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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曾经指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1]在费孝通看来，对中西文化进行评判，并构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个历经一个多世纪努力仍未解决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又是中国发展与复兴必须解决的问题，故他开始阐发“文化自觉”的意义，唤起学术思想界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经过20余年的时间，“文化自觉”已是学术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并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通过文化自觉以解决“世纪难题”，走向文化自信，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学术界不能推辞的责任。学术思想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自身为之努力，亦需要在继承前人探索的成就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的困难。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虽然出现较晚，但回观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可知文化自觉的意识早在清末就已成为知识阶层的核心意识之一。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大约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甲午惨败后，“天朝上国”的“四千余年大梦”被唤醒，自我的反思弥漫知识界，他们要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及中国走向富强的路径。[3]衰败的现实和饱读诗书之士面对世变的束手无策，使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文化采取较为否定的态度，认为四书五经对于挽救危亡来说，实在无用。康有为说“百翰苑，不如一洋买办”；[4]严复认为“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高阁”；[5]张之洞也承认“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6]甲午惨败之后的五六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自觉的萌生期，显著特点是承认中学无用。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惨败给日本引起的思想地震，使中国知识阶层认识到“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要“鉴万国强盛衰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7]将学术与国家富强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是中国人知识观的重大突破，也为一百余年来的文化探讨提供了一个评价学术与文化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救亡图存”压力下出现的过分突出“实用”和希望“立竿见影”效果的急躁心态，不仅在当时的思想、政治变革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反作用，也为此后的文化研究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当今探讨文化问题，虽然没有了“救亡图存”的压力，但是突出“实用”的取向与急躁的心态，仍然值得警惕。
经过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政治动荡的冲刷，传统学术培养的知识阶层们开始调适他们的文化态度，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将“旧学磨洗而光大之”。[8]为了给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辩护，他们援引日本的国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也就是中国的国粹，可以为中国人铸造“立国之本”的“国魂”。[9]这一时期的国粹保存主义者承认西方现代知识对于富强的功用，但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承载的伦理道德对于中国之为中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希望“以世界之新知识，合并与祖国之旧知识”。[10]辛亥前十年左右，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在朝在野，大多持此种态度。这一时期可视为文化自觉的第二期，显著特点是“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而提出的第一个文化主张，“中体西用”的核心在于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构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用西方学术文化解决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科技。这一主张曾受到严厉批判，不过从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来看，这一主张的确有独特之处，值得重视与思考：构建适宜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成分及其对中国人的强大影响力。
民国建立，原本立宪或共和可立致富强的希望很快破产，袁世凯的崇旧抑新、尊孔读经及最终走向复辟，使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的估量发生重大分歧，文化新旧之争甚嚣尘上。[11]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化的新兴知识阶层原本占据舆论主流，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人看到“科学万能论”的破产，[12]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逐渐积聚，与所谓的西化派抗衡。这一时期可视为是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三期，其显著特点是文化态度走向了明显分歧。如果说此前十几年间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问题上的意见还只是大同小异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问题上则可谓是针锋相对。不仅提倡孔教的“旧人”与提倡打倒“孔家店”的新学人截然相反，就是同是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学人，也存在着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异其趣。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然后求同存异，本是从文化对撞走向文化融合的必然道路，可惜此一时期的学人们，在分歧对立中逐渐走向了意气相争，最终形成了只有对立分歧，没有求同融合。新时期的文化探讨也存在着不少分歧，比如围绕国学复兴产生的种种争论，至今还未平息，因此对学术探讨可能走向意气相争必须保持戒备。
北伐结束后，中国的政局逐渐进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学术研究取得较大发展。知识阶层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转入切实的学术层面。知识阶层的思想对立与争论较少，学术的探讨切磋较多，在不少问题上都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上一时期的分歧与对抗。倘若这种态势如能持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当能进入正轨，最终得到合理解决。可惜日寇的大规模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故抗战前的十年左右，可视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第四期，其显著特征是文化问题在学术探讨层面取得进展。这一时期的学术界，顾颉刚、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徐中舒、吕思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各自领域奋力耕耘，在神话传说、先秦历史、典籍研究、社会经济史、佛教史、中西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深入评判中国文化的真伪优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前探讨文化问题，不仅还要依赖这些学者的成果，而且在路径上，亦应该在进行切实的学术研究之后再进行评判，而不是先有了批判预设再进行论证。值得重视的是，陈寅恪在此一时期提出了颇具价值的文化主张：面对“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只有采取“一方面吸收输入”，“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态度，才获得建构良好新文化的效果。[13]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家危亡压力下，中国一些知识阶层不仅为增强国人认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以增强民众对中国的信心。[14]从1937年至1949年间，社会动荡，政治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大，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不仅钱穆等史学家要从传统文化中“为故国招魂”，[15]熊十力等哲学家也要从传统儒学中开出“政统”与“学统”，重建理想之中国。