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在讨论中顾颉刚的弟子白寿彝还表达了重新叙述中国民族史的期望。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民族观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有别于顾颉刚等人的基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同时正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翦伯赞 中华民族 民族史
一、关于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近代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民国建立后广为流传。到20世纪30到40年代，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再次兴起。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9年2月顾颉刚在《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该文开明宗义就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能再分出什么民族，紧接着从历史中寻求依据：“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然后从血缘上和文化上说明：“而且各种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质素，不是绝对抵触的。从这种种例子看来，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最后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与抗战建国紧密结合起来：“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刊出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学术界的反响十分强烈，《益世报》收到了不少相关讨论文章，例如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等。这些文章大多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大家基本上认为顾颉刚这一观点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
1940年4月，从长沙转移到重庆后不久，作为一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参与了这场争论，他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当这场论辩在昆明《益世报》上不断展开时，翦伯赞正在千里之外的长沙主持《中苏》半月刊杂志，因此，他很有可能并没有看到争论双方的所有文章。当然，也许是因为1939年的讨论高潮已经过去，顾颉刚对于翦伯赞此文似乎并没有做出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翦伯赞这篇名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1】的文章，乃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出身的他关于当时中国学术界非常关心的“民族”、“中华民族民族”，以及民族观与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他将“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出发点和结论是不正确的。顾颉刚根据当时欧美学界流行的对“民族”界定为“一个有团结情绪的”“能同安乐、共患难的”人群的定义，认为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因此语言、文化和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主要条件的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翦伯赞指出，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顾颉刚出现了两个错误：“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并且把‘民族意识’当作‘民族’”；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认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
从对“民族”的理解上，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有几个可能造成有害影响的错误：
首先，翦伯赞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的概念，与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民族是历史上结合而成的一个有共同言语，有共同领土，有共同经济联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固定集团。”顾颉刚将民族与民族意识混淆不清，认为构成民族的条件不是“语言、文化、体质”，而是“精神的”“主观的”“团结的情绪”，这样一来民族变成了主观的意识和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客观的存在和物质的基础作为支撑。顾颉剛认为民族只是一种“团结的情绪”，且与言语、文化、经济利益等无关，是不正确的，因为想把中国国内一切不同语言、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但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中华民族”。
其次，顾颉刚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秦统一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样多，也总能容受”。翦伯赞批评说：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必须有统一的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又说在秦统一前，中国早已有统一的民族，这是自相矛盾。
再次，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混淆了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顾颉刚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汉族，而没有汉族加入外族，因此汉族“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翦伯赞认为，民族的融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与汉族接触后便消灭，或同化于汉族。在融合过程中，既有外族加入汉族的，也有汉族加入外族的。即便汉族文化在中国乃至在东方都在领导着文化，但只能给予各民族以文化影响。翦伯赞还批评说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存在误解：“民族是种族的变质”，“从种族到民族不是一种生物学的原理，而是社会学的原理”。
最后，翦伯赞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则‘自杀的惨剧’自然可以消灭，真是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2】” 从翦伯赞的这种历史观和民族观来看，顾颉刚等人所谓的中华民族自秦朝就已经初步形成，之后逐渐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而不断扩大，通过书写这样的“中华民族史”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但在实践上不具可行性，而且在理论基础上也不“科学”。因为这样的民族史，不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阶段，还不自觉地反映出“大汉族主义”，反而会有害于现实斗争。
二、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叙述问题
