期待“文学”与“人性”的再一次融合。
参考文献：
[1]庹祖海，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综述[J].文学理论与批评，1991，03，136-144；
[2]王元骤，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J].文学评论，2006，03，05-16；
[3]孙琪，文学与人性的思考[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10，454-455；
[4]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04，49-54；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疏离与融合
作者简介：马英（1983.4-），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河南信阳农林学院文学艺术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1
一、文学与任性的關系
人性是文学的表现对象，没有了对人性的反映，文学就失去了生命。因为文学是作者情感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体现。从欣赏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欣赏直接体现的情感的共鸣上，而人的情感和人的精神面貌是人所特有的，是人性的表现。
人性是文学的美以及艺术价值的基础和本质，作家将现实世界作为描写的客观对象，现实世界实质上也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而文学作品只有表现出了美好的人性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才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作品才会富有高的感染力以及生命力。人性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核心，人性的历史发展变化通过文学发展表现出来，人通过实践来与客观世界产生的联系也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反映出来，而文学的基础元素就是人性。
文学的本质就是要表现人，我们所说的文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研究人，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也反映出不同时期人性之间的不同，所以说文学中所反映的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受不同阶段思想的影响以及各种因素的左右，而不断变化。
二、人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疏离到融合的表现
（一）人性的探索与批判
1950年，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提出了人性要变动人际关机和适应新环境的新命题。这篇原本值得肯定的创新作品遭到了批判与围剿，并且不断升级。指责该作品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丑化了工农干部”、“无原则的处理爱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上纲上线，指责该作品“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
（二）人性思想的涌动
1959年，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引发了《中国青年》以及《文艺报》的激烈讨论，争议双方涉及的关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主人公林道静的典型性等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对文学作品表现人性的问题的争论，当时极左意见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但由于茅盾等权威人士出面对此作出了“总结”，才算是从整体上护住了这部作品。
（三）对人性的再批判与打压
1960年后，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刘志丹》冤案被康生等人制造出来，江青的打手也指向文艺界，人性在这个时候再一次遭受了批判。根据小说《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在全国上映之后，现实受到了观众一致的赞赏与好评，而196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向那里去？》的文章，至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发表了数百篇的文章来对这部电影展开了浩大声势的批判与讨伐。这些文章都指责这部电影歌颂和美化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电影《北国江南》、《兵临城下》也在同一时期受到了讨伐和抨击，这些电影被指责为“人情”感化代替阶级斗争。
（四）人性的崛起以及新发展
“文革”浩劫毁灭人性，这些血淋淋的无情的现实，使得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有良知的作家即刻将笔锋转向对人性的呼唤。1977年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班主任》，它控诉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中对人性描写的“清规戒律”，之后1978年8月卢新华刊登于《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中有好多对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的描述，其中鞭挞了“文革”中的兽性对人类亲情的摧毁，郑义的《枫》也揭露了武斗对人性的随意践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献身》、《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极左政治时期的作品对人性以及人生存的权利发出来呐喊。《生活的路》、《蹉跎岁月》、《西望茅草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上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灵与肉》、《人生》、《灵魂的搏斗》等大量描述人性的作品涌现，引发了19世纪80年代规模最大的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和呼唤，这些作品也进一步的歌颂了人的尊严、对人性做出来思考、同时也表现出来人性在不同环境中反映出来的复杂性。
三、结语
当今世界，经济物质文化都发展迅速，在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的潮流下，人们很少注重人文价值以及探索人生意义，人们更加追求的是物质利益最大化以及物质的享乐，人的精神、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以及人生的意义等在文学中慢慢被淡化。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现实社会的物质利益以及实际生活的享乐更加被人们所关注，用物质的满足来填补精神层面的缺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被物质所取代，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充满了物质的影子，人们对未来理想的追寻也被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所阻滞。“文学”与“人性”在这个时代是疏离的，我们期待着文学的振兴和人性的觉醒，期待“文学”与“人性”的再一次融合。
参考文献：
[1]庹祖海，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综述[J].文学理论与批评，1991，03，136-144；
[2]王元骤，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J].文学评论，2006，03，05-16；
[3]孙琪，文学与人性的思考[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10，454-455；
[4]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1，04，4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