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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取消全运会：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一文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与原文作者商榷，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对全运会进行再审视。研究认为，依据公共服务理论以及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全运会本身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因此“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取消全运会”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同时，对“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的狭隘理解导致该文忽略了全运会在服务奥运战略、实现为国争光、吸纳社会体育资源、推动体育深化改革、带动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体育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论证过程中，该文对全运会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对其现存问题的分析不全面。针对这一情况，对全运会现存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改革而不是取消全运会的主张。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全运会；体育公共服务；体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6-0007-05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化，全运会所引发的争议、批判与日俱增，成为目前体育学术界非常重要和热点研究领域。而在其中，立场最鲜明，言辞最激烈的当属《体育学刊》2010年第7期发表的《取消全运会：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1]（简称《取》文）一文。《取》文认为，取消全运会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体育改革，完善体育公共服务。此外，在《体育学刊》2012年第1期《中国体育大型运动会是多了还是少了》的讨论专栏中，全运会也是焦点问题[2]。有感于《体育学刊》多年以来一直倡导学术争鸣，笔者想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并与《取》文作者商榷。
1 “基于体育公共服务视角取消全运会”存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
依据公共服务的概念[3]，“体育公共服务是以满足公共体育利益为目标，通过多元主体提供充足的体育产品满足公共体育需求的服务”。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易剑东[4]认为至少包括了“保障基本体育权利、维护体育公共利益、满足公共体育需求、达成公民满意”等几个要素。笔者以为无论是从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看，还是从服务分类看，全运会都应该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
首先，从体育公共服务分类看，周爱光[3]认为，无论是从服务对象、服务范围，还是从服务层次等标准看，全运会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竞赛，通过服务教练员、运动员获得优异竞赛成绩，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高水平竞技表演，满足大众体育赛事欣赏需求，其服务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理应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其次，从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看，举办全运会，不仅满足了大众欣赏高水平体育竞赛的权利和需求，同时通过服务竞技体育和奥运战略，也可以更好地实现为国争光这一全民精神需求和公共利益，还可以吸纳整合体育资源，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也完全符合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由此也可以得出判断：《取》文“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取消全运会”存在明显的内在逻辑矛盾。
2 《取》文对全运会初创历史的认识存在偏差
在这一问题上，《取》文提出，举办全运会的初衷是“对全民体育总检阅，并不是当竞技体育看待”。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存在重大偏差，这是因为：首先，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魏纪中[5]说过几乎同样的话：“第一届全运会后，各省市都建立了专业队，开始了举国体制的训练，那时候是一个全民体育的总检阅，不是完全把它当做竞技体育看。”仔细阅读这两句话，虽然表述仅有“完全”二字细微之差，但是意义却大不同。魏老先生的话肯定了竞技体育也是全民体育的一部分以及在全运会中的地位，而《取》文的论断则直接将竞技体育踢出全运会。
其次，从1959年前后原国家体委相关文件来看，发展竞技体育一直都是开展全运会的战略之一。例如《国家体委关于1958年体育工作的通知》强调“运动竞赛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壮大运动员队伍和提高运动水平的重要方法……，为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和准备1960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家体委计划在1959年举行全国运动大会（即全运会）。”[6]311959年《中央批转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59年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强调“举办全运会的目的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发展，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和在若干运动项目中创造优异成绩……，为了保证开好全运会，必须加强少数优秀运动队伍的训练和整顿工作，这项工作应该集中在国家和省一级负责领导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区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特长，建立若干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队伍，但人数不能过多。”[6]34从中央以及国家体委的相关文件不难看出竞技体育在全运会中的地位，尤其是国家体委报告，更是明确全运会在优秀运动队的建设、检验训练水平以及提高竞赛成绩方面的重任。
