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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乡村故事在其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下，提出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地方史”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的县、村的历史，它指的是一整个地区，并从这个地区来理解使全球、国家和地区取决于基于地方状况的相互作用。“地方”在本书里不仅指地理上的位置，而且常常是指“当地”。联系到具体的自然环境和基于土地的劳动关系，“地方”也指有着共同的社会分析的不同事发地，正如下面章节所要展示的。
本书论述的乡村反抗运动的个体领袖中，只有一个人有图像资料，即曲士文——莱阳运动的首领。他60多岁，相貌瘦弱，穿着皱巴巴的棉袄，头发凌乱，颈上戴着沉重的锁链，手上也套着枷锁，眼神严肃。就在他被处死之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为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犯法农民领袖拍照，以作为官僚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在这十年中出现的乡村抗议，提供了它们自身对改革和现代化问题的批评视角，提出了关于公众参与领导、文化领导权和政治经济等问题。
我没有打算把这五个案例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典型，从而通过它来理解其他案例。每个叙述都被置于具体县份的历史之中，处于相近的同时代反抗之中，并与国家的历史潮流相关联。每一个案例既有它自己的故事脉络，又是具有国家和全球维度的剧本的一部分。例如，从表面上看来，莱阳案例与发生反抗的其他县的事件很相似。但是因为收集到了关于莱阳的更多传记和历史材料，所以另外的理解层次成为可能，而在其他例子中我们却无法做到。反抗领袖曲士文与在莱阳成为改革领导者的个人之间的更早冲突，以及他在义和团起义期间的经验，都是很有价值的背景情况，在其他反新政领袖的传记中可能也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些人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莱阳的例子也涉及了其他叙述中呈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尽管不必与在直隶遵化和广东连州所发生的事件那样程度相同或方式相同。莱阳某些反抗领袖仅仅顺带暗示的排外思想被四川威远和广东连州的反抗者表现得更加充分。同盟会在1905年由孙中山建立，没有记载显示其成员中的莱阳人卷入了莱阳事变；而在连州，同盟会成员被很清楚地从一些反抗活动的记载中认出。与唐家庵有关的莱阳妇女在莱阳事变中存在，但是声音微弱；然而在江苏川沙，俞公庙的妇女发起了反抗杂税和没收庙产的运动。在所有案例中，反抗领袖跨越了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是职务权限延伸的职位，比如村或低于县级的中间行政单位，二是从地方产生的以及有时是从异端组织那里得到权威的那些职位，不管是世俗佛教还是秘密社会。在所有案例中，首要问题便是与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实施新政而带来的税、财产权利、政治冲突和文化挑战有关。由于各个地方的动力不同，反对者结构中的性别、政治和宗教的详情也随之一一展现出来。
在这些由片段的历史构成的富有意义的结构里，一些重要的评述开始显现出来。反抗者通常被描述成农民，并非仅仅是农夫、男性或汉人。小地主和小商人很少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十年里占据直接的反抗领导地位，他们在某些案例中从场外给予支持或尝试扮演调停者。妇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其中，从领导力量到支持力量。在某些案例中，新政期间少数民族在反抗政府对地方社群利益的蚕食上，逐渐与汉族拥有共同利益。基督教传教士工作与改革活动有关。村民们知道，最急于征收新税和提出其他要求的改革领导人，有时是最著名的当地基督教皈依者的一员。反新政活动是群体性的反抗，区别于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后者的目标主要是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然而在有些案例中，同盟会成员在对改革的抗争上支持不同的派别，从而在革命阵地内部产生了分野。
这个研究的前提很简单：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年代里，那些反抗政府改革的乡村居民，在近代政治和长久存在的乡村抵抗实践转变成可察觉的不公正的背景下，作为他们自身的代理人而行动。尽管各县在激进主义的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反对者们意识到了其他地方的发展和问题，尤其是那些发生反抗运动和他们经常转向求助的相邻县份。当这些反抗运动——本身并不存在省内或国内协作——被集体看待时，它们展示出共同的分析立场。这一反对的乡村观点依靠反抗者们自身遭遇新政的具体经验，包括国家支持的县级政治、经济、教育改革，以及从早先年代传达的观念和实践，该年代有着与外国实体的相互作用和中国地主、官僚的要求。
反政府和排外问题的辩证法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年代里产生了批评的声音，它是对“官逼民反”观念，以及经由官方同意的外国人在乡村建设铁路和搭架电话线是在“鱼肉百姓”的想法的改变。在这种对外国和政府的举措的混合关注中，反抗者们看到朝向现代化规定的发展趋势，它作为“新式”被提及，排除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和在普遍艰苦的环境下的物质福利。特别是地方权威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张，在这些年里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付晚清政治和财政危机环境的乡村反抗者，持有社会公正、负责领导和集体行动的概念，依靠乡村反抗文化来产生乡村社会反现代化主义的抵抗，以及对政府错误管理、基督教对当地政治的干涉、工业技术和不加限制的商业发展的批评。
这并不是说农民群体顽固不化、拒绝改变。整个不受欢迎的、伴随着帝国晚期改革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源的重新分配，使现代化可能提供对他们自身状况进行改善的那些方面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在改革者和反对者之间，社会分歧扩大了。
