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各地陆续出台取消专职秘书的举措，使得本是公务员中一个普通职位的秘书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有关其前世今生的功过是非也被翻拣出来，作为对此决策或毁或誉的佐证。
　　这一炒冷饭式的热点缘起于今年3月山东曲阜市的一项新规：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所有市级领导干部一律取消秘书配备，其事务性活动由各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
　　秘书岗位的内涵之所以如此丰富，是因为其笼罩的领导光环，特别是有些官员落马后，被曝与秘书沆瀣一气。一方面，秘书成为领导的影子，具体操办违法之事，下属单位不看僧面看佛面，主动献媚或无奈而为；另一方面，领导成为秘书的靠山，一把大伞，将种种违法行为遮得严严实实，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都对秘书这一群体道出了“不能认为靠山硬就有恃无恐”的警示之言。
　　说曲阜新规并无新意的依据是因为类似要求可追溯到1980年出台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配“专职秘书”，但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道理，此项规定并未明文表述省部级以下领导干部不许配备“专职秘书”，于是，地方领导干部违规超标配备“专职秘书”蔚然成风。
　　曲阜市因在梳理群众不满意的“四风”问题时发现领导干部配备秘书、公车成为关注焦点，于是率先整改，但其“领导外出不得讲求排场、让轻车简从成为常态”的提法并不陌生。在此之前，云南、河北等省已经陆续开展清退“专职秘书”行动，而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和新疆塔城地区地委更是早在2007和2008年就取消了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尽管并不知道上述两地的做法是否遭遇回潮式反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率先”没能形成足够的示范效应，各地超配秘书现象仍然愈演愈烈。这就需要深度分析官员“秘书依赖症”的真正症结。有人说，配备专职秘书是官员攀比思想作祟，出去开会应酬，不带个秘书拎包、开车门，面子上不好看；也有人说，配备专职秘书是官员懒政的具体表现，讲话、谋事均有秘书代劳，高高在上，官瘾过足。其实，官员心仪专职秘书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心理需求，那就是谋私的便利性与安全性，而这才是领导秘书被称为“二号首长”的根本原因。这种关系组合极其微妙，八小时之内，秘书事无巨细，“秘书的水平决定领导的水平”；八小时之外，秘书不分公私，为领导私利充当保姆或掮客。这般辛苦的岗位却有人趋之若鹜，源于大多数秘书付出后定能获得火速提拔的回报，而这对于上升通道有限的公务员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但据此将板子打在秘书身上显然有失公允，而取消了“专职秘书”就解决了官僚主义的想法也过于天真，“曲阜取消10位市级领导秘书彰显出政府拿自己开刀的勇气和魄力”这一结论更是为时尚早，如果不从顶层设计上约束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不斩断官员的权力寻租通道，不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总开关问题，即便取消了专职秘书，仍然会有兼职秘书周到伺候着领导生活，无尽无休地写着领导讲话，乐此不疲地为领导挡驾，换汤不换药地对群众呼声进行选择性转达。取消专职秘书恰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地方官员此前官僚主义到了何等地步，一个连茶杯都懒得端的领导怎么指望他体察民情，一个连讲话稿都懒得写的领导怎么指望他绘好发展蓝图，所以，取消专职秘书最终还得不看广告看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