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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江苏丰县试点算起，大学生村官政策至此已施行15年。
星星之火已大有燎原之势。然而，这火能不能烧得更旺、烧得更久，正在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许多大学生实际上只是出于就业考虑才选择了“村官”这条路。而国家制度政策的立意，则更希望通过该政策为我国广大农村提供人才支持，寄希望以此给力我国新农村建设。
20万大学生当村官
1995年，江苏省丰县推出了一项“三农”政策：选聘大学生下乡做官。没人能想到，10年后这一尝试会在整个国家全面开花。按照当初的政策设定，选聘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只不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尝试。
这一年，距离此后的“高校扩招”还有4年，大学生尚能享受到毕业包分配的待遇，他们头顶上“天之骄子”的光环还没有褪色。这一年，城镇居民仍然有机会享受福利分房的待遇，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3年后才全面启动，而“中国房市”难题10年之后才开始凸显。
选聘这些“天之骄子”去农村任职，这似乎并不太让人理解和看好。不过丰县依然取得了“成绩”。丰县县委组织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该县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13人中已有8人被提拔为科级干部，另5位分别成为岗位骨干。尽管这一试点有其特殊性，但也正是这一尝试，为此后国内其他省市试点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埋下了伏笔。
4年之后，海南省推出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该省安定、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选聘大学生村官。浙江省宁波市也在同年开展了此项工作。随后几年，广州、河南鹤壁、河北邢台等市也相继推出大学生村官政策。也正是在这一年，全国高校开始了大规模扩招，教育产业化步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感慨上不起学的同时，也开始为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皱紧了眉头。
2005年，与最初的试点已有10年之隔。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次年2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基层就业。到2008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区开展此项政策。目前我国大学生村官人数预计已达20万，而按照计划，从2008年起，五年时间内，全国还将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基层任职。
中国式就业思路？
段小旭2009年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官。那一年，山东省潍坊市约有2000个左右的村官职位，而报名的大学生就多达17000名，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约300名。经过笔试、面试层层筛选，他最终如偿所愿。如今回想起那段日子，小段依然记忆犹新，“就像经历了一场战役，那感觉，不比当年高考差。”
与这股热潮相对应的则是高校就业市场的冷清。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不久。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到611万，比2008年多出50万左右。大型企业进校招聘会减少了50%左右，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职位减少约30%。人社部当时统计的一季度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只有20—30%，这可能是高校扩招后，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当时还是山东大学学生的段小旭记得，他第一次感到“认识的同学不管学校和专业再好，工作一样不好找”。这时候，考村官就成了非常值得一试的选择。段小旭坦言，在他所接触到的村官中，几乎80%都是出于就业原因报考村官的，“当时真正想扎根农村，在基层发展的非常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近两年在牵头调研我国大学生村官状况，其发布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也明确指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全国推广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就业方面的考虑，至少，就业形势的严峻是促使该政策全面推广的直接原因之一。
从15年来的发展轨迹看，1999年之后该政策才开始较大范围的试点，而中国高校的扩招也正是从1999年开始的，此后，高校毕业生数量几乎是逐年增长。而从村官发展数字来看，2006年全国选聘大学生村官约21127人，2007年41645人，2008年66856人，而到2009年已达到约7万人。一方面，数字的增长是国家全面推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近几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就业形势严峻不无关系。
关键是改变农村
不过，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更为重要的、宏观层面的原因并非就业，而是中国农村建设。从更深层的原因看，大学生村官能为广大农村输送新鲜血液，加强农村基层人才储备，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对此，中央及各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都有表述。
河南省原阳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90%以上，全县村干部七成以上仅有初中以下学历，而学历稍高的青壮年人口则大多扎根城市或外出务工。高学历人才的缺乏成为困扰该县基层发展的瓶颈之一。而这几乎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村基层的缩影。该县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事迹此前颇受媒体关注，原阳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庆堂向媒体介绍，他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推动大学生村官政策，其主要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人才匮乏。
大学生村官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村提供智力支持，又能多大程度上改变我国农村？某种程度上，需求和供给似乎存在矛盾。
“不想一辈子都呆在农村。”对于潍坊村官段小旭来说，“村官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很难有再大的发展。”在他看来，能不能为农村提供人才支持、甚至扎根农村，他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去年刚刚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张远现在也是一名村官，他认为大学生村官既不是事业编制、也不是公务员，待遇只能算是温饱，合同期满后还得再次考虑未来的出路。“很难说可以作为一个长远考虑的职业。”
