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曹禺是我的老师，真名万家宝，曹禺是其笔名。他出生在天津，原籍湖北省潜江市。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后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学校认识了比他低两届读法律的女同学郑秀。郑秀端庄秀丽，有大家风范，曹禺被她吸引。
　　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当年毕业。学校提前到6月放假，曹禺没有回天津，他要求郑秀也别回家。郑秀以在校复习功课为名，也没有回南京。两人整天在校园图书馆，或西洋文学系阅览室大厅内，一张长条桌的一端，相对而坐，各做各的事，有时轻轻地交谈几句。曹禺埋头创作他的处女作剧本《雷雨》。郑秀不但是《雷雨》的第一个忠实读者，而且用工整娟秀的小字，将文稿誊写出来。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很快就堕入热恋之中。
　　暑天傍晚的校园，他俩从图书馆出来，常常在荷花池畔、小山石上、草坪之中，促膝而坐，娓娓而谈。8月初，《雷雨》初稿完成。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那时曹禺只有23岁。他把《雷雨》送给他的挚友章靳以。1934年春，靳以将《雷雨》推荐给巴金，巴金读后非常赏识曹禺的才华，立即将《雷雨》刊载他主编的《文学季刊》上，一部崭新的话剧《雷雨》问世了。
　　曹禺和郑秀经过3年恋爱，于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典礼。章靳以、巴金从外地赶到南京参加了他们的典礼。巴金送给郑秀一个会发声、会闭眼的洋娃娃。郑秀对巴金感激地说：“家宝没有您的赏识，如今还是个穷学生。”
　　1937年，曹禺受聘于南京国立戏剧学院（两年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当年夏季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学校西迁到长沙，曹禺和郑秀在长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主持人是校长余上浣，宾客中有陈治策夫妇、吴祖光等。
　　我是在1938年夏考入“国立剧专”的。学校开西洋文学史、剧本选读、剧本概论、编剧等课程。曹禺是校教务主任，还给学生排戏做导演。在学校，我们称他“万先生”。万先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却很少看到他的夫人。有时偶然碰上，我们都恭恭敬敬地叫郑秀一声“万师母”。
　　添了女儿万黛后，万师母更深居简出了。后来又有了小女儿万昭，再以后我们又听说出现了第三者，曹禺和郑秀一段美满的婚姻，就此破裂了。
　　郑秀读法律系，也喜欢戏剧，原籍福建，家住南京，是南京中央监察院高官郑烈的大小姐。南京政府撤退到台湾时，父亲郑烈要郑秀一起走，那时郑秀已经和曹禺分居多年，独自带两个女儿生活。郑秀说，曹禺不离开大陆，她也不走。
　　全国解放后的1953年，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到东城的“人艺”宿舍居住。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金鱼胡同西口碰到万师母和万黛，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叫了声“万师……”忽然想起他们已经离异了，就此刹住。没想到郑秀听了我对她的称呼，眼泪马上夺眶而出，说：“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在热闹的街道上我非常尴尬，忙安慰她说：“不要这样，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们。”万黛说：“不远，对面胡同里一拐弯就到，西石槽二号。”我随她们回去，一边走一边谈，郑秀悲伤地说：“以后你不能叫我万师母了，称我郑大姐吧。”我说怎么可以，那不把辈分搞错了？“唉！”她说：“什么辈分不辈分的，就这么称呼吧！”从此以后我就改口叫她“郑大姐”了。
　　郑秀告诉我，她和曹禺是1951年协议离婚的，那时新《婚姻法》规定，男人不能一夫多妻。戏剧家欧阳予倩、张骏祥去说服郑秀，为了家宝的名誉，希望她接受现实。郑秀叹了口气对我说：“过去我爱家宝，嫁给了他。现在我仍然爱他，我成全他，我同意离婚。希望他幸福。”曹禺、郑秀是戏剧学院里办的协议离婚手续。见证人，男方是欧阳予倩夫妇，女方陪同郑秀去的是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协议内容明确规定，曹禺给两个孩子抚养费，每人每月30元，到18岁成人为止。
