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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基于农村一个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本文认为老年人根据自己的家庭养老需求，通过采用在子女间进行家庭经济资源的不平均分配的养老策略，从而实现养老需求。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养老需求 家庭经济资源 不平均分配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81-05
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紧迫议题，中国也不例外。为应对这一“银色浪潮”的到来，很多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专家提出，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统一养老保障制度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诸多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导致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仍然面临很多难题。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家庭规模的缩小、传统“孝”文化的衰微等因素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和作用在逐渐弱化。但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状况决定了目前我国还不能完全抛弃家庭养老的赡养模式。所以，如何发挥和完善家庭养老模式，就成为很多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关于如何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和思路：第一，家庭文化论。主张重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孝”的培育机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保护老年人权益，改变家庭养老文化日益衰微的状况；第二，家庭社会结合论。或主张家庭照顾为主，社会提供支援的模式，或采取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或异地寄养式养老模式。第三，养老独立论。依靠老人自身能力独立养老。这种观点或提倡扩大老人社会交往获取资源，或主张老人养老积累所需可从抚养成本中扣除的方式。这些视角和思路对于完善家庭养老、保障老年人权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学术界关于家庭养老模式构建的种种意见主要从“客位”也就是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实际上，老年人群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忧虑，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其他方面风险系数更大或对国家与社会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不抱希望而导致的。但这种无可奈何只是老年人群面临养老问题时的一种类型的心理取向。实际上，老年人会根据自身处境、外部环境与家庭拥有资源类型和数量，选择满足自身养老需求的路径或策略。也就是说，老年人在选择家庭养老的具体实施方式时是具有很强的主动、理性选择特质的。传统文化中常说的“养儿防老”本身即反映着老年人为实现养老而做出的主动选择。而本文主要探讨老年人利用家庭经济资源在多个子女间进行不平均的分配也是老年人实现养老需求的路径或策略之一。
本文尝试采用“主位”的研究思路，通过个案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农村一个多子女家庭内的老年人为访谈对象，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相应的家庭经济资源分配进行一番分析和考察，以期揭示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具体方式的理性层面。
一个案例
白某，女，64岁，丧偶，小学文化。老伴陈某生前曾在运输公司工作，直到运输公司因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为止，获得买断工龄2万余元。下岗后，因掌握修理汽车的技术，曾在某个体经营汽修厂上班，每月收入1200元左右。有自己的房子，是占地大约100多平米的瓦房。白某因无业，曾利用房子所处街边位置开了2年的副食品商店。起初收益不错，后因开小卖店的居民越来越多，转而开始卖馒头。但都因不景气，被迫停业。老伴去世后，陈某无其他收入来源，现在白某每天以捡拾垃圾为生，平均每天在5元左右。育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成婚并育有子女。在白某的各个儿女中，只有二女儿生活条件好一些，其他子女生活状况都不太好。因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所以一直与陈某和白某住在一起，直到结婚生子也没有搬出去单过。
问：以前你老伴在的时候，生活过的怎么样?
白某：凑合着，过得算是还行。该吃啥吃啥，老伴还愿意喝点酒，我也不管他。当初不如我厉害点了，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得肝癌。他是顿顿喝，大葱蘸着酱，也能喝的下去。说他，他就急，说急了就动手打我。我后来也想了，钱、房子啥的都是他挣的，喝就喝吧。
问：那你的儿女们生活的怎么样?
白某：我有五个孩子，能吃能喝的。后来结婚了，除了儿子都出去了。嫁的都不太好，就老二还可以。儿子过的不怎么样，媳妇也不好看，又厉害，生了二个丫头，大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挺困难的。现在好一点，跑运输，但是挣下的钱都给丫头看病了。没攒下什么钱。老陈死之前，每月都给他们些钱，还给孩子们零花。有老陈在，他对我们也挺好的。现在家里就剩我，我也给不起他们钱。但我有房子……有时候，他(指儿子)会和我吵架，媳妇也在背后说我。但都不敢怎么地我(指对我怎么样——笔者)。
问：您想过养老的事情吗?
答：原来老伴在的时候，没有想过。反正老伴走到哪，我跟到哪。现在不一样了，就我一个了。有时候邻居们经常一起聊天，说这说那，有时候就说到谁谁没有啥钱，孩子就不养老，病了也不管，吃的跟猪食似的，住的和狗窝一样。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也想这事。
问：在你心里，对养老怎么看?也就是。你认为你的儿女们应该怎么样待你?