除了大学生本身的主观意愿，有没有、能不能在农村发挥用武之地也是一个问题。张远本身学的是历史学，现在在甘肃天水一个村子里任职，刚刚开始的这一年对他来说几乎就是煎熬。“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他说。除了专业不对口外，人际关系难处理、生活不习惯等都是问题。农村基层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他所在的村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集体经济产业或者组织，青壮年人口也大都外出务工，除了负责一些村里的琐碎杂务，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主持发布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大学生“村官”知识的结构性欠缺较大，在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障碍中，专业不对口、人际关系难处理、生活不习惯等占到26.84%，超过了关注收入的21.6%。
现实在考量教育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长期存在，要打破这一矛盾，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就必然要求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三农学者温铁军曾就此专门撰文，他认为大学生成批下乡任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国家战略和宏观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机制很难说能为这样的战略需求提供合格的人才。
“实际上，我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三农理论教育。”村官张远就有着切身体会。除了知识结构本身的缺陷外，缺少实践经验就更为现实，本身身为城镇户口居民的他直言，“去农村之前，真的对那里了解太少。”在温铁军看来，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实际上非常缺乏乡土教育，涉及农业的高校和专业向来都是冷门，高校教育缺乏成体系的结合实际的三农理论。最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乡土观念”的缺失，让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对农村地区缺乏认同感。这或许也能说明，为什么村官下乡后很多人在思想上并不愿意留在农村。
20世纪初，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回归农村，力推“平民教育”，此举也开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下乡之路。国学大师梁漱溟1927年辞去北大教职后，也曾在山东开办乡学。那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关注农村教育、农民生计、发展农村经济、兴修水利、创设公共医疗等，为当时的乡村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大都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具有浓厚的民间性质。
从历史的纵深考量“村官”政策时，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知识分子下乡”这一思路，究竟应该如何入手，如何实施，又能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村，改变中国？在温铁军看来，某种意义上，如今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也有着“知识分子下乡”的思路。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的政策设计，必须注重大学生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点上，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校教育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温铁军此前就专门撰文，建议我国教育体制认真调整教育结构与内容，全面服务三农，要以乡土知识充实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力资源。
出路将关乎成败
实际上，就大学生村官本身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关于未来出路的、更为现实的选择。出路问题不仅关系村官群体本身利益，某种程度上也关乎村官政策的未来走向，而这一问题或许比人才培养和农村发展这些宏大主题更为现实和迫近。
2010年，一项政策的微调，开始让更多的人关注大学生村官的未来。考取公务员一直是大学生村官群体的主要出路之一，然而就在9月，国家公务员考试政策作出调整，原本的大学生村官加分政策取消，改为设专业岗位定向考录。
“我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可以这样？”张远回忆说，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赶紧和几位村官同学联系了一下，“都在郁闷呢！”那时张远已在准备2010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各种资料买了一堆，每天都要抽空看。按照此前的政策，大学生村官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可以享受10分的加分。这在1分定成败的公考“战场”，无疑极具诱惑力。
实际上，加分政策一直是吸引众多大学生投身村官队伍的重要因素。张远也坦言他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尽管这次政策调整被认为只是换了一种优惠方式，但是其在大学生村官群体中引发的争议让一个问题凸显出来：那就是村官群体的未来出路。“除了考公务员，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向。”张远说，在他之前的村官大都也是走得这条路子。
合同期满后，大学生村官何去何存，未来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从政策实施以来就一直存在。留在农村和自主创业的毕竟是少数，考取公务员也并非易事，未来出路直接决定大学生报考村官的积极性，某种程度上也关乎村官政策的实施好坏。“要设计好大学生村官的分流导向机制，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长期稳定，吸引和留住大学生投身农村建设。”《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也明确提出要重视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出路。
目前，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也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今年5月，中组部联合多部委下发《关于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而早在一年前，中组部等部门就已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大学生“村官”聘任期满后的５条出路，即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等。中组部相关负责人此前在对媒体的发言中特别强调，“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十分重要，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建立健全竞争择优的工作机制。”
“村官”有没有更远的出路、能不能留得住大学生，这些问题，在未来都有望得到更好答案。而这一就业思路或是人才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大学生本身的命运，又能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村、乃至改变中国，也还需要时间来说明！