在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中，顾颉刚的学生白寿彝诉说了他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叙述”：“听到某民政厅长公开对民众演讲，说过去我们是怎样亡国于蒙古，亡国于满洲……到了另外一个省区，刺目的事情更多了。在这个地方，‘八月十五杀鞑子’成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算什么话！这是作的抗战工作？还是作的分化工作？……现在的国贼是叫作什么。他们是同行全国的被称作‘汉’奸啊！”白寿彝觉得“非常的气愤”，认为这是“心理上的不健全，总需加紧扫除！”。他希望顾颉刚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写一本新的中国史。顾颉刚认为写出这样一部书“在短时确是做不了”，如果能够搜集到更多蒙文、藏文等非汉文史料，“等到了有这样一天，一部伟大的书就会出现。”【3】
1940至1949年，在翦伯赞的中国史研究中，有一系列文章都涉及到民族关系或民族史，而且所叙述的都是民族矛盾尖锐或民族之间战争的时期：《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元代中原人民反对鞑靼统治者的斗争》，《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纪念“九一八”九周年》，《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翦伯赞的历史叙述仿佛就是白寿彝所批判的“典型对象”。比如《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开头便是“从西晋末起，终东晋之世，百余年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边疆民族大侵入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原汉族大移动的时代。”【4】通篇文章还有“及至西北诸族侵入，种族仇杀，尤为骇人”“则又大半死于诸族之屠杀”等类似的叙述；在《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开头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幕，是宋代的历史……所以这一段历史，对于目前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材料。”【5】，把刘豫、张邦昌称为“公开卖国之傀儡汉奸”，而“汉奸中最有反动作用的还是秦桧”，把汪精卫的叛国与秦桧的投降相提并论，最后总结为“深信，不但两宋的悲剧不会重演，而且两宋的惨痛历史，将成为我们今日争取民族解放彻底胜利的启示。”而在《元代中原人民反对鞑靼统治者的斗争》中，光看小标题就可见一斑：“鞑靼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的种族压迫”“鞑靼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掠夺”“弥漫黄河南北的‘弥勒、白莲教匪’”“相挺而起的‘江南群盗’”。
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表现出与翦伯赞相似的两种倾向：第一，将北方民族对中原的武力占领和统治称为“侵入”“侵略”行为，并谴责这些行为给中原地区人民造成的灾难。范文澜将两晋之际看做是“塞外野蛮民族，大量流入黄河流域，落后低级的生活，残暴嗜杀的恶性，破坏华族二三千年发育滋长的经济和文化”的“外族大侵入”时代【6】。同样也将金、元、清等政权看作是由落后民族入侵中原后建立起的政权。第二，歌颂反抗外族“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英雄，谴责投降妥协，鞭挞汉奸。在北宋部分的结语中，他认为北宋的外交“完全采取屈辱忍耻、纳币求和的政策”，批评北宋统治者为了保持政权，“对外耻辱并不以为可耻”【7】。《中国通史简编》在描述反侵略历史时不吝笔墨，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民间熟知的岳飞抗金，同样用了大量笔墨（8个小节）描述了读者未必耳熟能详的清初各地人民反抗清军的斗争。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新中国建立以后进行过讨论，学界有着不同意见。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不能把古代中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等同于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显然，翦伯赞和范文澜的看法并不完全如此。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将北方民族政权和中原汉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与近代外国对华侵略战争相提并论，但却使用“入侵”“侵略”等语词，明确定义了这些战争的性质。
大多数学者认为翦伯赞和范文澜的这一系列叙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部分内容具有明显的“影射史学”色彩，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同时也比较隐蔽地宣传了中共的敌后战场，比如有相当的篇幅对“沦陷区人民的斗争”“人民自发的斗争”“义军”“民兵”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叙述，对他们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当然，这些文章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影射”和致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此类历史叙述是为了宣传抗战和中共，还是要从对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中华民族”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白寿彝之所以对此类历史叙述“非常的气愤”，是因为他认为这会伤害到除汉族外其他各族人民的感情，在心理上造成隔阂，帝国主义者很可能会借此挑拨离间，最后会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造成重大损害，进而威胁到抗战的前途。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浪潮，对日妥协之声甚嚣尘上，我们可以对翦伯赞和范文澜的这些表述，以及关于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判断，有更多的理解。
除了现实斗争的需要，翦伯赞也不认为此类历史叙述会有“伤害感情”“破坏各族之间的关系”之类的后果，因为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他认为民族意识并非凭空产生，不只是一种“团结的情绪”，而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民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是共同的经济利益，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另一方面，翦伯赞并不认为掩饰和隐讳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是一种正确有效的方法，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有更加充分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8页。
【2】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8-139页。
【3】白寿彝：《来函》，昆明：《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第16期，1939年4月3日.
【4】翦伯赞：《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頁。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作者简介：王栋（1994.03-），男，汉族，籍贯山东淄博，云南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应届毕业生），方向中国近现代学术史，650031.