第三，从当时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从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工作任务、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针就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1958年《体育运动十年规划》以及1959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出台后，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更是逐渐成为体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举办全运会，检验竞技体育发展自然是重要任务。综上所述，《取》文所谓的“举办全运会是对全民体育的总检阅，不是当竞技体育看待”的判断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3 对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的狭隘理解
3.1 全运会服务于竞技体育奥运争光，也是“满足全民精神需求”
《取》文“取消全运会”理由之一是全运会不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拿有限的体育公共资源为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官员、体育科研人员等“竞技体育集团内人士利益服务”。对此批评，笔者认为应当辩证分析，的确，全运会是当前国家和地方体育部门无可争议的首要任务，在体育资源配置中占据了无法撼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举办全运会势必会消耗大量的体育公共资源，导致体育公共服务的资源短缺，影响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全运会服务奥运战略、支撑奥运备战，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目标的实现。而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不仅仅符合当前国家和平崛起战略的需求和利益，也是全民的一种精神需求。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功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原国家体委就提出将全运会任务与奥运会任务一致起来，使全运会成为奥运会的练兵场，为奥运会服务。此后，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化改革，还是90年代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贯彻落实奥运战略、为奥运争光服务始终都是全运会的最基本任务。而无论是为奥运战略服务，还是为奥运争光服务，都是确保和满足竞技体育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最高水平国际赛场上实现为国争光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在现实中，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一直都是中华民族以及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需求，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公共产品[7]。因此全运会不仅仅是为“利益团体内人士”服务，也是为全民共同的精神需求服务。
3.2 全运会改革是体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进改革进程的动力
《取》文提出取消全运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符合市场化的体育体制改革导向”。笔者认为，《取》文这一观点既忽视了全运会改革的客观历史，也暴露出将全运会与经济体制划等号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将会影响体育体制改革。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对全运会赛制的改革都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例如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化改革时期，国家提出要按照“发挥竞赛杠杆作用，调动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向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要求，从竞赛举办时间地点、经费筹措、竞赛管理等方面对全运会进行改革。由此，全运会改革成为了体育社会化改革的先锋。90年代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以后，全运会更是承担起了“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吸引社会对体育事业关注，加强政府对体育事业投入、培育竞赛市场，发展竞赛产业”的重任，并开始了赛事营销、广告赞助、电视转播权等多种市场化运作尝试，有力地推动了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例如，上海八运会就通过市场化赛事营销获益1.68亿元，到九运会时增至2.02亿元，十运会更是猛增至6.0亿元[8]。
其次，关于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符合市场化的体育体制改革方向。全运会与其他体育竞赛一样，仅仅是一种赛事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并不是特定经济制度的产物，也不带有经济制度的属性。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全运会不仅不排斥市场，反而通过主动走向市场、融入市场探索出许多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手段，因此以“不符合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为由取消全运会显然难以成立。
3.3 全运会是吸纳整合体育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取》文取消全运会的第3个理由是“取消全运会使各级政府有心有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笔者以为，虽然服务意识是决定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资源也是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因此，当前在体育资源短缺矛盾还将长期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吸纳、壮大公共体育资源就成为影响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
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我们是采用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两级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如何保证各级财政系统，尤其是地方财政对体育事业的投入，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以及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全运会恰恰就是确保地方财政对体育投入的最大保障。对此，虽然目前全运会问题很多，但是其资源整合（尤其是地方）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行政手段、市场手段都难以替代的。取消全运会，不仅动摇了举国体制的基础，同时也将影响地方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力度[9]。因此，如果说“取消全运会，将体育资源集中到公共体育”仅仅是一种“节流”（改变资源配置）的思路，那么进一步规范并发挥全运会资源调节作用，就能够发挥“开源”（扩大资源总量）的效果，也是缓解体育资源短缺矛盾的根本方法。
