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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北京的春天已经成为记忆，又或者早已被遗忘，只是那些在SARS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漫长的岁月
在小汤山临时医院，我们遇见了一条黄狗。
它是我们发现的唯一活物。
武震给我讲的事情太可笑啦！她记得去年有段时间是和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大夫住一个病房，和她一样是激素过量治疗后引起的股骨头坏死。这个大夫睡觉很轻，小汤山疗养院里树多，鸟儿也爱这里。早晨四五点天刚亮，“布谷，布谷”，布谷鸟就在窗外枝叶深处唱歌。武震睁开眼，已经见同屋的大夫手里拎着弹弓：“布谷鸟在哪呢？哪呢？”
有好几天，武震都看见她拿着弹弓在窗户外面转悠，“布谷布谷，布谷布谷……”终于有天 ，一只小喜鹊被她打昏掉下来了。
“那只小喜鹊一开始喜欢我，在我旁边吃东西，然后喜欢科主任，就站在主任肩膀上，在走廊里飞来飞去……后来还是把它放了，在树林里它多自由呀！”
她还学那个大夫拿着弹弓的样子，我被武震逗得笑岔气了。
后来顾桃、耿军、许飞雪请她吃饺子，我和她走在后面，走得很慢。因为她老是逗我笑，我几乎要忘记她是拄着两个拐杖的人了。中午的太阳很大，院子里还有些凉风，林荫道两边的白杨笔直站在两旁，风吹树叶哗哗地响，武震抬起头望着，停下来说：“白杨树叶子哗哗的声音可好听了……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白杨树就是这样的。”
我真是乌鸦嘴，这时说起你拍的那个不能抱自己孩子的股骨头坏死年轻母亲。武震不说话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说过武震的男朋友就是因为SARS后遗症和她分手的，“你腿要是好了我们就结婚。”我真恨自己这张嘴……武震抬起头竭力朝我苦笑了下：“你要是认识个合适的，给我介绍吧，我都33了，要是有个家……哪怕没有家了，有个孩子陪着我，也挺幸福的。”
她的眼泪又在打转了。
吃饺子的时候，她又在笑，已经很久没有和好几个人一起吃饭了。
可是我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她的笑容，像阳光突然被乌云挡住了，或者被什么收回去了。
如果不是SARS，她现在该有个几岁的孩子了吧？2003年4月10日，武震穿着护士服在北大人民医院转送那个后来SARS病人的时候，她还什么也不知道。
你回来的话，我们叫武震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小马
2009年6月22日
立洁：
我很喜欢武震在草地上，还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那两张，大概因为她们都是笑的，彷佛悲苦压不住生命的光彩，彷佛能听见她们的笑声。
你拍的时候，年轻的妈妈还能勉强抱住孩子，现在，她没法抱着已经20斤的孩子喂奶，孩子长得实在太快了，大部分时候，是60多岁的姥姥抱着她。
今天去她家，她想帮我挪一下装电脑的包，脸都挣红了——我不知道股骨头坏死之后有这么艰难。从孩子3个多月，她只能靠在沙发上，然后让孩子斜靠在身上，或者躺下来给孩子喂奶。
说话的时候，6个月大的小胖墩正睡着，长长的眼睫毛微微颤动，她趴在旁边看了会，蹑手蹑脚地拿来指甲刀，开始给孩子剪手指甲。剪了3个指甲，孩子就动起来，她轻轻拍着，晃着，孩子又睡了。
“他醒着根本剪不成，我也抱不动……只能干这个。”她拈着孩子花瓣一样细嫩的小手，趴在旁边。
这是她能为孩子做的很少的事情了。
小马
2009年6月23日
小汤山的温泉水真的很好，今天武震带我去浴缸泡着，水很热，武震的浴缸加了好多活血的中药，我们各自靠在浴缸里面，舒服得简直要睡过去了。
有一会武震在浴缸边上坐起来，如果不是骨盆和膝盖下面手术后留下的触目惊心的黑疤，这是多么年轻美丽的身体！
她说起以前的男朋友，他远远地走在前面，她拄着拐杖，赶不上他。
“你走慢点呀，能不能等等我？”