答：养老，就是养着。吃穿能过得去，心情舒畅点，别像邻居们说的那样。那就完了。还不如死了。
问：那将来准备怎么养老啊?
答：丫头肯定不行，女婿不是儿子，不一样。儿子嘛，他现在还在我这里住，各吃各的。要不是有这个房子在，我看早把我撵出去了。现在还不敢，他不敢。丫头和儿子都不太富裕，我也不忍心朝他们要。等我干不动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把房子给对我最好的。现在说是要拆迁，赔点钱，这钱我留一点，其余的也都给孝顺的。我哪家都呆，对我好，我就给你钱，不对我好，我就走，去其他家。好赖有个房子，都得对我好点。过年过节的，几个孩子给我买件衣服啥的，但都不行。买点啥，也不行，我就不说把房子给谁。
问：没想过去养老院吗?
答：咋没想过啊。可是让人家笑话啊，五个孩子养不了一个老的。
从以上的访谈中，我们有几点认识：第一，经济资源占有情况。白某生活并不富裕，拥有的经济资源很少，老伴去世后境况恶化。其中货币收入按每天5元，月收入也就100元左右。假若加上儿女们偶尔给的，月收入平均为150元左右；自有住房一套，面临拆迁。第二，子女状况。子女较多，生活并不富裕。对经济资源比较看重。第三，养老意愿。白某具有很强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倾向于家庭养老，并认为谁孝顺，就将财产给谁。第四，子女养老情况。白某认为子女都不够孝顺。认为没有房子及其接下来的补偿款，自己的境况会更糟。之所以还能够从子女中得到些物质帮助，很大原因在于房子。精神安慰方面几乎没有，偶尔还会遭到儿子媳妇的嫌弃。第 五，分配意愿的形成。白某完全根据子女孝顺情况来判断，而且邻居之间的日常闲谈“唠嗑”中传递的有关养老问题的故事及其解读也让白某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分配意愿。通过走访白某的几个子女，也基本上印证了白某的养老意愿和资源分配策略，同时也从观察和交谈中获知了子女们对于白某房产的较强的关注程度。
养老需求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指出，人的需求可分为五种：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和自我实现。其中生理需要可归诸于物质层次，归属和爱、自尊和自我实现属于精神层次的需要，而安全需要是建立在生理和物质层次需要基础上的，同时兼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级的，尤其是从低到高排布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了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其他需要才能被提上日程。尽管马斯洛后来修改了这一观点，增加了“超越性需要”这一层次，认为这种需要高于自我实现需要，但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更动。
对于家庭养老需求，我们可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见解。一般而言，老年人群体在养老方面面临着生理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需要。而学术界认为，养老需要主要包括三大类，即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权益保障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老年人对家庭成员在感情上、心理上等精神方面的照顾特别重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在晚年能够享受天伦之乐。也就是学术界称谓的“精神养老”。如果按照马斯洛的观点，这一精神养老需求要高于物质方面的需求，只有在物质保障实现的层次上才能出现和满足。在白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养老需求的基本标准比较低，只要有吃有喝，心情舒畅点就可以。
虽然根据马斯洛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但必须看到：第一，需要是一个整体。老年人的养老需要涉及到身体、心理、感情等多方面的需要，涵盖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且，这些需要本身虽然在学理上为了研究之便，可进行人为划分，但在实践中很难清晰划界。因为物质需要本身可包含精神层面的满足，而精神层面的满足如果没有物质层面的支撑将很难说得到实现，因此很难被划分的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的关系。所以，马斯洛的高低层次划分属人为划定，理论上清晰，但在实践中问题重重。第二，相对于社会因素来说，马斯洛的高低层次会呈现不同的面向。养老需要相对于一定的空间、时间和文化环境及个体来说，具有不同的指向。养老需求随着空间、时间、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变迁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尤其是不同的个体对于养老需求的解释及养老的必需事项也不同。比如，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物质需要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因为经济的不发达，其满足常常受到阻滞。所以，在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老年人的生理需要就成为相对高层次的需要，而精神需要不是被当作毫无实际意义而否弃掉，就是被裹挟着融进生理需要之中。所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保持基本需要类型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层次划分进行批判性分析，对待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可采取单一的模式进行解说，必须在整体、多样和相对的视野下，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考虑。本文在探讨农村中的多子女家庭中的养老问题时，也是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探讨的。
家庭经济资源及其理性分配
资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等几种类型。相对于家庭来说，经济资源包括货币性财产和收入、固定资产、债券等。具体来说，住房、金钱、产业、股票债券等都包括进经济资源之中。这一资源也是家庭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决定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影响家庭成员获取其他资源的关键变量。那这些经济资源是如何在家庭中进行分配的?这种分配与养老问题有何关联?
