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散文作品中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通常是统一的，地点与季节不能分离。例如他写济南，就有《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之春》。他求学、教书、抗战，四处奔走，现实空间虽然多变，但文章中的地名还是以北京、济南、青岛居多。在季节时间这个维度，“夏天”出现频率尤高。看老舍年谱不难发现，老舍在1934—1936年间，尤其爱用夏天相关的词。例如，1934年8月的《避暑》，9月的《暑中杂谈两则》。1936年6月的《我的暑假》，7月到9月的《西红柿》《再谈西红柿》《暑避》《歇夏》《檀香扇》《立秋后》《等暑》。这时的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闲暇之余，常能写出“消暑纳凉”的小品文。
　　老舍写夏天的散文里，有两次是“命题作文”。一次是1932年9月，在《现代》第五期发表的《夏之一周间》，是应《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以“夏之一周间”为题写的散文。主要记述了夏天的一周之内每天大致的状况，早期写小说，逗猫，写信，吃饭，散步，休息。这种“流水账”似的“周记”，却将夏日生活的闲适展现了出来，“雷声”“汽水、冰激凌叫卖声”“闷热”寥寥几笔，就写出了夏天的日常情景。在这种日常情景中，老舍也不忘耍弄一些小顽皮的想象，要与汗“相生相克”：“出汗的工作是人人怕的，连汗本身也怕。一边写，一边流汗；越流汗越写得起劲；汗知道你是与它拼个你死我活，它便不流了。这个道理或者可以从《易经》里找出来，但是我还没有工夫去检查。”
　　另一次的“题”是自己和几位同人所“命”。是1935年7月，老舍同前来青岛避暑的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人主办了一个同人文艺刊物《避暑录话》，作为青岛《民报》的附刊，每周出一期。《避暑录话》的名字洪深在发刊词中解释为“避暑”，但臧克家后来回忆说：“洪深先生对避暑风趣地加以解释：避暑者，避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老舍对刊名解释则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论著很多，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撰稿人包括老舍、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同年7月14日第一期刊出，共持续了十期。十期中的九期都有老舍的文章，共有11篇，其中散文小品7篇，旧体诗3首，短篇小说1篇。散文主要有《西红柿》《再谈西红柿》《暑避》《歇夏》《檀香扇》《立秋后》《等暑》等。老舍在《完了》中笑言编此刊物的不易：“为录避暑之话而出汗，自己找罪受而已”。虽是“命题作文”，老舍也都写出了独特的味道。老舍有“戴着脚铐跳舞”的非凡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夏天确实是“有话可说”的。
　　夏天之于老舍的确重要。在他还担任教职时，暑假就是他创作的“黄金时间”，尤其是创作长篇小说的好时机。他在《我的暑假》里讲，“平均算来，过去的十年中，每年写出一本十万字上下的小说，都是在暑假里写的即使不能写完，大部分总是在暑假中写成的”。在此之前的《歇夏》里，他还解释过：“一年之中，只有暑假是写东西的好时候，可以一气写下十几万字。暑天自然是很热了，我不怕；天热，我的心更热，老天爷也被我战败，因为我有瘾呀。”有趣的是，老舍这篇《歇夏》是应付《良友画报》“约稿”的，但编辑约的是短篇小说，最后老舍写出来却是一篇“我为何写不出小说”的絮语，编辑加了按语隔空喊话“催稿”：你这篇不能算小说，只能算“很切题的消夏随笔”，并提出“警告”：“现在你既然歇夏，只好暂时饶你过个舒服的夏天，好在你并非已经死去，到了秋凉，你可不能再抵赖，得把这张空头支票快快兑现。”这种“冠冕堂皇”的“赖稿”和“措辞严厉”的“催稿”，戏剧性和趣味性丝毫不亚于正文，浑然天成，自有谐趣。