【关键词】：翦伯赞 中华民族 民族史
一、关于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近代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民国建立后广为流传。到20世纪30到40年代，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再次兴起。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9年2月顾颉刚在《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该文开明宗义就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能再分出什么民族，紧接着从历史中寻求依据：“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然后从血缘上和文化上说明：“而且各种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质素，不是绝对抵触的。从这种种例子看来，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最后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与抗战建国紧密结合起来：“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刊出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学术界的反响十分强烈，《益世报》收到了不少相关讨论文章，例如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等。这些文章大多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大家基本上认为顾颉刚这一观点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
1940年4月，从长沙转移到重庆后不久，作为一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参与了这场争论，他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当这场论辩在昆明《益世报》上不断展开时，翦伯赞正在千里之外的长沙主持《中苏》半月刊杂志，因此，他很有可能并没有看到争论双方的所有文章。当然，也许是因为1939年的讨论高潮已经过去，顾颉刚对于翦伯赞此文似乎并没有做出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翦伯赞这篇名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1】的文章，乃是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出身的他关于当时中国学术界非常关心的“民族”、“中华民族民族”，以及民族观与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他将“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出发点和结论是不正确的。顾颉刚根据当时欧美学界流行的对“民族”界定为“一个有团结情绪的”“能同安乐、共患难的”人群的定义，认为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因此语言、文化和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主要条件的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翦伯赞指出，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顾颉刚出现了两个错误：“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并且把‘民族意识’当作‘民族’”；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认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
从对“民族”的理解上，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有几个可能造成有害影响的错误：
首先，翦伯赞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的概念，与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民族是历史上结合而成的一个有共同言语，有共同领土，有共同经济联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固定集团。”顾颉刚将民族与民族意识混淆不清，认为构成民族的条件不是“语言、文化、体质”，而是“精神的”“主观的”“团结的情绪”，这样一来民族变成了主观的意识和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客观的存在和物质的基础作为支撑。顾颉剛认为民族只是一种“团结的情绪”，且与言语、文化、经济利益等无关，是不正确的，因为想把中国国内一切不同语言、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但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中华民族”。
其次，顾颉刚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秦统一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样多，也总能容受”。翦伯赞批评说：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必须有统一的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又说在秦统一前，中国早已有统一的民族，这是自相矛盾。
再次，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混淆了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顾颉刚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汉族，而没有汉族加入外族，因此汉族“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翦伯赞认为，民族的融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与汉族接触后便消灭，或同化于汉族。在融合过程中，既有外族加入汉族的，也有汉族加入外族的。即便汉族文化在中国乃至在东方都在领导着文化，但只能给予各民族以文化影响。翦伯赞还批评说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存在误解：“民族是种族的变质”，“从种族到民族不是一种生物学的原理，而是社会学的原理”。
最后，翦伯赞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则‘自杀的惨剧’自然可以消灭，真是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2】” 从翦伯赞的这种历史观和民族观来看，顾颉刚等人所谓的中华民族自秦朝就已经初步形成，之后逐渐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而不断扩大，通过书写这样的“中华民族史”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但在实践上不具可行性，而且在理论基础上也不“科学”。因为这样的民族史，不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阶段，还不自觉地反映出“大汉族主义”，反而会有害于现实斗争。
二、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叙述问题