韦伯的理性类型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我们几点启示。韦伯在区分理性问题的时候，将其分作两种理性类型，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关注手段和目的，尤其是注意将使用这些手段的结果与目的相对照，衡量这些手段是否有效地达成目的。而在这一点上，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经过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延伸，认为在社会领域中的各个行动者同样有着“经济人”的考虑。可以说，科尔曼是对韦伯理性中工具理性的继承与发展。那么，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如果运用韦伯的工具理性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则掌握分配权力者会非常注重资源分配机制和分配结果，将资源分配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在涉及到家庭经济资源分配的时候，根据白某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实现养老这一目的，老年人并非单纯地依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和费孝通所谈及的”反馈模式，而是具有着很强的主动选择性。老年人拥有的经济资源数量越多(不论何种类型的经济资源)或者资源虽然少，但对子女越重要，则养老目标越能很好的实现。而且，我们在白某的案例中看到，老年人会根据子女的日常表现(如日常生活中对老人的态度、照料、关怀等等)建立自身的经济资源分配筹划，对经济资源分配采取不平均的分配方式，酬赏表现好的，惩罚做的不好的子女。而这种不平均的差异越大，越能有效实现奖与罚，受益子女也越能很好的承担起养老的责任，传统的赡养伦理也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白某的案例中，她所拥有的资源是房子和仅有的捡垃圾的收入，可以说资源比较匮乏。但这些资源尤其是房子对于不太富裕的子女们来说十分重要。他们都想获得这个房子或者因为拆迁而获取的补偿款。所以平时生活中不敢粗暴对待白某，媳妇也只敢在背后有所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房子所代表的经济资源对于子女们的重要性。白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可以在子女间进行实现自身养老的归宿选择。而她的具体策略就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自某也说，自己留一点，其余的都给孝顺的。但根据白某表述的，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子女们都不满意。所以，她选择的理想养老方式是“流动型养老”，即“我哪家都呆，对我好，我就给你钱，不对我好，我就走，去其他家”。这种方式在白某看来很保险，可以根据子女们的养老表现和自己的养老意愿选择经济资源投入的多少，投给谁，通过“就不说把房子给谁”，白某很好地操控了子女们对于自己的赡养状况。
讨论与不足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小结，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文化中居家养老观念的影响在农村中依然盛行，所以即使老年人的自身状况、社区环境和现有资源比较有利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多样化，但是老年人依然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
第二，家庭养老的反哺或回馈模式已渐渐式微，单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谈论家庭养老已不符合实际。尤其是当经济社会变迁和文化观念嬗变速度加快，个体利益作为行动的取向愈加突出的情况下，家庭这个被很多人尤其是学者们视为 注重感情、关系亲密的初级群体中的家庭关系沾染了过多的利益气息，从而分析家庭养老的时候不可忽略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的因素。
第三，家庭养老模式中的老年人及其子女在原有亲密的家庭关系中又增加了一层利益纽带。子女为了获得老年人的财产或经济资源，会采用表面化的友善方式，但目的并非真的在践行“孝”文化，而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自己每一种行动。与此相应的，老年人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晒太阳”、唠嗑等方式获取了一些子女们“不孝”的“故事”，老年人也无可奈何地予以默认了，但是却牢牢掌握着手中的经济资源，以备养老之用。当然我们并没有排除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也没有否定家庭养老反馈模式依然具有效力，以及没有放弃老年人对待贫困的子女所采用的“利他”取向。只不过是想指出老年人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可以主动获取家庭养老的结果状态的。
第四，不平均分配经济资源给自己的子女本身就是老年人防止和应付子女“不孝”的途径或策略。老年人针对自己的多个子女采取了不同份额的分配办法，对待孝顺的将家产多给或全给，对待不孝的少给或不给。这样，如果子女因非常看重老年人手中的经济资源，试图得到，就不得不支付获取这些资源的生理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成本，这样才可以换取老年人的经济资源。
为突出老年人对于养老需求实现的理性、主动的策略选择层面，本文并没有过多论及传统“孝”文化的延续效应，对此只采取了“孝”观念正不断式微并包含了新的内容——利益取向的观点。所以，笔者认为现在重提“反哺”或“孝”文化，如果不考虑其中的利益内涵，则必然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本文重在根据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提炼出老年人理性分配经济资源的策略，而是否能作为一个普适可行的养老方式，还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与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三版)，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韦伯：《韦伯作品集(1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养老需求 家庭经济资源 不平均分配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81-05