“我本来走路就快。”
“……”
武震也说起在东直门医院住院，用轮椅推着她同屋的小女孩一起去麦当劳，门口的4个台阶把她们难住了，还是别人连拉带拽弄上去的。
窗户外面，茂密的枝叶那么碧绿，碧绿得轻盈，多像过往的青春，知了的声音叫得很长。我们听着这声音，突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长时间，只有滴滴答答的流水声在空旷的浴室里回荡着。
于是一直无话。
回到病房，我们各占一张床，发着呆。
窗户外面的知了叫得还是那么悠长，武震终于说：“张立洁来了那么多次，她还没洗过温泉呢，光顾给我们拍照片，下次也叫她一起泡。”后来没了声音，她睡着了，蜷在墙角，像个孩子一样手聚在心口处，我又看见了她腿上的疤痕。
我想起你拍的她和杨璐颖在水池那张照片，水的光影，伤痕，光洁美丽的身体……我和你感受相同。
小马
2009年6月26日
立洁：
上次你给的后遗症患者资料，是北京市卫生局认定的148人名单，今天我才知道，其实不止这些人。
72岁的“老SARS”是我在方渤家门口遇见的，因为SARS引起的肺部纤维化，酒仙桥医院的大夫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奶奶是这些天采访的人里面最平和的一个人，死亡已经离她那么近，她那么平静地说：“唉，咱平头老百姓，那会老头住院，谁告诉咱要隔离要保护呀……我以前干啥都利索着呐！我也不找谁伸冤去，这么大年纪了，死了就死了呗。”
她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正午的阳光阴影下，她的眼神彷佛已经穿越了生死的界限，安祥地等待着。
即使在深夜，她也常常憋得坐起来，一夜一夜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半天的保姆便宜，她就雇了上午半天的。方渤开玩笑说，老奶奶天天到门口值班，老奶奶笑起来：“就是坐在这喘气呗。”
我在方渤家看到一本《64天——非典摄影日记》，大部分是SARS时的图片。134页的书，6年来，已经被方渤翻得又破又旧，书页边上早已发黑了，书脊也散了。我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已经翻看了多少遍，只有在这些白色恐怖一般的照片里，阳光的阴影里，那些在呼吸机下挣扎的面孔、亲人（书中有方渤妻子的遗照、方渤妻子的妹妹及方渤出院后的照片）穿过镜头穿过时间平静的注视，才能让他不会忘记。
2003年4月5日，妻子的大姐到北医三院看病，那是噩运的开始。
9个亲人，两个走了。
方渤含着眼泪，声音颤抖着说：“我不愿意看，又想看，你不知道这有多痛苦……这屋里的摆设，还是和老婆走之前一样，6年了，我没有动过。”
他拿出妻子1973年的黑白照片给我看，还是他们处朋友时老婆给他的一张一寸照片，两条小辫子，笑起来温婉又憨厚。方渤说：“我那时回北京就给我老母亲看这张照片，我给她老人家说，这就是我在哈尔滨处的对象，她人好……”
他说不下去了。
《64天——非典摄影日记》的最后一页，是拍摄于2003年6月24日的天安门广场：“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北京疫区’的警告，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和安宁。”
照片上人不多，已经没有人再戴口罩，隐约能看见右侧一群人轻松的笑容。镜头的焦点是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孩子放风筝的背影，风吹过，风筝还没有完全飞起来，我只能看见照片上六七岁小男孩的背影。今天，这个镜头里的孩子应该12岁了，和很多很多人一样，他也许不会记得2003年的春夏之交发生的故事了。
你说，你还要拍，我想起你说，你的妈妈陪你去过好几次废弃的小汤山医院，你的朋友们也总是陪你去，我想，我们都明白为什么要记录这些。
因为“老SARS”已经没有机会说出她的故事，她佝偻在楼下的小凳子上，仿佛用全身的力气对着药瓶呼吸（缓解肺纤维化患者呼吸困难的气雾剂），满脸的皱纹和瘦弱的蜷成一团的双肩，风里面来回翻卷的白发，和她平静无奈的眼神，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诉说了。