星星之火已大有燎原之势。然而，这火能不能烧得更旺、烧得更久，正在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许多大学生实际上只是出于就业考虑才选择了“村官”这条路。而国家制度政策的立意，则更希望通过该政策为我国广大农村提供人才支持，寄希望以此给力我国新农村建设。
20万大学生当村官
1995年，江苏省丰县推出了一项“三农”政策：选聘大学生下乡做官。没人能想到，10年后这一尝试会在整个国家全面开花。按照当初的政策设定，选聘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只不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尝试。
这一年，距离此后的“高校扩招”还有4年，大学生尚能享受到毕业包分配的待遇，他们头顶上“天之骄子”的光环还没有褪色。这一年，城镇居民仍然有机会享受福利分房的待遇，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3年后才全面启动，而“中国房市”难题10年之后才开始凸显。
选聘这些“天之骄子”去农村任职，这似乎并不太让人理解和看好。不过丰县依然取得了“成绩”。丰县县委组织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该县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13人中已有8人被提拔为科级干部，另5位分别成为岗位骨干。尽管这一试点有其特殊性，但也正是这一尝试，为此后国内其他省市试点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埋下了伏笔。
4年之后，海南省推出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该省安定、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选聘大学生村官。浙江省宁波市也在同年开展了此项工作。随后几年，广州、河南鹤壁、河北邢台等市也相继推出大学生村官政策。也正是在这一年，全国高校开始了大规模扩招，教育产业化步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感慨上不起学的同时，也开始为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皱紧了眉头。
2005年，与最初的试点已有10年之隔。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次年2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基层就业。到2008年，全国已有28个省市区开展此项政策。目前我国大学生村官人数预计已达20万，而按照计划，从2008年起，五年时间内，全国还将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基层任职。
中国式就业思路？
段小旭2009年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官。那一年，山东省潍坊市约有2000个左右的村官职位，而报名的大学生就多达17000名，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约300名。经过笔试、面试层层筛选，他最终如偿所愿。如今回想起那段日子，小段依然记忆犹新，“就像经历了一场战役，那感觉，不比当年高考差。”
与这股热潮相对应的则是高校就业市场的冷清。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不久。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到611万，比2008年多出50万左右。大型企业进校招聘会减少了50%左右，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职位减少约30%。人社部当时统计的一季度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只有20—30%，这可能是高校扩招后，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当时还是山东大学学生的段小旭记得，他第一次感到“认识的同学不管学校和专业再好，工作一样不好找”。这时候，考村官就成了非常值得一试的选择。段小旭坦言，在他所接触到的村官中，几乎80%都是出于就业原因报考村官的，“当时真正想扎根农村，在基层发展的非常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近两年在牵头调研我国大学生村官状况，其发布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也明确指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全国推广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就业方面的考虑，至少，就业形势的严峻是促使该政策全面推广的直接原因之一。
从15年来的发展轨迹看，1999年之后该政策才开始较大范围的试点，而中国高校的扩招也正是从1999年开始的，此后，高校毕业生数量几乎是逐年增长。而从村官发展数字来看，2006年全国选聘大学生村官约21127人，2007年41645人，2008年66856人，而到2009年已达到约7万人。一方面，数字的增长是国家全面推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近几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就业形势严峻不无关系。
关键是改变农村
不过，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更为重要的、宏观层面的原因并非就业，而是中国农村建设。从更深层的原因看，大学生村官能为广大农村输送新鲜血液，加强农村基层人才储备，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对此，中央及各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都有表述。
河南省原阳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90%以上，全县村干部七成以上仅有初中以下学历，而学历稍高的青壮年人口则大多扎根城市或外出务工。高学历人才的缺乏成为困扰该县基层发展的瓶颈之一。而这几乎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村基层的缩影。该县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事迹此前颇受媒体关注，原阳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庆堂向媒体介绍，他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推动大学生村官政策，其主要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人才匮乏。
大学生村官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农村提供智力支持，又能多大程度上改变我国农村？某种程度上，需求和供给似乎存在矛盾。
“不想一辈子都呆在农村。”对于潍坊村官段小旭来说，“村官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很难有再大的发展。”在他看来，能不能为农村提供人才支持、甚至扎根农村，他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去年刚刚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张远现在也是一名村官，他认为大学生村官既不是事业编制、也不是公务员，待遇只能算是温饱，合同期满后还得再次考虑未来的出路。“很难说可以作为一个长远考虑的职业。”