故此时期可视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五期，其显著特点是学术研究的中断与现实因素影响增强。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成果面世，但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不仅失去了安静的环境与必要的条件，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学术研究逐渐地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最终使此前曾经具有共识的知识群体瓦解，使中国知识阶层解决“世纪难题”的努力告一段落。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对文化问题的探索分为海外和大陆两个系统。海外系统以钱穆、牟宗山、唐君毅等人为代表，沿着此前的路径进行着传统的现代转化，并在上世纪80年代回流到大陆。在大陆，由于传统文化被视为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受到很大冲击，文化成为讳莫如深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初对“四人帮”的批判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一些学者开始提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费孝通1986年在《群言》编辑部召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座谈会上说，“对传统文化如何改革，这是个提出了一百多年的问题……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保存、要发挥和发展的，哪些是妨碍四化建设的，必须有一个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方向”。[16]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再度唤醒了中国人文化自觉意识，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自觉”思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费孝通在20世纪末的世界变局中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我们中国人要在跨文化对话中占据主动地位，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17]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文化自觉”思潮，可以说是对世纪难题的新探索，因此可以视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五期，其显著特征是文化自觉意识的重新复苏与文化自觉成为国家意识。
自清末以迄今日，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并建构适应现代中国文化的工作已开展百余年，百年来的探索有经验，有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今天认识研究中国文化，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些经验教训，可能并不能使我们实现通过“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理想。换言之，文化自觉只是解决“世纪难题”的开始，要实现这个理想，还要取决一个困难是否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就是如何建构评判中西文化的坐标系。
自清末以来的大多数时间，知识阶层的普遍态度皆是主张对中西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是在分辨“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上，却总是难有共识。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评判中西文化的坐标系不能建立。要建构这个坐标系，至少需要两个维度，一是知识的维度，其主要功能是去伪存真和辨识文化源流，一是价值的维度，其主要功能是分辨优劣和决定存废。正如钱穆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要讲中国文化，应该分两面讲：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18]从一百多年来的实践来看，构建这个坐标系难度也来自这两个方面。文化自觉本身包含有“自我与他者”的建构，而建立评判中西文化坐标系的难度之一在于，需要“自我”对“自我”、对“他者”皆有充分的认知，而“自我”与“他者”又是多元的。且不说对多元“自我”对多元“他者”的认知问题，就是对“自我”的认知，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费孝通承认：“通过我这7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却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19]建立评判中西文化坐标系的难度之二在于，多元“自我”的价值观之多元。知识层面的困难虽然不少，但是只要努力，总有解决的时候，可价值观的多元，则难有此乐观。细而言之，多元“自我”价值观之多元，实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多元“自我”对“自我”评判之多元，一个是多元“自我”对“他者”评判之多元。从一百多年来的经验看，文化问题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纷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价值观的多元导致了知识阶层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判断多元，而且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判断也多元。
这只是当前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需要面对的最大的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困难，如现代人与传统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传统文化的隔膜越来越深，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文化浪潮”和“文革”冲刷过的传统[20]，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研究与评判的文化还是本真的面目？再如，一百多年来，文化探索与政治的关系该如何把握？这些问题都是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路途中必须解决的。
今日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的状况已经迥然不同。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已经从弱国的自卑走向大国的自信，面对文化问题，已从被动的回应或对抗，走向了主动的探寻。在这种情势下，提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可谓是时代的呼声。但是我们也需要从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们的努力与挫败中，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纪难题”，今天要通过“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将要面对许多困难。我们应该在依靠当前一定经济成就带来的自信的基础上，解脱此前给思想文化带上的种种桎梏，来进行学术的探索，来进行思想的争鸣，吸纳众长，去糟粕取精华，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努力从多元中寻求共识，对“世纪难题”进行攻坚！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文史哲，2003，（3）.
[2]方光华，曹振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论析[J].人文杂志，2011，（1）.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28.
[4]康有为.总署官书局时务书，请饬发翰林院片，孔祥吉编.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58.
[5]王栻编.严复集（1）[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5.
[6]张之洞.劝学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9.
[7]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3.
[8]陈诤编.黄遵宪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433.
[9]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J].国粹学报，1905，（6）.
[10]黄节.游学生与国学——东京国学图书馆之设置所望于留学生及留学生会馆监督[N].新民丛报（26），1903，（2）.
[11]汪淑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1）.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3）[M].北京：中华书局，1936：12，15.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9：284-285.
[1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
[15]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6.
[16]费孝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J].群言，1986，（11）.
