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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不断受到威胁，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有毁灭的危险。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避免中国由于长期抗战产生的军事消耗，继而引起经济崩溃，便主动的采取措施，将东部沿江沿海的工业实行内迁。其中，一大部分工业随即辗转迁到重庆。
关键词：抗战时期;工业内迁;重庆;原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地区被日寇基本占领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经济带，面临着极大的威险。为了保存抗日火种，维持持久抗战，将沿海工业迁到相对稳定的西部地区成为唯一的选择。政府为此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1、民族矛盾的变化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超过了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矛盾，并演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迫使政府要将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到对付日本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事业上来。我国有限的现代工业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日军的再三进攻导致这些工业损失惨重，如果这些工业被日本控制或者毁灭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面临一个瘫痪的风险。中国的抗战将更加艰难，严重地说抗日将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东部工业进行转移，来保存抗日的火种。所以工业内迁成为迫不得以的选择，因此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当然也有一些工厂自行内迁。
2、国民政府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工业在当时分布与发展是极不均衡的。西部地区偏属内陆且匪盗猖獗，而且经济发展相对于东部来说比较落后，所以整个西部在当时是不被国民政府所重视的，导致偌大的西部地区工业产值占整个中国的工业产值不到1/4。其工业设施老旧落后，基本面临淘汰，发展后劲也严重不足，这在战争年代根本不能达到战时的需求。所以，将发达的东部工业内迁到西部地区，这种方法既可以将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程度短时期的提高，以应对抗战的需要，又可以保存一些东部发达的工业，让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抗战的胜利。
3、民族资本家的努力
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中国广大的民族资本家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并用行动践行着政府的号召。国民政府也通过媒体积极宣传、鼓励广大民族工业家积极主动进行内迁。虽然，这项任务实行起来非常艰巨，但是民族资本家们仍然积极响应号召，排除万难，主动把各自的工厂迁至内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响应号召，民族资本家们自发发起了成立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倡议，同时为了满足军事制造等的需要，将各厂的机器也都迁向内地，上海、顺昌、新民三家工厂在内迁中起了带头作用。
工业内迁在这场正义的民族护卫战中，发挥的作用是难以评价的。它促使日本侵略计划破产，及时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这一历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并心存感激。
4、重庆的区位优势
最开始工业内迁的目的地是武汉，而不是西南地区。但是，1937年10月，日军骤然向南京逼近，国民政府迫不得已决定迁都重庆。已经内迁到武汉的工矿企业，在开工一段时间以后，1938年6月进行了再一次拆迁工作。在新的迁移过程中，一小部分厂矿选择以广西、云南、湖南、陕西为目的地，但更多的厂矿选择留在了四川，尤其以重庆为甚。
首先，重庆不仅是战时陪都，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经济环境。其次，重庆地处中国西南内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角，四面环山，而且有长江作天然屏障，临近长江，水运便利，是四川的水利枢纽。最后，重庆有丰富的煤、铁矿、天然气等矿产资源，水资源和农业資源也很充足。总之，一系列的区位优势都有利于工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以此来支援抗战。所以，重庆就成了这次工业内迁的主要目的地。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业厂矿内迁到重庆，四川省政府也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内迁工厂创造了一定优厚的发展条件。
综上所述，工业内迁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进行的。工业内迁弥补了重庆工业基础薄弱的缺点，随之也使得重庆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等整体向前发展。可以说战时工业内迁是重庆的一次新生，它为重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铺平了重庆发展的道路。今天重庆可以成为西南城市的中心之一，与当时工业内迁是无法分开的。
参考文献：
1、周勇：《西南抗战史》[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重庆，2013.
2、周勇：《重庆抗战史：1931——1945》[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重庆，2013.
3、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出版社，重庆，2002.
4、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M]，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南京，1992.
5、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5.
6、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三联书店，北京，1957.
7、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重庆，2012.
8、张国镛，张成明：《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外引内联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5年第4期.
