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因其笔下的“帝王系列”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而作品成功出版的背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周百义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帝王系列”作品的出版，不仅让二月河功成名就，也是周百义成名的开始，《雍正皇帝》见证了二人从相识到相知、从共生到共荣难忘的友谊历程。
　　1987年秋天，在幽暗的平房里，风尘仆仆从郑州赶来的周百义，见到了当时还在南阳市委宣传部担任干事的凌解放（二月河原名），周百义当时只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普通助理编辑。这是周百义到出版社工作后的第一次组稿，夜里他在招待所里读完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后，深受震撼，第二天就递上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约稿合同。因为已经和黄河文艺出版社签了《康熙大帝》的出版合同，二月河拒绝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但当时《康熙大帝》的认可度并不高。面对二月河的拒绝，周百义没有退却，而是阐述了自己对其作品的理解和市场前景的看好，二月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有见识的编辑，他被周百义的真诚所打动，最终答应将正在构思中的《雍正皇帝》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任何一部图书的编辑活动中，无论是作家按时、按量、按质交稿，给予编辑无限的信赖，还是编辑苦心修改、斡旋出版，大力宣传营销，都需要两者思想和情感双重意义上的交流和对话，而这一切首先离不开彼此的信任。
　　1990年，二月河果真兑现了承诺，将《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给周百义寄去了。当时，还是助理编辑的周百义在出版社里没有话语权，选题论证会上，《雍正皇帝》没有通过。但是周百义坚持自己对小说艺术价值的判断，硬着头皮找到总编辑田中全，为《雍正皇帝》争取一线生机。习惯在笔记本上写作的二月河，字迹原来横不平竖不直，收到书稿后的周百义在每一页上将字迹一点点描清楚。描完交上去时，总编辑又要求他重新整理。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终于等来了书稿有机会出版的消息，总编辑田中全在审读意见中写道：“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然而就在《雍正皇帝》第二卷编辑完成后，周百义却被调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作为《雍正皇帝》的责任编辑，他不愿意退稿，认为这是一部“传世之作”，不能荒废，坚持要把三卷本的书稿全部出版。
　　1995年，周百义又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调回了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当时三卷本的《雍正皇帝》出版后，已经在口口相传中为一些读者所认识和了解。为了进行更大的市场拓展，1996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借助一年一度的北京党校订货会，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正在筹拍《雍正王朝》的四汇文化公司，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文采阁召开了《雍正皇帝》研讨会，将出版局、文艺界、评论界、各地新华书店来京的负责人都请到了会场，会上评论家们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对历史小说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出版社的动员下，中央电视台的相关负责人邀请二月河到京作了12分钟的电视节目，标题为“二月河与雍正皇帝”。
　　最终效果不出所料，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热播带动了小说的畅销，作者红极一时，二月河本人更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事业走向成功的开端。同时期，在周百義的组织下，多次利用打击盗版事件巩固小说和作者的影响，一时“雍正告雍正”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畅销和作家的声名远扬，这是作家和编辑两个主体协同配合的结果，也是双方共同的理想目标。
　　二月河在第一次见到周百义时，就向他介绍了自己宏大而不被认可的写作计划，讲述了恩师冯其庸的鼓励和自己夜以继日的写作习惯，谈到自己中年得女的幸福。周百义则向二月河普及了出版知识，鼓励他坚持创作，帮他权衡利弊，劝他把《雍正皇帝》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实在《康熙大帝》出版到第三卷时，二月河在文坛上都还是寂寞的，当时还没有评论家关注过二月河的作品。于是，周百义不遗余力地发表多篇文章对二月河作品进行推介。考虑到二月河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周百义与二月河最初签约实行的是稿费制，还提出先连载再出书，合同未到期，又主动把稿费改为版税，为的就是能让二月河“多得一点钱”。
　　在给周百义的短信里，二月河写道：“君子相知，贵在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心善胸宽天地鉴，意在胸中万事圆。”二人理解坦然之心可见。随着《雍正皇帝》的出版与发行，周百义与二月河的友谊也日渐加深。1997年，二月河又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了反映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的5卷本历史小说的出版合同，后来又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月河文集。
　　在谈到与二月河的交往，周百义说：“理解作品，理解作家，才能组到优质的稿子。”二月河也对周百义说：“我是感念这友好、这知音、这心境的，为一个陌生的作者修桥铺路，我永远不小看这份心意。”2014年，收录周百义多年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成果的《周百义文存》出版，二月河撰文《一个作者对编辑的祝福》为他推介，怀念二人一起走过的岁月：“友谊如一杯浓酒，越久越醇厚。”两人的友谊在理解和欣赏中建立起来，在艰难时互相扶持，携手同行。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