　　夏天在老舍的作品里，不仅是一个季节，一个可以辨识故事背景的时间刻度，很多时候更是一种人物情感命运的寓言。在老舍的小说中，夏天既有风雷的狂暴，也有午后的闲情。狂暴的一面，往往是与情节剧变相联系的。最为人熟知的是《骆驼祥子》（1936）的第十八章。先是烈日：“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覺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后是暴雨：“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起，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这里对夏天景象的描写极具画面感，山雨欲来的压抑紧张，暴风雨席卷万物的狂乱，扑面而来。祥子正是在这次暴风雨过后病倒，慢慢堕落下去，一步步变成了从肉体到精神都佝偻的“骆驼”。但在《骆驼祥子》中，夏天也有宁静温柔的一面：“呆呆地看着湖外的水沟里，一些小鱼，眼睛亮得像些小珠，忽聚忽散，忽来忽去；有时候头顶着一片嫩萍，有时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靠沟边，一些已长出腿的蝌蚪，直着身儿，摆动那黑而大的头……”（第二十四章）与此相关的情节是祥子出卖了阮明，所以不敢去看枪决阮明的现场，只好到湖边漫步。他在这静谧的夏日景致中领略了自然和生命的美好，但他早已失去了对生活美善的全部希望。这里的夏天静悄悄，湖边生机无限，但祥子内心却是一片冬日的死寂。
　　《骆驼祥子》这两处精彩的夏天景象描写，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老舍的“夏天”的丰富性：既有风雨雷鸣的狂暴促急，又有午后小憩的宁静安逸。这是一种激越浪漫和静谧沉着的审美风格的调和。这种“夏天”的审美形象也是一种矛盾世界观的投射：儿时遍尝人间辛酸的老舍，对社会不公有深刻体会，他的革命激情是发自内心的，这正是夏之热情似火的一面。但是他心思细腻敏感，又深受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康拉德小说影响，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注重理性思考，看重最基本的人性，无法忍受激情狂热对人性的压抑。这正是似火热情之外的冷静清凉，是夏日难得的宁静闲适。这两面时常在他的文字里糅合，难分彼此。似火热情往往潜藏于宁静闲适之下。例如在《夏之一周间》结尾，老舍就意味深长地说：“过去的一周就是这么过去的；没读过一张报纸，不作亡国事的，或者都不大爱读新闻纸；我是哪一等人呢？良心上分吧。”其时（1932年9月）正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他显然是在讥讽那些“作亡国事”的人。在谈论避暑纳凉时，他还不忘揶揄富人：“自然也有很阔气的，真是去避暑；可是这样的人大概在哪里也不见得感到热，有钱呀。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不能使鬼做冰激凌吗？”（《避暑》）“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避暑》）在这种消暑闲谈里，老舍的幽默中带有讽刺意味。这种看似自然无意但又恰当地抒发胸臆的功夫值得我们揣摩学习。
　　离开青岛后，老舍加入抗战事业，组建“文协”，以笔伐寇。在暴风骤雨的战争年代，在万象更新的建设年代，老舍都是满怀憧憬、激情澎湃的。只是他再难有闲暇从容地写写夏天了，只能在《茶馆》里营造一份清净平和。但到了“文革”，那种狂乱激进的“夏日变奏”却是老舍无论如何也跟不上的。最后，他只能在八月的夜晚投向一潭清凉，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避暑”。他身上的夏之谜题，终未得解，或是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解了——这是带有宿命意味的谜题。人世沧桑，寒暑总是因人而异，冷暖只能自知。历史浮沉，生死离合最难约期，莫如怜取眼前。立夏之时，读斯文，念斯人。老舍先生的夏之谜题，其实也是我们的谜题。我们有幸生于盛世，少了被历史摆弄的无奈，但也无时不面对此类永恒谜题：夏之热烈而宁静、生之易逝而漫长……诸如此类悖论纠缠，又当何解？
　　对于今天的文学书写者来说，老舍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些历史时空中的饶有趣味的细节记忆，例如夏天的生活情态，北京、青岛的风物人情。还有一些展现这些记忆的技巧，例如浑然天成的境界，风趣幽默的语言，这些有一部分是天赋，有一部分是可以磨炼出来的写作技能。写作者需要深入生活，还要下功夫去写去磨。老舍之于写作这件事，更深的意义或许还在于他在提醒我们去体悟那些能够左右我们自身存在的无解谜题，以审美的形式来展示这些谜题，并尝试做出一点解答，展示不屈不挠的思索，写出丰饶复杂的人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