[17]费孝通.弘扬优秀传统，实现“文化自觉”[J].中华文化论坛，1998，（4）.
[18]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
[19]费孝通？熏张冠生.开创文化自觉的新风气——费孝通教授近读访谈（三）[J].博览群书，1998，（5）.
[20]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群言，2003，（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甲午惨败后，“天朝上国”的“四千余年大梦”被唤醒，自我的反思弥漫知识界，他们要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及中国走向富强的路径。[3]衰败的现实和饱读诗书之士面对世变的束手无策，使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文化采取较为否定的态度，认为四书五经对于挽救危亡来说，实在无用。康有为说“百翰苑，不如一洋买办”；[4]严复认为“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高阁”；[5]张之洞也承认“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6]甲午惨败之后的五六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自觉的萌生期，显著特点是承认中学无用。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惨败给日本引起的思想地震，使中国知识阶层认识到“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要“鉴万国强盛衰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7]将学术与国家富强直接联系起来，不仅是中国人知识观的重大突破，也为一百余年来的文化探讨提供了一个评价学术与文化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救亡图存”压力下出现的过分突出“实用”和希望“立竿见影”效果的急躁心态，不仅在当时的思想、政治变革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反作用，也为此后的文化研究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当今探讨文化问题，虽然没有了“救亡图存”的压力，但是突出“实用”的取向与急躁的心态，仍然值得警惕。
经过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政治动荡的冲刷，传统学术培养的知识阶层们开始调适他们的文化态度，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将“旧学磨洗而光大之”。[8]为了给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辩护，他们援引日本的国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也就是中国的国粹，可以为中国人铸造“立国之本”的“国魂”。[9]这一时期的国粹保存主义者承认西方现代知识对于富强的功用，但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承载的伦理道德对于中国之为中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希望“以世界之新知识，合并与祖国之旧知识”。[10]辛亥前十年左右，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在朝在野，大多持此种态度。这一时期可视为文化自觉的第二期，显著特点是“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而提出的第一个文化主张，“中体西用”的核心在于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构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用西方学术文化解决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科技。这一主张曾受到严厉批判，不过从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来看，这一主张的确有独特之处，值得重视与思考：构建适宜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成分及其对中国人的强大影响力。
民国建立，原本立宪或共和可立致富强的希望很快破产，袁世凯的崇旧抑新、尊孔读经及最终走向复辟，使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的估量发生重大分歧，文化新旧之争甚嚣尘上。[11]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化的新兴知识阶层原本占据舆论主流，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人看到“科学万能论”的破产，[12]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逐渐积聚，与所谓的西化派抗衡。这一时期可视为是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三期，其显著特点是文化态度走向了明显分歧。如果说此前十几年间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问题上的意见还只是大同小异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问题上则可谓是针锋相对。不仅提倡孔教的“旧人”与提倡打倒“孔家店”的新学人截然相反，就是同是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学人，也存在着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异其趣。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然后求同存异，本是从文化对撞走向文化融合的必然道路，可惜此一时期的学人们，在分歧对立中逐渐走向了意气相争，最终形成了只有对立分歧，没有求同融合。新时期的文化探讨也存在着不少分歧，比如围绕国学复兴产生的种种争论，至今还未平息，因此对学术探讨可能走向意气相争必须保持戒备。
北伐结束后，中国的政局逐渐进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学术研究取得较大发展。知识阶层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转入切实的学术层面。知识阶层的思想对立与争论较少，学术的探讨切磋较多，在不少问题上都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上一时期的分歧与对抗。倘若这种态势如能持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当能进入正轨，最终得到合理解决。可惜日寇的大规模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故抗战前的十年左右，可视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第四期，其显著特征是文化问题在学术探讨层面取得进展。这一时期的学术界，顾颉刚、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徐中舒、吕思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各自领域奋力耕耘，在神话传说、先秦历史、典籍研究、社会经济史、佛教史、中西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深入评判中国文化的真伪优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前探讨文化问题，不仅还要依赖这些学者的成果，而且在路径上，亦应该在进行切实的学术研究之后再进行评判，而不是先有了批判预设再进行论证。值得重视的是，陈寅恪在此一时期提出了颇具价值的文化主张：面对“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只有采取“一方面吸收输入”，“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态度，才获得建构良好新文化的效果。[13]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家危亡压力下，中国一些知识阶层不仅为增强国人认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以增强民众对中国的信心。[14]从1937年至1949年间，社会动荡，政治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大，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不仅钱穆等史学家要从传统文化中“为故国招魂”，[15]熊十力等哲学家也要从传统儒学中开出“政统”与“学统”，重建理想之中国。故此时期可视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五期，其显著特点是学术研究的中断与现实因素影响增强。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成果面世，但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不仅失去了安静的环境与必要的条件，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学术研究逐渐地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最终使此前曾经具有共识的知识群体瓦解，使中国知识阶层解决“世纪难题”的努力告一段落。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对文化问题的探索分为海外和大陆两个系统。