将自身视为观音化身、慈悲神佛或另一个被“精神拳民”和过去的其他叛乱者鼓舞的人，如何能够被严肃地视为向现代化前进的参与者呢？
改革的支持者未能发问的是，如果改变之路要拥有持久的完整性和可行性，这样一个拥有发声能力、社会基础广泛的人群，怎么能被轻视、被傲慢对待并扔在身后呢？
本书论述的乡村反抗运动的个体领袖中，只有一个人有图像资料，即曲士文——莱阳运动的首领。他60多岁，相貌瘦弱，穿着皱巴巴的棉袄，头发凌乱，颈上戴着沉重的锁链，手上也套着枷锁，眼神严肃。就在他被处死之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为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犯法农民领袖拍照，以作为官僚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在这十年中出现的乡村抗议，提供了它们自身对改革和现代化问题的批评视角，提出了关于公众参与领导、文化领导权和政治经济等问题。
我没有打算把这五个案例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典型，从而通过它来理解其他案例。每个叙述都被置于具体县份的历史之中，处于相近的同时代反抗之中，并与国家的历史潮流相关联。每一个案例既有它自己的故事脉络，又是具有国家和全球维度的剧本的一部分。例如，从表面上看来，莱阳案例与发生反抗的其他县的事件很相似。但是因为收集到了关于莱阳的更多传记和历史材料，所以另外的理解层次成为可能，而在其他例子中我们却无法做到。反抗领袖曲士文与在莱阳成为改革领导者的个人之间的更早冲突，以及他在义和团起义期间的经验，都是很有价值的背景情况，在其他反新政领袖的传记中可能也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些人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莱阳的例子也涉及了其他叙述中呈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尽管不必与在直隶遵化和广东连州所发生的事件那样程度相同或方式相同。莱阳某些反抗领袖仅仅顺带暗示的排外思想被四川威远和广东连州的反抗者表现得更加充分。同盟会在1905年由孙中山建立，没有记载显示其成员中的莱阳人卷入了莱阳事变；而在连州，同盟会成员被很清楚地从一些反抗活动的记载中认出。与唐家庵有关的莱阳妇女在莱阳事变中存在，但是声音微弱；然而在江苏川沙，俞公庙的妇女发起了反抗杂税和没收庙产的运动。在所有案例中，反抗领袖跨越了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是职务权限延伸的职位，比如村或低于县级的中间行政单位，二是从地方产生的以及有时是从异端组织那里得到权威的那些职位，不管是世俗佛教还是秘密社会。在所有案例中，首要问题便是与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实施新政而带来的税、财产权利、政治冲突和文化挑战有关。由于各个地方的动力不同，反对者结构中的性别、政治和宗教的详情也随之一一展现出来。
在这些由片段的历史构成的富有意义的结构里，一些重要的评述开始显现出来。反抗者通常被描述成农民，并非仅仅是农夫、男性或汉人。小地主和小商人很少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十年里占据直接的反抗领导地位，他们在某些案例中从场外给予支持或尝试扮演调停者。妇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其中，从领导力量到支持力量。在某些案例中，新政期间少数民族在反抗政府对地方社群利益的蚕食上，逐渐与汉族拥有共同利益。基督教传教士工作与改革活动有关。村民们知道，最急于征收新税和提出其他要求的改革领导人，有时是最著名的当地基督教皈依者的一员。反新政活动是群体性的反抗，区别于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后者的目标主要是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然而在有些案例中，同盟会成员在对改革的抗争上支持不同的派别，从而在革命阵地内部产生了分野。
这个研究的前提很简单：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年代里，那些反抗政府改革的乡村居民，在近代政治和长久存在的乡村抵抗实践转变成可察觉的不公正的背景下，作为他们自身的代理人而行动。尽管各县在激进主义的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反对者们意识到了其他地方的发展和问题，尤其是那些发生反抗运动和他们经常转向求助的相邻县份。当这些反抗运动——本身并不存在省内或国内协作——被集体看待时，它们展示出共同的分析立场。这一反对的乡村观点依靠反抗者们自身遭遇新政的具体经验，包括国家支持的县级政治、经济、教育改革，以及从早先年代传达的观念和实践，该年代有着与外国实体的相互作用和中国地主、官僚的要求。
反政府和排外问题的辩证法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年代里产生了批评的声音，它是对“官逼民反”观念，以及经由官方同意的外国人在乡村建设铁路和搭架电话线是在“鱼肉百姓”的想法的改变。在这种对外国和政府的举措的混合关注中，反抗者们看到朝向现代化规定的发展趋势，它作为“新式”被提及，排除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和在普遍艰苦的环境下的物质福利。特别是地方权威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张，在这些年里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付晚清政治和财政危机环境的乡村反抗者，持有社会公正、负责领导和集体行动的概念，依靠乡村反抗文化来产生乡村社会反现代化主义的抵抗，以及对政府错误管理、基督教对当地政治的干涉、工业技术和不加限制的商业发展的批评。
这并不是说农民群体顽固不化、拒绝改变。整个不受欢迎的、伴随着帝国晚期改革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源的重新分配，使现代化可能提供对他们自身状况进行改善的那些方面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在改革者和反对者之间，社会分歧扩大了。
将自身视为观音化身、慈悲神佛或另一个被“精神拳民”和过去的其他叛乱者鼓舞的人，如何能够被严肃地视为向现代化前进的参与者呢？
改革的支持者未能发问的是，如果改变之路要拥有持久的完整性和可行性，这样一个拥有发声能力、社会基础广泛的人群，怎么能被轻视、被傲慢对待并扔在身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