3.4 全运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是全民健身的助推剂
众所周知，高水平体育竞赛具有独特的引领示范和教育激励价值，是激励大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推动大众体育发展的助推剂。这一点，顾拜旦先生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敏锐地发现：“要想百人投身体育，就需50人进行体育运动，要想50人进行体育运动，就需20人专业化，要想20人专业化就需5人表现出能力惊人的成绩，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一切环环相扣，连在一起。”[10]因此，作为目前我国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全运会，大众既可以欣赏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也可以近距离领略明星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风采，还可以亲身参与多种形式的娱乐互动等活动，政府还组织各种类型的全民健身活动等，有利于激发大众的锻炼热情和兴趣，培养体育健身意识，从而对大众体育发展产生良好的示范带动以及正向激励作用。这种趋势在近几届全运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几乎每举办一届全运会，都会在当地乃至全国掀起一股全民健身热潮（举办城市效果更明显）。例如2001年九运会期间，仅广东就举办了2万多次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参加人数达2 436万人次[11]。山东十一届全运会期间，仅济南市就开展全民健身运动260余次，参加人数达200万以上，使济南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高达46%，大大超过了全国同期水平[12]。因此，《取》文说全运会不能让广大民众获得任何形式的物质非物质利益，其实忽略了全运会在促进大众体育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5 举办全运会可以带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截至2003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80个，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 m2。虽然较1995年第4次调查结果增幅迅速，但是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设施的利用率低，大量场馆被闲置、被挪用；设施区域城乡分布不均匀。因此要改变体育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一方面要积极盘活存量提高利用率，另一方面更需要扩大增量。举办全运会，就是扩大增量的有效途径之一。众所周知，我国全运会规模堪比奥运会，因此要举办这样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财政资源来修、扩、改建体育基础设施。虽然这在短时间内会消耗大量公共财政资源，但是从长远看，对改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却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2005年南京十运会，江苏省共投资40亿元人民币，在13个省辖市、9个县级市、5所高校共新建、改建了53个体育场馆，使江苏省体育场馆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种类档次都得到极大提升，为推动江苏体育场馆建设以及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2009年十一运会，山东省通过政策引导、竞赛推动和激励表彰等机制，在全省40%以上的行政村共建成全民健身设施4 312个，健身路径1.52万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农村超市、书屋等配套工程3.2万个[14]，极大地推动了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步伐，为推进农村体育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通过观念转变和体制创新克服全运会现存问题
4.1 当前全运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结《取》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全运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15]：第一，国家层面的奥运战略与地方政府的全运战略之间的冲突和内耗日益凸显，全运会背离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办赛初衷，影响了为奥运战略服务的效果。第二，地方政府对全运会奖牌、积分、名次过度重视，导致地方体育事业陷入以全运会为中心的畸形发展格局，加剧了体育事业发展失衡的矛盾。第三，攀比之风日益盛行，导致赛事举办、运营成本不断增加，消耗巨额的公共资源，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第四，片面化的评价机制以及过度的物质奖励机制，诱发各种竞赛不道德现象泛滥，加速了竞技体育的异化[15]。
4.2 通过转变观念和体制创新化解全运会的负面影响
第一，奥运战略与全运战略之间的冲突内耗。究其根源，引起全运会战略与奥运战略之间冲突和内耗的因素很多：首先，两个战略实施主体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使得地方政府独立性、自主意识以及对利益追求逐步重视。在体育领域，原本以为国争光为最高目标，以“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宗旨的发展思路和价值取向，随着地方政府权力角色、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全运会因此也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展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地方政府争光的政绩工程。其次，现行全运会赛制本身也存在问题。全运会主要是以行政区划（包含部分行业系统）划分参赛单位。这种参赛单位的划分，不仅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强的主体地位和角色，同时也将地方政府从“一致对外”的局内人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对手。第三，舆论的推波助澜。每每全运会举办期间，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官员、主流媒体到普通大众，都在大肆宣扬奖牌数量、积分多少、名次高低。顶着这种压力，地方政府体育部门骑虎难下，只能毕其功于一役，赛前算金牌、赛中拼金牌，赛后比金牌。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全运会战略与奥运战略的冲突和内耗，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而这些因素通过观念或者是技术层面的改革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第二，地方政府对全运会金牌过度重视，加剧了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以及体育公共服务等发展失衡的矛盾。对于地方体育部门来讲，4年一届的全运会大考，既是考核评价地方体育部门工作绩效的最核心指标，更直接关系到地方体育部门切身利益。因此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体育部门将战略重心、工作重点、资源配置落在全运会上面，也就不难理解。其实追根溯源，地方体育部门将重心置于全运会与国家体育部门将重心置于奥运会，根源是一样的，都是现行评价机制所决定的。换言之，只要这种以金牌奖牌数量、积分排高低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不管是全运会也好，还是奥运会也好；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地方也好，都会将重心放在竞技体育层面。由此可知，要改变地方政府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必须从调整地方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指标入手，在全运会金牌奖牌数量、积分名次的基础上，将大众体育，学校体育，职业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质量等指标全部纳入考核指标，不断加大考核比重，这样，地方体育部门自然就不会仅仅将全运会和竞技体育作为唯一的工作重点。