9、杨吉兴：《抗战前期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及启示》，《怀化师专学报》[J]，1995年第3期.
10、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J]，1999年第2期.
关键词：抗战时期;工业内迁;重庆;原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地区被日寇基本占领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经济带，面临着极大的威险。为了保存抗日火种，维持持久抗战，将沿海工业迁到相对稳定的西部地区成为唯一的选择。政府为此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1、民族矛盾的变化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超过了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矛盾，并演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迫使政府要将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到对付日本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事业上来。我国有限的现代工业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日军的再三进攻导致这些工业损失惨重，如果这些工业被日本控制或者毁灭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面临一个瘫痪的风险。中国的抗战将更加艰难，严重地说抗日将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东部工业进行转移，来保存抗日的火种。所以工业内迁成为迫不得以的选择，因此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当然也有一些工厂自行内迁。
2、国民政府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工业在当时分布与发展是极不均衡的。西部地区偏属内陆且匪盗猖獗，而且经济发展相对于东部来说比较落后，所以整个西部在当时是不被国民政府所重视的，导致偌大的西部地区工业产值占整个中国的工业产值不到1/4。其工业设施老旧落后，基本面临淘汰，发展后劲也严重不足，这在战争年代根本不能达到战时的需求。所以，将发达的东部工业内迁到西部地区，这种方法既可以将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程度短时期的提高，以应对抗战的需要，又可以保存一些东部发达的工业，让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抗战的胜利。
3、民族资本家的努力
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中国广大的民族资本家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并用行动践行着政府的号召。国民政府也通过媒体积极宣传、鼓励广大民族工业家积极主动进行内迁。虽然，这项任务实行起来非常艰巨，但是民族资本家们仍然积极响应号召，排除万难，主动把各自的工厂迁至内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响应号召，民族资本家们自发发起了成立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倡议，同时为了满足军事制造等的需要，将各厂的机器也都迁向内地，上海、顺昌、新民三家工厂在内迁中起了带头作用。
工业内迁在这场正义的民族护卫战中，发挥的作用是难以评价的。它促使日本侵略计划破产，及时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这一历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并心存感激。
4、重庆的区位优势
最开始工业内迁的目的地是武汉，而不是西南地区。但是，1937年10月，日军骤然向南京逼近，国民政府迫不得已决定迁都重庆。已经内迁到武汉的工矿企业，在开工一段时间以后，1938年6月进行了再一次拆迁工作。在新的迁移过程中，一小部分厂矿选择以广西、云南、湖南、陕西为目的地，但更多的厂矿选择留在了四川，尤其以重庆为甚。
首先，重庆不仅是战时陪都，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经济环境。其次，重庆地处中国西南内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角，四面环山，而且有长江作天然屏障，临近长江，水运便利，是四川的水利枢纽。最后，重庆有丰富的煤、铁矿、天然气等矿产资源，水资源和农业資源也很充足。总之，一系列的区位优势都有利于工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以此来支援抗战。所以，重庆就成了这次工业内迁的主要目的地。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业厂矿内迁到重庆，四川省政府也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内迁工厂创造了一定优厚的发展条件。
综上所述，工业内迁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进行的。工业内迁弥补了重庆工业基础薄弱的缺点，随之也使得重庆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民的生活等整体向前发展。可以说战时工业内迁是重庆的一次新生，它为重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铺平了重庆发展的道路。今天重庆可以成为西南城市的中心之一，与当时工业内迁是无法分开的。
参考文献：
1、周勇：《西南抗战史》[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重庆，2013.
2、周勇：《重庆抗战史：1931——1945》[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重庆，2013.
3、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出版社，重庆，2002.
4、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M]，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南京，1992.
5、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5.
6、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三联书店，北京，1957.
7、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重庆，2012.
8、张国镛，张成明：《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外引内联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5年第4期.
9、杨吉兴：《抗战前期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及启示》，《怀化师专学报》[J]，1995年第3期.
10、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J]，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