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原则上参考以下标准：正厅级8000元、副厅级7000元、正处级5000元、副处级4000元、正科级3000元、副科级2000元、科员1000元。”这出自北京律师王鹏在微博上晒出的《关于在市级单位开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动的通知》，这份落款为“中共台州市委办公室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文件写明：“请各单位于2014年1月13日上午下班前完成认捐工作，并将捐款名单和金额汇总报给市水环境整治办。”（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捐款表达的是爱心善意，讲求发自内心的你情我愿；“红头文件”代表的是公权力，具有强制执行的约束力，把互不相干的两者连在一起，不仅让公权使用扭曲，也让捐款善举变味。尽管善款筹集不无“劝募”的方式，但“红头文件劝捐”却让人们感受到了捐款行为中的有“权”无“劝”。凸显权力霸道的以权募捐，只会亵渎“爱心”，并引发捐款者的“闹心”和“烦心”，对弘扬慈善文化有害无益。
　　“五水共治”不失为惠及民生、造福子孙的公益项目，实行环境共建也确属人人有责的市民责任。但“五水共治”毕竟是列入城建规划的政府行为，而且已有公共财政的预算投入安排。即便是工程款项确有缺口，弥补之策也应立足于内部挖潜或引进外援，比如缩减三公经费支出、鼓励民间资本融入等，岂能滥用“慈善”民意，向各级干部的个人钱袋伸手？即使公务员思想境界再高，政治意识再强，其劳动薪酬也是养家糊口的生活依靠和受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
　　退一步讲，即便是政府有意通过慈善渠道让当地公务员为“五水共治”作点“贡献”，也只能是以人性化的温和方式“呼吁”和“劝导”，岂能以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逼人就范？诚然，在“红头文件”劝捐中的确不乏“参考”和“自愿”等字样，但摄于政府权力的威严，任谁都能读懂富有“弹性”要求背后的“刚性”之意。更何况这种权力募捐已按官位高低列出了“阶梯型”的捐款标准。所谓“参考”，不过是规避“强制”之嫌风险的文字游戏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台州市以“红头文件”强行劝捐，无异于“摊派”甚至“抢劫”，不仅有违捐款人的意愿，涉嫌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害，更是悖逆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之举。
　　值得警惕的是，“红头文件”劝捐并非台州市独有，而是近乎于潜规则的普遍现象，并且常常被冠以“政治任务”或与“政治觉悟”挂钩。惧于地方“舆论场”和领导“印象分”的“无形压力”，被捐款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权力募捐盛行缘于违法成本过低，只有有效缚住权力、严格依法问责，才能让慈善回归本源，让公权使用归于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