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赌气退出中国内地、转战香港，引发了一场有关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环境是否恶化的大争论。争论双方基本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西方媒体、跨国公司和外企在华商会，他们一面倒地抱怨和指责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方是中国政府，不仅予以反驳，而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极力安抚外企、消除顾虑。
　　其实，中国对外资企业环境不仅没有恶化，外资企业还在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先拿事实说话。截至2010年3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9年受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跨国投资下降了40％，而中国只下降了2.6％，居全球第二。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合同外资金额达到420亿美元，增长了31％，实际外资金额234亿美元，增长了7.7％。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年均9％增长的奇迹，靠的是“改革”与“开放”。笔者以为，开放比改革更重要，因为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我们知道，所谓改革，本质是对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其中阻力和风险自然很大。马基雅弗利(Nicolo Machiavelli)在《君主论》做了精辟的分析：“我们必须牢记，没有什么会比试图在任何国家引进新秩序更困难、更危险、成功的希望更渺茫，因为原有秩序中的所有获利者都是革新者的敌人，而那些期望从新机制中获益的人只是些热情平平的卫护者。这种漠然一部分来源于对对手的畏惧，因为现有法律往往有利于他们；一部分来源于人们对不是从已知经历中产生的新事物的怀疑心态。正因如此，新秩序的反对者只要有攻击机会，他们定会全力以赴，而对方的辩护则往往软弱无力。”
　　回顾过去的改革历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处处有湍流的，包括当初“破三铁”所引发的上访潮，到最近从“国退民进”向“国进民退”的回潮。
　　面对强大的内部阻力，外部压力就成了最有效的改革催化剂。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围绕“人世”的激烈争论、犹豫彷徨。中国入世谈判历时14年，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中方最顾虑的就是人世后国内企业“能堪一击否”。世纪之交，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高达30％，“中国崩溃论”在海外一度甚嚣尘上。为此，政府下决心将商业性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剥离巨额不良资产，为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进而上市，实现了三级跳。人世后，中国银行业不仅未在外资银行冲击下全线溃败，反而历经金融风暴洗礼而成为全球最稳健的银行体系，不能不说是开放压力催生的改革之硕果。
　　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中国备受礼遇的另一原因是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主义。吸引外资企业落户建厂，成了迅速拉升GDP的最快捷途径，而GDP的提升则意味着官员更大的晋升资本和地方财政实力的增强。既挣面子、又有里子，无怪乎地方政府展开了外资争夺战，不惜给外资企业以用地、税费、贷款、审批和监管等在内的各种优惠条件和特权。
　　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经济大国，GDP直逼世界第二，但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尚未实现转变，GDP保持高速增长的压力并未减退，政府青睞外资的逻辑并没有发生转变，歧视外资说自然没有道理。
　　靠打压外资来保护国内企业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现在国企如日中天不需保护，而民营企业受到的挤压更多的是来自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外资企业虽然强大，但主要还是靠市场化竞争。而且，外资企业不仅带来了鲶鱼效应，也产生了人才、技术和经验的“溢出效应”，这也是过去30年中国企业快速提升的关键。拥有快速学习能力又勤奋节俭的民营企业，一直在凭借后发优势在赶超外企。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资源优势，这直接威胁到了“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要义。
　　眼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改革也步入了深水区。动力减退、阻力增加，在这样的节点，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非常必要。西方舆论所谓的“外资企业环境恶化”论调，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是为了继续享受过去的“超国民待遇”。我们不仅不应惊怕于这种论调，反倒应该看清大局，着眼长远，加快体制改革，消除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杜绝外资、民资、国有三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性对待，真正建立所有市场竞争主体平等博弈的游戏规则。长期来看，真正能吸引和留住外资企业的，不是优惠待遇，而是公平、透明、稳定的商业环境，这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