第三，全运会赛事举办、运营成本急剧飙升，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加重地方财政负担问题。确实，当前随着全运会规模不断扩大，攀比之风盛行，每一个举办城市都力求建造最先进的体育场馆，打造最豪华炫目的开幕式，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提供巨额的奖励等，势必导致全运会举办成本剧增，加剧公共财政资源消耗。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思考。首先，全运会的规模巨大决定了举办费用必然不菲，从基础设施建设、赛场服务到交通通信、住宿餐饮、医疗监督服务等全方位后勤保障、配套设施，都需要巨额投入。但是我们也必须客观评价，全运会的巨额投入对于举办城市，乃至整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育事业发展等也都会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其次，通过实施节俭办赛理念、科学赛事组织以及严格经费预算，全运会的运营成本是可以有效控制的。例如规模过大的问题，就可以借鉴奥运瘦身办法，通过提高报名参赛成绩、控制代表团人数，甚至限制项目设置数量等措施来加以解决。又如豪华攀比之风的问题，则可以通过提倡节俭办赛理念，杜绝盲目追求攀比豪华奢侈等不良之风，同时严格实施预算审计制度以及透明的财政制度，用法律的刚性约束确保公共财政透明化运作，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关于假球假赛、黑哨官哨、金牌内定、药物滥用等竞赛不道德现象泛滥问题。的确，随着全运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物质奖励的提高，各种竞赛不道德现象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据此就提出取消全运会，笔者以为理由过于牵强。首先，诱发竞赛不道德现象的主因并不是全运会本身。任何一种赛事，只要存在竞争和物质奖励，都不可能杜绝不道德竞争的现象。纵览国际体坛，奥运会举办城市贿选、兴奋剂，世界杯黑金，足球、网球、斯诺克等假球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如果由此提出取消竞赛，那么整个国际竞赛体系都可能面临崩溃。其次，对于管理者或者是监管者而言，当面临竞赛不道德现象时，如果能够积极、坦诚地面对，切实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同时也是人类不断追求真善美，追求文明进步的体现。第三，全运会竞赛不道德现象的根源，不外乎丰厚的物质金钱刺激，或者是制度性漏洞被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利用。因此，只要组织管理者不断完善赛事组织，淡化甚至取消金牌、奖牌、团体总分排名，控制物质奖励额度，完善竞赛规则以及奖励积分办法，全运会出现的竞赛不道德现象其实可以得到规避，大可不必非要走上取消的极端。
从1959年首届全运会举办至今，全运会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休戚与共。当前，面对深化改革、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的浪潮冲击，全运会也正面临着改革转轨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作为一种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其价值的赛事组织方式，全运会依然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体育职能部门，都应该正视问题，迎难而上，围绕时代要求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使全运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全运会；体育公共服务；体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6-0007-05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化，全运会所引发的争议、批判与日俱增，成为目前体育学术界非常重要和热点研究领域。而在其中，立场最鲜明，言辞最激烈的当属《体育学刊》2010年第7期发表的《取消全运会：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1]（简称《取》文）一文。《取》文认为，取消全运会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体育改革，完善体育公共服务。此外，在《体育学刊》2012年第1期《中国体育大型运动会是多了还是少了》的讨论专栏中，全运会也是焦点问题[2]。有感于《体育学刊》多年以来一直倡导学术争鸣，笔者想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并与《取》文作者商榷。
1 “基于体育公共服务视角取消全运会”存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
依据公共服务的概念[3]，“体育公共服务是以满足公共体育利益为目标，通过多元主体提供充足的体育产品满足公共体育需求的服务”。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易剑东[4]认为至少包括了“保障基本体育权利、维护体育公共利益、满足公共体育需求、达成公民满意”等几个要素。笔者以为无论是从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看，还是从服务分类看，全运会都应该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
首先，从体育公共服务分类看，周爱光[3]认为，无论是从服务对象、服务范围，还是从服务层次等标准看，全运会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竞赛，通过服务教练员、运动员获得优异竞赛成绩，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高水平竞技表演，满足大众体育赛事欣赏需求，其服务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理应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其次，从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看，举办全运会，不仅满足了大众欣赏高水平体育竞赛的权利和需求，同时通过服务竞技体育和奥运战略，也可以更好地实现为国争光这一全民精神需求和公共利益，还可以吸纳整合体育资源，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也完全符合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由此也可以得出判断：《取》文“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取消全运会”存在明显的内在逻辑矛盾。