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紧迫议题，中国也不例外。为应对这一“银色浪潮”的到来，很多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专家提出，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统一养老保障制度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诸多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导致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仍然面临很多难题。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家庭规模的缩小、传统“孝”文化的衰微等因素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和作用在逐渐弱化。但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状况决定了目前我国还不能完全抛弃家庭养老的赡养模式。所以，如何发挥和完善家庭养老模式，就成为很多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关于如何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和思路：第一，家庭文化论。主张重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孝”的培育机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保护老年人权益，改变家庭养老文化日益衰微的状况；第二，家庭社会结合论。或主张家庭照顾为主，社会提供支援的模式，或采取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或异地寄养式养老模式。第三，养老独立论。依靠老人自身能力独立养老。这种观点或提倡扩大老人社会交往获取资源，或主张老人养老积累所需可从抚养成本中扣除的方式。这些视角和思路对于完善家庭养老、保障老年人权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学术界关于家庭养老模式构建的种种意见主要从“客位”也就是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实际上，老年人群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忧虑，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其他方面风险系数更大或对国家与社会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不抱希望而导致的。但这种无可奈何只是老年人群面临养老问题时的一种类型的心理取向。实际上，老年人会根据自身处境、外部环境与家庭拥有资源类型和数量，选择满足自身养老需求的路径或策略。也就是说，老年人在选择家庭养老的具体实施方式时是具有很强的主动、理性选择特质的。传统文化中常说的“养儿防老”本身即反映着老年人为实现养老而做出的主动选择。而本文主要探讨老年人利用家庭经济资源在多个子女间进行不平均的分配也是老年人实现养老需求的路径或策略之一。
本文尝试采用“主位”的研究思路，通过个案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农村一个多子女家庭内的老年人为访谈对象，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相应的家庭经济资源分配进行一番分析和考察，以期揭示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具体方式的理性层面。
一个案例
白某，女，64岁，丧偶，小学文化。老伴陈某生前曾在运输公司工作，直到运输公司因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为止，获得买断工龄2万余元。下岗后，因掌握修理汽车的技术，曾在某个体经营汽修厂上班，每月收入1200元左右。有自己的房子，是占地大约100多平米的瓦房。白某因无业，曾利用房子所处街边位置开了2年的副食品商店。起初收益不错，后因开小卖店的居民越来越多，转而开始卖馒头。但都因不景气，被迫停业。老伴去世后，陈某无其他收入来源，现在白某每天以捡拾垃圾为生，平均每天在5元左右。育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成婚并育有子女。在白某的各个儿女中，只有二女儿生活条件好一些，其他子女生活状况都不太好。因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所以一直与陈某和白某住在一起，直到结婚生子也没有搬出去单过。
问：以前你老伴在的时候，生活过的怎么样?
白某：凑合着，过得算是还行。该吃啥吃啥，老伴还愿意喝点酒，我也不管他。当初不如我厉害点了，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得肝癌。他是顿顿喝，大葱蘸着酱，也能喝的下去。说他，他就急，说急了就动手打我。我后来也想了，钱、房子啥的都是他挣的，喝就喝吧。
问：那你的儿女们生活的怎么样?
白某：我有五个孩子，能吃能喝的。后来结婚了，除了儿子都出去了。嫁的都不太好，就老二还可以。儿子过的不怎么样，媳妇也不好看，又厉害，生了二个丫头，大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挺困难的。现在好一点，跑运输，但是挣下的钱都给丫头看病了。没攒下什么钱。老陈死之前，每月都给他们些钱，还给孩子们零花。有老陈在，他对我们也挺好的。现在家里就剩我，我也给不起他们钱。但我有房子……有时候，他(指儿子)会和我吵架，媳妇也在背后说我。但都不敢怎么地我(指对我怎么样——笔者)。
问：您想过养老的事情吗?
答：原来老伴在的时候，没有想过。反正老伴走到哪，我跟到哪。现在不一样了，就我一个了。有时候邻居们经常一起聊天，说这说那，有时候就说到谁谁没有啥钱，孩子就不养老，病了也不管，吃的跟猪食似的，住的和狗窝一样。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也想这事。
问：在你心里，对养老怎么看?也就是。你认为你的儿女们应该怎么样待你?
答：养老，就是养着。吃穿能过得去，心情舒畅点，别像邻居们说的那样。那就完了。还不如死了。
问：那将来准备怎么养老啊?