除了大学生本身的主观意愿，有没有、能不能在农村发挥用武之地也是一个问题。张远本身学的是历史学，现在在甘肃天水一个村子里任职，刚刚开始的这一年对他来说几乎就是煎熬。“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他说。除了专业不对口外，人际关系难处理、生活不习惯等都是问题。农村基层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他所在的村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集体经济产业或者组织，青壮年人口也大都外出务工，除了负责一些村里的琐碎杂务，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主持发布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大学生“村官”知识的结构性欠缺较大，在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障碍中，专业不对口、人际关系难处理、生活不习惯等占到26.84%，超过了关注收入的21.6%。
现实在考量教育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长期存在，要打破这一矛盾，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就必然要求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三农学者温铁军曾就此专门撰文，他认为大学生成批下乡任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国家战略和宏观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机制很难说能为这样的战略需求提供合格的人才。
“实际上，我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三农理论教育。”村官张远就有着切身体会。除了知识结构本身的缺陷外，缺少实践经验就更为现实，本身身为城镇户口居民的他直言，“去农村之前，真的对那里了解太少。”在温铁军看来，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实际上非常缺乏乡土教育，涉及农业的高校和专业向来都是冷门，高校教育缺乏成体系的结合实际的三农理论。最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乡土观念”的缺失，让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对农村地区缺乏认同感。这或许也能说明，为什么村官下乡后很多人在思想上并不愿意留在农村。
20世纪初，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回归农村，力推“平民教育”，此举也开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下乡之路。国学大师梁漱溟1927年辞去北大教职后，也曾在山东开办乡学。那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关注农村教育、农民生计、发展农村经济、兴修水利、创设公共医疗等，为当时的乡村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大都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具有浓厚的民间性质。
从历史的纵深考量“村官”政策时，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知识分子下乡”这一思路，究竟应该如何入手，如何实施，又能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村，改变中国？在温铁军看来，某种意义上，如今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也有着“知识分子下乡”的思路。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的政策设计，必须注重大学生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点上，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校教育就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温铁军此前就专门撰文，建议我国教育体制认真调整教育结构与内容，全面服务三农，要以乡土知识充实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力资源。
出路将关乎成败
实际上，就大学生村官本身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关于未来出路的、更为现实的选择。出路问题不仅关系村官群体本身利益，某种程度上也关乎村官政策的未来走向，而这一问题或许比人才培养和农村发展这些宏大主题更为现实和迫近。
2010年，一项政策的微调，开始让更多的人关注大学生村官的未来。考取公务员一直是大学生村官群体的主要出路之一，然而就在9月，国家公务员考试政策作出调整，原本的大学生村官加分政策取消，改为设专业岗位定向考录。
“我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可以这样？”张远回忆说，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赶紧和几位村官同学联系了一下，“都在郁闷呢！”那时张远已在准备2010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各种资料买了一堆，每天都要抽空看。按照此前的政策，大学生村官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可以享受10分的加分。这在1分定成败的公考“战场”，无疑极具诱惑力。
实际上，加分政策一直是吸引众多大学生投身村官队伍的重要因素。张远也坦言他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尽管这次政策调整被认为只是换了一种优惠方式，但是其在大学生村官群体中引发的争议让一个问题凸显出来：那就是村官群体的未来出路。“除了考公务员，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向。”张远说，在他之前的村官大都也是走得这条路子。
合同期满后，大学生村官何去何存，未来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从政策实施以来就一直存在。留在农村和自主创业的毕竟是少数，考取公务员也并非易事，未来出路直接决定大学生报考村官的积极性，某种程度上也关乎村官政策的实施好坏。“要设计好大学生村官的分流导向机制，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长期稳定，吸引和留住大学生投身农村建设。”《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也明确提出要重视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出路。
目前，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也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今年5月，中组部联合多部委下发《关于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而早在一年前，中组部等部门就已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大学生“村官”聘任期满后的５条出路，即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等。中组部相关负责人此前在对媒体的发言中特别强调，“做好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十分重要，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建立健全竞争择优的工作机制。”
“村官”有没有更远的出路、能不能留得住大学生，这些问题，在未来都有望得到更好答案。而这一就业思路或是人才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大学生本身的命运，又能多大程度上改变农村、乃至改变中国，也还需要时间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