　　万黛当时是女十二中的初中生，十二中离我们剧院和我的宿舍很近。她很懂事，有时来剧院见到我，总说：“你没有事的时候常去看看我妈妈吧，她一个人在家很寂寞。”那时郑秀在郊区一个聋哑学校当校长，每周回家一次，风里来雨里去，常年如此。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去她家，她刚从郊区回来，棉猴还没脱下，坐在椅子里直喘气，脸被风吹得发红发紫，我不觉地为她心痛。她站起来，开朗地说：“你来得正好，我去把二姐（张允和）也请来，我们在一起聊聊。”张二姐允和，同郑秀在江安认识，成了郑秀的莫逆之交。我也认识张二姐，她的儿子周晓平是我的干儿子。我们三人在一起，很自然地谈到江安岁月的往事。我没有听到郑秀说曹禺的一点点不是，她总说：“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以为结了婚就万事大吉，在江安我很快生了万黛，把心都扑在孩子身上，对家宝的感情就淡了。加上我脾气不好，任性……”我们劝她，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现在你是独立女性，自食其力，比那些附在他人身上生活的女性强得多。
　　忘了是在哪一年，郑秀从郊外的聋哑学校到了灯市口的女十二中教英语，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她始终一个人生活，也没有交过男朋友。
　　我们剧院在1953年年底开始排《雷雨》，我被分配演繁漪。我去郑大姐家向她请教时，她谈到在清华园里万先生和她写《雷雨》的情景。她拿出一个小箱子给我看，里面有一尺来长，长方形包得很整齐的书信，她说：“这是家宝写《雷雨》时写给我的信。”我不解地说：“你们天天在一起为什么还要写信？”她说：“有许多当面难以启齿的话，对着纸写就无所顾虑了。”郑秀没给我看内容，我知道这属于隐私，不便问。
　　“文革”中，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叶子、赵蕴如、舒绣文、杨薇、于是之院长以及我等，都被关“牛棚”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劳动改造。一个三九寒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劳动。曹禺和男同志在路边抬煤，我负责扫街。我仿佛看到对面路上有个人站着不动。这时天已大亮，只见那人头上包着头巾，穿着棉衣，站在那儿还是不动，一直等到曹禺他们抬完煤不再出来了，才慢慢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她低着头，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看清楚了，那是郑秀大姐。因为我们是专政对象，不敢说话。我看着郑秀朝女十二中的方向走去，她的双肩在微微地颤抖……几十年过去了，郑秀依然挂念着曹禺，深爱着曹禺。最可惜的是，曹禺写给郑秀的那包书信，在“文革”中郑秀怕被抄出来公开，有损曹禺形象增加他的罪名，含着泪把它们全部焚烧了。
　　“文革”中，曹禺的第二位夫人，柔弱的方瑞去世了。曹禺已经到了晚年，郑秀更关心曹禺了，经常要女儿万黛去看望曹禺，有时还带点自己烧的菜去，她说，只有一个保姆陪家宝是不行的。好心的朋友们以及他们的女儿都希望他们能复婚。郑秀是愿意的，可曹禺却迟迟不表态，不知为什么。
　　“四人帮”被粉碎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上海代表团的代表张骏祥，看到同为代表的曹禺常去他们团里串门，就说：“家宝身体好转了。”他不知道曹禺又恋爱了。过了一些日子，张允和约我去她家，对我说：“万黛来说，她爸爸已经结婚，她说不出口，请张妈妈（允和）向郑秀说说。”允和二姐来找我商量如何说法。她拟请郑秀吃饭，问我是饭前说还是饭后说。我说还是饭后说吧，否则饭就吃不好了。吃饭时郑秀后到，她表情严肃，坐下来闷声不响，不一会儿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我都知道了，你们别瞒我了，家宝又结婚了。”说完呜呜大哭。
　　以后郑秀随万黛住进了万黛所在医院分配的宿舍，和我们住远了。但是她每周四的下午仍然要去允和二姐家相聚，我看她香烟抽得更凶了，经常咳嗽气喘，身体很快在衰弱下去。
　　1989年的夏季，我从外地学习回来，知道郑秀病了，住在医院里，我和她的二女儿万昭约好了去看她。我去早了些，万昭还没到。我见郑秀大姐因肺气肿不能躺下，只能坐在床上。她见到我说：“你是家宝唯一常来看我的学生，你是家宝的好学生。”我默然无语。她又断断续续自言自语地说：“我和家宝只相聚了短短几年，我把一生都交给了他。不过在那几年里，家宝写出了《雷雨》、《日出》等剧目，那几年也是家宝创作的顶峰，我知足了。”
　　我出来的时候，想着，郑秀啊，郑大姐，你病成这个样子还惦记着曹禺，我真想为你痛哭一场。
　　（摘自《人物》杂志 本文作者：吕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