答：丫头肯定不行，女婿不是儿子，不一样。儿子嘛，他现在还在我这里住，各吃各的。要不是有这个房子在，我看早把我撵出去了。现在还不敢，他不敢。丫头和儿子都不太富裕，我也不忍心朝他们要。等我干不动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把房子给对我最好的。现在说是要拆迁，赔点钱，这钱我留一点，其余的也都给孝顺的。我哪家都呆，对我好，我就给你钱，不对我好，我就走，去其他家。好赖有个房子，都得对我好点。过年过节的，几个孩子给我买件衣服啥的，但都不行。买点啥，也不行，我就不说把房子给谁。
问：没想过去养老院吗?
答：咋没想过啊。可是让人家笑话啊，五个孩子养不了一个老的。
从以上的访谈中，我们有几点认识：第一，经济资源占有情况。白某生活并不富裕，拥有的经济资源很少，老伴去世后境况恶化。其中货币收入按每天5元，月收入也就100元左右。假若加上儿女们偶尔给的，月收入平均为150元左右；自有住房一套，面临拆迁。第二，子女状况。子女较多，生活并不富裕。对经济资源比较看重。第三，养老意愿。白某具有很强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倾向于家庭养老，并认为谁孝顺，就将财产给谁。第四，子女养老情况。白某认为子女都不够孝顺。认为没有房子及其接下来的补偿款，自己的境况会更糟。之所以还能够从子女中得到些物质帮助，很大原因在于房子。精神安慰方面几乎没有，偶尔还会遭到儿子媳妇的嫌弃。第 五，分配意愿的形成。白某完全根据子女孝顺情况来判断，而且邻居之间的日常闲谈“唠嗑”中传递的有关养老问题的故事及其解读也让白某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分配意愿。通过走访白某的几个子女，也基本上印证了白某的养老意愿和资源分配策略，同时也从观察和交谈中获知了子女们对于白某房产的较强的关注程度。
养老需求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指出，人的需求可分为五种：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和自我实现。其中生理需要可归诸于物质层次，归属和爱、自尊和自我实现属于精神层次的需要，而安全需要是建立在生理和物质层次需要基础上的，同时兼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级的，尤其是从低到高排布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了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其他需要才能被提上日程。尽管马斯洛后来修改了这一观点，增加了“超越性需要”这一层次，认为这种需要高于自我实现需要，但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更动。
对于家庭养老需求，我们可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见解。一般而言，老年人群体在养老方面面临着生理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需要。而学术界认为，养老需要主要包括三大类，即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权益保障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老年人对家庭成员在感情上、心理上等精神方面的照顾特别重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在晚年能够享受天伦之乐。也就是学术界称谓的“精神养老”。如果按照马斯洛的观点，这一精神养老需求要高于物质方面的需求，只有在物质保障实现的层次上才能出现和满足。在白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养老需求的基本标准比较低，只要有吃有喝，心情舒畅点就可以。
虽然根据马斯洛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但必须看到：第一，需要是一个整体。老年人的养老需要涉及到身体、心理、感情等多方面的需要，涵盖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且，这些需要本身虽然在学理上为了研究之便，可进行人为划分，但在实践中很难清晰划界。因为物质需要本身可包含精神层面的满足，而精神层面的满足如果没有物质层面的支撑将很难说得到实现，因此很难被划分的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的关系。所以，马斯洛的高低层次划分属人为划定，理论上清晰，但在实践中问题重重。第二，相对于社会因素来说，马斯洛的高低层次会呈现不同的面向。养老需要相对于一定的空间、时间和文化环境及个体来说，具有不同的指向。养老需求随着空间、时间、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变迁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尤其是不同的个体对于养老需求的解释及养老的必需事项也不同。比如，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物质需要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因为经济的不发达，其满足常常受到阻滞。所以，在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老年人的生理需要就成为相对高层次的需要，而精神需要不是被当作毫无实际意义而否弃掉，就是被裹挟着融进生理需要之中。所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保持基本需要类型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层次划分进行批判性分析，对待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可采取单一的模式进行解说，必须在整体、多样和相对的视野下，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考虑。本文在探讨农村中的多子女家庭中的养老问题时，也是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探讨的。
家庭经济资源及其理性分配
资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等几种类型。相对于家庭来说，经济资源包括货币性财产和收入、固定资产、债券等。具体来说，住房、金钱、产业、股票债券等都包括进经济资源之中。这一资源也是家庭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决定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影响家庭成员获取其他资源的关键变量。那这些经济资源是如何在家庭中进行分配的?这种分配与养老问题有何关联?