海外系统以钱穆、牟宗山、唐君毅等人为代表，沿着此前的路径进行着传统的现代转化，并在上世纪80年代回流到大陆。在大陆，由于传统文化被视为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受到很大冲击，文化成为讳莫如深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初对“四人帮”的批判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一些学者开始提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费孝通1986年在《群言》编辑部召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座谈会上说，“对传统文化如何改革，这是个提出了一百多年的问题……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保存、要发挥和发展的，哪些是妨碍四化建设的，必须有一个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方向”。[16]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再度唤醒了中国人文化自觉意识，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自觉”思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费孝通在20世纪末的世界变局中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我们中国人要在跨文化对话中占据主动地位，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17]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文化自觉”思潮，可以说是对世纪难题的新探索，因此可以视为文化自觉意识的第五期，其显著特征是文化自觉意识的重新复苏与文化自觉成为国家意识。
自清末以迄今日，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并建构适应现代中国文化的工作已开展百余年，百年来的探索有经验，有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今天认识研究中国文化，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些经验教训，可能并不能使我们实现通过“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理想。换言之，文化自觉只是解决“世纪难题”的开始，要实现这个理想，还要取决一个困难是否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就是如何建构评判中西文化的坐标系。
自清末以来的大多数时间，知识阶层的普遍态度皆是主张对中西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是在分辨“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上，却总是难有共识。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评判中西文化的坐标系不能建立。要建构这个坐标系，至少需要两个维度，一是知识的维度，其主要功能是去伪存真和辨识文化源流，一是价值的维度，其主要功能是分辨优劣和决定存废。正如钱穆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要讲中国文化，应该分两面讲：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18]从一百多年来的实践来看，构建这个坐标系难度也来自这两个方面。文化自觉本身包含有“自我与他者”的建构，而建立评判中西文化坐标系的难度之一在于，需要“自我”对“自我”、对“他者”皆有充分的认知，而“自我”与“他者”又是多元的。且不说对多元“自我”对多元“他者”的认知问题，就是对“自我”的认知，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费孝通承认：“通过我这7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却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19]建立评判中西文化坐标系的难度之二在于，多元“自我”的价值观之多元。知识层面的困难虽然不少，但是只要努力，总有解决的时候，可价值观的多元，则难有此乐观。细而言之，多元“自我”价值观之多元，实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多元“自我”对“自我”评判之多元，一个是多元“自我”对“他者”评判之多元。从一百多年来的经验看，文化问题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纷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价值观的多元导致了知识阶层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判断多元，而且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判断也多元。
这只是当前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需要面对的最大的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困难，如现代人与传统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传统文化的隔膜越来越深，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文化浪潮”和“文革”冲刷过的传统[20]，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研究与评判的文化还是本真的面目？再如，一百多年来，文化探索与政治的关系该如何把握？这些问题都是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路途中必须解决的。
今日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的状况已经迥然不同。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已经从弱国的自卑走向大国的自信，面对文化问题，已从被动的回应或对抗，走向了主动的探寻。在这种情势下，提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可谓是时代的呼声。但是我们也需要从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们的努力与挫败中，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纪难题”，今天要通过“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将要面对许多困难。我们应该在依靠当前一定经济成就带来的自信的基础上，解脱此前给思想文化带上的种种桎梏，来进行学术的探索，来进行思想的争鸣，吸纳众长，去糟粕取精华，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努力从多元中寻求共识，对“世纪难题”进行攻坚！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文史哲，2003，（3）.
[2]方光华，曹振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论析[J].人文杂志，2011，（1）.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28.
[4]康有为.总署官书局时务书，请饬发翰林院片，孔祥吉编.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58.
[5]王栻编.严复集（1）[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5.
[6]张之洞.劝学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9.
[7]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3.
[8]陈诤编.黄遵宪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433.
[9]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J].国粹学报，1905，（6）.
[10]黄节.游学生与国学——东京国学图书馆之设置所望于留学生及留学生会馆监督[N].新民丛报（26），1903，（2）.
[11]汪淑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1）.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3）[M].北京：中华书局，1936：12，15.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9：284-285.
[1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
[15]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6.
[16]费孝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J].群言，1986，（11）.
[17]费孝通.弘扬优秀传统，实现“文化自觉”[J].中华文化论坛，1998，（4）.
[18]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
[19]费孝通？熏张冠生.开创文化自觉的新风气——费孝通教授近读访谈（三）[J].博览群书，1998，（5）.
[20]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群言，2003，（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