2 《取》文对全运会初创历史的认识存在偏差
在这一问题上，《取》文提出，举办全运会的初衷是“对全民体育总检阅，并不是当竞技体育看待”。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存在重大偏差，这是因为：首先，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魏纪中[5]说过几乎同样的话：“第一届全运会后，各省市都建立了专业队，开始了举国体制的训练，那时候是一个全民体育的总检阅，不是完全把它当做竞技体育看。”仔细阅读这两句话，虽然表述仅有“完全”二字细微之差，但是意义却大不同。魏老先生的话肯定了竞技体育也是全民体育的一部分以及在全运会中的地位，而《取》文的论断则直接将竞技体育踢出全运会。
其次，从1959年前后原国家体委相关文件来看，发展竞技体育一直都是开展全运会的战略之一。例如《国家体委关于1958年体育工作的通知》强调“运动竞赛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壮大运动员队伍和提高运动水平的重要方法……，为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和准备1960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家体委计划在1959年举行全国运动大会（即全运会）。”[6]311959年《中央批转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59年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强调“举办全运会的目的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发展，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和在若干运动项目中创造优异成绩……，为了保证开好全运会，必须加强少数优秀运动队伍的训练和整顿工作，这项工作应该集中在国家和省一级负责领导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区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特长，建立若干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队伍，但人数不能过多。”[6]34从中央以及国家体委的相关文件不难看出竞技体育在全运会中的地位，尤其是国家体委报告，更是明确全运会在优秀运动队的建设、检验训练水平以及提高竞赛成绩方面的重任。
第三，从当时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从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工作任务、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针就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1958年《体育运动十年规划》以及1959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出台后，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更是逐渐成为体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举办全运会，检验竞技体育发展自然是重要任务。综上所述，《取》文所谓的“举办全运会是对全民体育的总检阅，不是当竞技体育看待”的判断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3 对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的狭隘理解
3.1 全运会服务于竞技体育奥运争光，也是“满足全民精神需求”
《取》文“取消全运会”理由之一是全运会不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拿有限的体育公共资源为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官员、体育科研人员等“竞技体育集团内人士利益服务”。对此批评，笔者认为应当辩证分析，的确，全运会是当前国家和地方体育部门无可争议的首要任务，在体育资源配置中占据了无法撼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举办全运会势必会消耗大量的体育公共资源，导致体育公共服务的资源短缺，影响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全运会服务奥运战略、支撑奥运备战，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目标的实现。而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不仅仅符合当前国家和平崛起战略的需求和利益，也是全民的一种精神需求。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功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原国家体委就提出将全运会任务与奥运会任务一致起来，使全运会成为奥运会的练兵场，为奥运会服务。此后，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化改革，还是90年代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贯彻落实奥运战略、为奥运争光服务始终都是全运会的最基本任务。而无论是为奥运战略服务，还是为奥运争光服务，都是确保和满足竞技体育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最高水平国际赛场上实现为国争光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在现实中，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一直都是中华民族以及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需求，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公共产品[7]。因此全运会不仅仅是为“利益团体内人士”服务，也是为全民共同的精神需求服务。
3.2 全运会改革是体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进改革进程的动力
《取》文提出取消全运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符合市场化的体育体制改革导向”。笔者认为，《取》文这一观点既忽视了全运会改革的客观历史，也暴露出将全运会与经济体制划等号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将会影响体育体制改革。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对全运会赛制的改革都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例如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化改革时期，国家提出要按照“发挥竞赛杠杆作用，调动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向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要求，从竞赛举办时间地点、经费筹措、竞赛管理等方面对全运会进行改革。由此，全运会改革成为了体育社会化改革的先锋。90年代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以后，全运会更是承担起了“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吸引社会对体育事业关注，加强政府对体育事业投入、培育竞赛市场，发展竞赛产业”的重任，并开始了赛事营销、广告赞助、电视转播权等多种市场化运作尝试，有力地推动了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例如，上海八运会就通过市场化赛事营销获益1.68亿元，到九运会时增至2.02亿元，十运会更是猛增至6.0亿元[8]。