韦伯的理性类型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我们几点启示。韦伯在区分理性问题的时候，将其分作两种理性类型，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关注手段和目的，尤其是注意将使用这些手段的结果与目的相对照，衡量这些手段是否有效地达成目的。而在这一点上，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经过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延伸，认为在社会领域中的各个行动者同样有着“经济人”的考虑。可以说，科尔曼是对韦伯理性中工具理性的继承与发展。那么，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如果运用韦伯的工具理性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则掌握分配权力者会非常注重资源分配机制和分配结果，将资源分配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在涉及到家庭经济资源分配的时候，根据白某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实现养老这一目的，老年人并非单纯地依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和费孝通所谈及的”反馈模式，而是具有着很强的主动选择性。老年人拥有的经济资源数量越多(不论何种类型的经济资源)或者资源虽然少，但对子女越重要，则养老目标越能很好的实现。而且，我们在白某的案例中看到，老年人会根据子女的日常表现(如日常生活中对老人的态度、照料、关怀等等)建立自身的经济资源分配筹划，对经济资源分配采取不平均的分配方式，酬赏表现好的，惩罚做的不好的子女。而这种不平均的差异越大，越能有效实现奖与罚，受益子女也越能很好的承担起养老的责任，传统的赡养伦理也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白某的案例中，她所拥有的资源是房子和仅有的捡垃圾的收入，可以说资源比较匮乏。但这些资源尤其是房子对于不太富裕的子女们来说十分重要。他们都想获得这个房子或者因为拆迁而获取的补偿款。所以平时生活中不敢粗暴对待白某，媳妇也只敢在背后有所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房子所代表的经济资源对于子女们的重要性。白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可以在子女间进行实现自身养老的归宿选择。而她的具体策略就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自某也说，自己留一点，其余的都给孝顺的。但根据白某表述的，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子女们都不满意。所以，她选择的理想养老方式是“流动型养老”，即“我哪家都呆，对我好，我就给你钱，不对我好，我就走，去其他家”。这种方式在白某看来很保险，可以根据子女们的养老表现和自己的养老意愿选择经济资源投入的多少，投给谁，通过“就不说把房子给谁”，白某很好地操控了子女们对于自己的赡养状况。
讨论与不足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小结，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文化中居家养老观念的影响在农村中依然盛行，所以即使老年人的自身状况、社区环境和现有资源比较有利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多样化，但是老年人依然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
第二，家庭养老的反哺或回馈模式已渐渐式微，单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谈论家庭养老已不符合实际。尤其是当经济社会变迁和文化观念嬗变速度加快，个体利益作为行动的取向愈加突出的情况下，家庭这个被很多人尤其是学者们视为 注重感情、关系亲密的初级群体中的家庭关系沾染了过多的利益气息，从而分析家庭养老的时候不可忽略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的因素。
第三，家庭养老模式中的老年人及其子女在原有亲密的家庭关系中又增加了一层利益纽带。子女为了获得老年人的财产或经济资源，会采用表面化的友善方式，但目的并非真的在践行“孝”文化，而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自己每一种行动。与此相应的，老年人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晒太阳”、唠嗑等方式获取了一些子女们“不孝”的“故事”，老年人也无可奈何地予以默认了，但是却牢牢掌握着手中的经济资源，以备养老之用。当然我们并没有排除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也没有否定家庭养老反馈模式依然具有效力，以及没有放弃老年人对待贫困的子女所采用的“利他”取向。只不过是想指出老年人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可以主动获取家庭养老的结果状态的。
第四，不平均分配经济资源给自己的子女本身就是老年人防止和应付子女“不孝”的途径或策略。老年人针对自己的多个子女采取了不同份额的分配办法，对待孝顺的将家产多给或全给，对待不孝的少给或不给。这样，如果子女因非常看重老年人手中的经济资源，试图得到，就不得不支付获取这些资源的生理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成本，这样才可以换取老年人的经济资源。
为突出老年人对于养老需求实现的理性、主动的策略选择层面，本文并没有过多论及传统“孝”文化的延续效应，对此只采取了“孝”观念正不断式微并包含了新的内容——利益取向的观点。所以，笔者认为现在重提“反哺”或“孝”文化，如果不考虑其中的利益内涵，则必然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本文重在根据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提炼出老年人理性分配经济资源的策略，而是否能作为一个普适可行的养老方式，还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与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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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韦伯作品集(1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