在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中，顾颉刚的学生白寿彝诉说了他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叙述”：“听到某民政厅长公开对民众演讲，说过去我们是怎样亡国于蒙古，亡国于满洲……到了另外一个省区，刺目的事情更多了。在这个地方，‘八月十五杀鞑子’成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算什么话！这是作的抗战工作？还是作的分化工作？……现在的国贼是叫作什么。他们是同行全国的被称作‘汉’奸啊！”白寿彝觉得“非常的气愤”，认为这是“心理上的不健全，总需加紧扫除！”。他希望顾颉刚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写一本新的中国史。顾颉刚认为写出这样一部书“在短时确是做不了”，如果能够搜集到更多蒙文、藏文等非汉文史料，“等到了有这样一天，一部伟大的书就会出现。”【3】
1940至1949年，在翦伯赞的中国史研究中，有一系列文章都涉及到民族关系或民族史，而且所叙述的都是民族矛盾尖锐或民族之间战争的时期：《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元代中原人民反对鞑靼统治者的斗争》，《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纪念“九一八”九周年》，《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翦伯赞的历史叙述仿佛就是白寿彝所批判的“典型对象”。比如《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开头便是“从西晋末起，终东晋之世，百余年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边疆民族大侵入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原汉族大移动的时代。”【4】通篇文章还有“及至西北诸族侵入，种族仇杀，尤为骇人”“则又大半死于诸族之屠杀”等类似的叙述；在《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开头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幕，是宋代的历史……所以这一段历史，对于目前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材料。”【5】，把刘豫、张邦昌称为“公开卖国之傀儡汉奸”，而“汉奸中最有反动作用的还是秦桧”，把汪精卫的叛国与秦桧的投降相提并论，最后总结为“深信，不但两宋的悲剧不会重演，而且两宋的惨痛历史，将成为我们今日争取民族解放彻底胜利的启示。”而在《元代中原人民反对鞑靼统治者的斗争》中，光看小标题就可见一斑：“鞑靼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的种族压迫”“鞑靼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掠夺”“弥漫黄河南北的‘弥勒、白莲教匪’”“相挺而起的‘江南群盗’”。
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表现出与翦伯赞相似的两种倾向：第一，将北方民族对中原的武力占领和统治称为“侵入”“侵略”行为，并谴责这些行为给中原地区人民造成的灾难。范文澜将两晋之际看做是“塞外野蛮民族，大量流入黄河流域，落后低级的生活，残暴嗜杀的恶性，破坏华族二三千年发育滋长的经济和文化”的“外族大侵入”时代【6】。同样也将金、元、清等政权看作是由落后民族入侵中原后建立起的政权。第二，歌颂反抗外族“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英雄，谴责投降妥协，鞭挞汉奸。在北宋部分的结语中，他认为北宋的外交“完全采取屈辱忍耻、纳币求和的政策”，批评北宋统治者为了保持政权，“对外耻辱并不以为可耻”【7】。《中国通史简编》在描述反侵略历史时不吝笔墨，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民间熟知的岳飞抗金，同样用了大量笔墨（8个小节）描述了读者未必耳熟能详的清初各地人民反抗清军的斗争。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新中国建立以后进行过讨论，学界有着不同意见。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不能把古代中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等同于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显然，翦伯赞和范文澜的看法并不完全如此。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将北方民族政权和中原汉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与近代外国对华侵略战争相提并论，但却使用“入侵”“侵略”等语词，明确定义了这些战争的性质。
大多数学者认为翦伯赞和范文澜的这一系列叙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部分内容具有明显的“影射史学”色彩，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同时也比较隐蔽地宣传了中共的敌后战场，比如有相当的篇幅对“沦陷区人民的斗争”“人民自发的斗争”“义军”“民兵”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叙述，对他们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当然，这些文章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影射”和致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此类历史叙述是为了宣传抗战和中共，还是要从对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中华民族”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白寿彝之所以对此类历史叙述“非常的气愤”，是因为他认为这会伤害到除汉族外其他各族人民的感情，在心理上造成隔阂，帝国主义者很可能会借此挑拨离间，最后会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造成重大损害，进而威胁到抗战的前途。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浪潮，对日妥协之声甚嚣尘上，我们可以对翦伯赞和范文澜的这些表述，以及关于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判断，有更多的理解。
除了现实斗争的需要，翦伯赞也不认为此类历史叙述会有“伤害感情”“破坏各族之间的关系”之类的后果，因为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他认为民族意识并非凭空产生，不只是一种“团结的情绪”，而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民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是共同的经济利益，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民族平等；另一方面，翦伯赞并不认为掩饰和隐讳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是一种正确有效的方法，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有更加充分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8页。
【2】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8-139页。
【3】白寿彝：《来函》，昆明：《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第16期，1939年4月3日.
【4】翦伯赞：《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翦伯赞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頁。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作者简介：王栋（1994.03-），男，汉族，籍贯山东淄博，云南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应届毕业生），方向中国近现代学术史，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