其次，关于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符合市场化的体育体制改革方向。全运会与其他体育竞赛一样，仅仅是一种赛事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并不是特定经济制度的产物，也不带有经济制度的属性。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全运会不仅不排斥市场，反而通过主动走向市场、融入市场探索出许多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手段，因此以“不符合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为由取消全运会显然难以成立。
3.3 全运会是吸纳整合体育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取》文取消全运会的第3个理由是“取消全运会使各级政府有心有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笔者以为，虽然服务意识是决定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资源也是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因此，当前在体育资源短缺矛盾还将长期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吸纳、壮大公共体育资源就成为影响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
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我们是采用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两级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如何保证各级财政系统，尤其是地方财政对体育事业的投入，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以及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全运会恰恰就是确保地方财政对体育投入的最大保障。对此，虽然目前全运会问题很多，但是其资源整合（尤其是地方）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行政手段、市场手段都难以替代的。取消全运会，不仅动摇了举国体制的基础，同时也将影响地方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力度[9]。因此，如果说“取消全运会，将体育资源集中到公共体育”仅仅是一种“节流”（改变资源配置）的思路，那么进一步规范并发挥全运会资源调节作用，就能够发挥“开源”（扩大资源总量）的效果，也是缓解体育资源短缺矛盾的根本方法。
3.4 全运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是全民健身的助推剂
众所周知，高水平体育竞赛具有独特的引领示范和教育激励价值，是激励大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推动大众体育发展的助推剂。这一点，顾拜旦先生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敏锐地发现：“要想百人投身体育，就需50人进行体育运动，要想50人进行体育运动，就需20人专业化，要想20人专业化就需5人表现出能力惊人的成绩，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一切环环相扣，连在一起。”[10]因此，作为目前我国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全运会，大众既可以欣赏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也可以近距离领略明星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风采，还可以亲身参与多种形式的娱乐互动等活动，政府还组织各种类型的全民健身活动等，有利于激发大众的锻炼热情和兴趣，培养体育健身意识，从而对大众体育发展产生良好的示范带动以及正向激励作用。这种趋势在近几届全运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几乎每举办一届全运会，都会在当地乃至全国掀起一股全民健身热潮（举办城市效果更明显）。例如2001年九运会期间，仅广东就举办了2万多次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参加人数达2 436万人次[11]。山东十一届全运会期间，仅济南市就开展全民健身运动260余次，参加人数达200万以上，使济南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高达46%，大大超过了全国同期水平[12]。因此，《取》文说全运会不能让广大民众获得任何形式的物质非物质利益，其实忽略了全运会在促进大众体育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5 举办全运会可以带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截至2003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80个，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 m2。虽然较1995年第4次调查结果增幅迅速，但是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设施的利用率低，大量场馆被闲置、被挪用；设施区域城乡分布不均匀。因此要改变体育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一方面要积极盘活存量提高利用率，另一方面更需要扩大增量。举办全运会，就是扩大增量的有效途径之一。众所周知，我国全运会规模堪比奥运会，因此要举办这样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财政资源来修、扩、改建体育基础设施。虽然这在短时间内会消耗大量公共财政资源，但是从长远看，对改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却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2005年南京十运会，江苏省共投资40亿元人民币，在13个省辖市、9个县级市、5所高校共新建、改建了53个体育场馆，使江苏省体育场馆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种类档次都得到极大提升，为推动江苏体育场馆建设以及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2009年十一运会，山东省通过政策引导、竞赛推动和激励表彰等机制，在全省40%以上的行政村共建成全民健身设施4 312个，健身路径1.52万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农村超市、书屋等配套工程3.2万个[14]，极大地推动了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步伐，为推进农村体育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通过观念转变和体制创新克服全运会现存问题
4.1 当前全运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结《取》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全运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15]：第一，国家层面的奥运战略与地方政府的全运战略之间的冲突和内耗日益凸显，全运会背离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办赛初衷，影响了为奥运战略服务的效果。第二，地方政府对全运会奖牌、积分、名次过度重视，导致地方体育事业陷入以全运会为中心的畸形发展格局，加剧了体育事业发展失衡的矛盾。第三，攀比之风日益盛行，导致赛事举办、运营成本不断增加，消耗巨额的公共资源，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第四，片面化的评价机制以及过度的物质奖励机制，诱发各种竞赛不道德现象泛滥，加速了竞技体育的异化[15]。
4.2 通过转变观念和体制创新化解全运会的负面影响
第一，奥运战略与全运战略之间的冲突内耗。究其根源，引起全运会战略与奥运战略之间冲突和内耗的因素很多：首先，两个战略实施主体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使得地方政府独立性、自主意识以及对利益追求逐步重视。在体育领域，原本以为国争光为最高目标，以“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宗旨的发展思路和价值取向，随着地方政府权力角色、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全运会因此也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展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地方政府争光的政绩工程。其次，现行全运会赛制本身也存在问题。全运会主要是以行政区划（包含部分行业系统）划分参赛单位。这种参赛单位的划分，不仅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强的主体地位和角色，同时也将地方政府从“一致对外”的局内人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对手。第三，舆论的推波助澜。每每全运会举办期间，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官员、主流媒体到普通大众，都在大肆宣扬奖牌数量、积分多少、名次高低。顶着这种压力，地方政府体育部门骑虎难下，只能毕其功于一役，赛前算金牌、赛中拼金牌，赛后比金牌。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全运会战略与奥运战略的冲突和内耗，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而这些因素通过观念或者是技术层面的改革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第二，地方政府对全运会金牌过度重视，加剧了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以及体育公共服务等发展失衡的矛盾。对于地方体育部门来讲，4年一届的全运会大考，既是考核评价地方体育部门工作绩效的最核心指标，更直接关系到地方体育部门切身利益。因此在这种压力下，地方体育部门将战略重心、工作重点、资源配置落在全运会上面，也就不难理解。其实追根溯源，地方体育部门将重心置于全运会与国家体育部门将重心置于奥运会，根源是一样的，都是现行评价机制所决定的。换言之，只要这种以金牌奖牌数量、积分排高低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存在，不管是全运会也好，还是奥运会也好；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地方也好，都会将重心放在竞技体育层面。由此可知，要改变地方政府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必须从调整地方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指标入手，在全运会金牌奖牌数量、积分名次的基础上，将大众体育，学校体育，职业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质量等指标全部纳入考核指标，不断加大考核比重，这样，地方体育部门自然就不会仅仅将全运会和竞技体育作为唯一的工作重点。
第三，全运会赛事举办、运营成本急剧飙升，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加重地方财政负担问题。确实，当前随着全运会规模不断扩大，攀比之风盛行，每一个举办城市都力求建造最先进的体育场馆，打造最豪华炫目的开幕式，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提供巨额的奖励等，势必导致全运会举办成本剧增，加剧公共财政资源消耗。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思考。首先，全运会的规模巨大决定了举办费用必然不菲，从基础设施建设、赛场服务到交通通信、住宿餐饮、医疗监督服务等全方位后勤保障、配套设施，都需要巨额投入。但是我们也必须客观评价，全运会的巨额投入对于举办城市，乃至整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育事业发展等也都会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其次，通过实施节俭办赛理念、科学赛事组织以及严格经费预算，全运会的运营成本是可以有效控制的。例如规模过大的问题，就可以借鉴奥运瘦身办法，通过提高报名参赛成绩、控制代表团人数，甚至限制项目设置数量等措施来加以解决。又如豪华攀比之风的问题，则可以通过提倡节俭办赛理念，杜绝盲目追求攀比豪华奢侈等不良之风，同时严格实施预算审计制度以及透明的财政制度，用法律的刚性约束确保公共财政透明化运作，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关于假球假赛、黑哨官哨、金牌内定、药物滥用等竞赛不道德现象泛滥问题。的确，随着全运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物质奖励的提高，各种竞赛不道德现象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据此就提出取消全运会，笔者以为理由过于牵强。首先，诱发竞赛不道德现象的主因并不是全运会本身。任何一种赛事，只要存在竞争和物质奖励，都不可能杜绝不道德竞争的现象。纵览国际体坛，奥运会举办城市贿选、兴奋剂，世界杯黑金，足球、网球、斯诺克等假球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如果由此提出取消竞赛，那么整个国际竞赛体系都可能面临崩溃。其次，对于管理者或者是监管者而言，当面临竞赛不道德现象时，如果能够积极、坦诚地面对，切实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同时也是人类不断追求真善美，追求文明进步的体现。第三，全运会竞赛不道德现象的根源，不外乎丰厚的物质金钱刺激，或者是制度性漏洞被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利用。因此，只要组织管理者不断完善赛事组织，淡化甚至取消金牌、奖牌、团体总分排名，控制物质奖励额度，完善竞赛规则以及奖励积分办法，全运会出现的竞赛不道德现象其实可以得到规避，大可不必非要走上取消的极端。
从1959年首届全运会举办至今，全运会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休戚与共。当前，面对深化改革、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的浪潮冲击，全运会也正面临着改革转轨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作为一种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其价值的赛事组织方式，全运会依然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体育职能部门，都应该正视问题，迎难而上，围绕时代要求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使全运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