还有，还有不能抱起孩子喂奶的母亲，还有喜欢白杨沙沙响的护士武震，她同屋每天做面膜的“美妞”杨璐颖，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曹宝珍……
我盼望着，他们在你们的镜头里说，说，说……
小马
2009年6月30日
在小汤山临时医院，我们遇见了一条黄狗。
它是我们发现的唯一活物。
武震给我讲的事情太可笑啦！她记得去年有段时间是和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大夫住一个病房，和她一样是激素过量治疗后引起的股骨头坏死。这个大夫睡觉很轻，小汤山疗养院里树多，鸟儿也爱这里。早晨四五点天刚亮，“布谷，布谷”，布谷鸟就在窗外枝叶深处唱歌。武震睁开眼，已经见同屋的大夫手里拎着弹弓：“布谷鸟在哪呢？哪呢？”
有好几天，武震都看见她拿着弹弓在窗户外面转悠，“布谷布谷，布谷布谷……”终于有天 ，一只小喜鹊被她打昏掉下来了。
“那只小喜鹊一开始喜欢我，在我旁边吃东西，然后喜欢科主任，就站在主任肩膀上，在走廊里飞来飞去……后来还是把它放了，在树林里它多自由呀！”
她还学那个大夫拿着弹弓的样子，我被武震逗得笑岔气了。
后来顾桃、耿军、许飞雪请她吃饺子，我和她走在后面，走得很慢。因为她老是逗我笑，我几乎要忘记她是拄着两个拐杖的人了。中午的太阳很大，院子里还有些凉风，林荫道两边的白杨笔直站在两旁，风吹树叶哗哗地响，武震抬起头望着，停下来说：“白杨树叶子哗哗的声音可好听了……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白杨树就是这样的。”
我真是乌鸦嘴，这时说起你拍的那个不能抱自己孩子的股骨头坏死年轻母亲。武震不说话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说过武震的男朋友就是因为SARS后遗症和她分手的，“你腿要是好了我们就结婚。”我真恨自己这张嘴……武震抬起头竭力朝我苦笑了下：“你要是认识个合适的，给我介绍吧，我都33了，要是有个家……哪怕没有家了，有个孩子陪着我，也挺幸福的。”
她的眼泪又在打转了。
吃饺子的时候，她又在笑，已经很久没有和好几个人一起吃饭了。
可是我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她的笑容，像阳光突然被乌云挡住了，或者被什么收回去了。
如果不是SARS，她现在该有个几岁的孩子了吧？2003年4月10日，武震穿着护士服在北大人民医院转送那个后来SARS病人的时候，她还什么也不知道。
你回来的话，我们叫武震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小马
2009年6月22日
立洁：
我很喜欢武震在草地上，还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那两张，大概因为她们都是笑的，彷佛悲苦压不住生命的光彩，彷佛能听见她们的笑声。
你拍的时候，年轻的妈妈还能勉强抱住孩子，现在，她没法抱着已经20斤的孩子喂奶，孩子长得实在太快了，大部分时候，是60多岁的姥姥抱着她。
今天去她家，她想帮我挪一下装电脑的包，脸都挣红了——我不知道股骨头坏死之后有这么艰难。从孩子3个多月，她只能靠在沙发上，然后让孩子斜靠在身上，或者躺下来给孩子喂奶。
说话的时候，6个月大的小胖墩正睡着，长长的眼睫毛微微颤动，她趴在旁边看了会，蹑手蹑脚地拿来指甲刀，开始给孩子剪手指甲。剪了3个指甲，孩子就动起来，她轻轻拍着，晃着，孩子又睡了。
“他醒着根本剪不成，我也抱不动……只能干这个。”她拈着孩子花瓣一样细嫩的小手，趴在旁边。
这是她能为孩子做的很少的事情了。
小马
2009年6月23日
小汤山的温泉水真的很好，今天武震带我去浴缸泡着，水很热，武震的浴缸加了好多活血的中药，我们各自靠在浴缸里面，舒服得简直要睡过去了。
有一会武震在浴缸边上坐起来，如果不是骨盆和膝盖下面手术后留下的触目惊心的黑疤，这是多么年轻美丽的身体！
她说起以前的男朋友，他远远地走在前面，她拄着拐杖，赶不上他。
“你走慢点呀，能不能等等我？”
“我本来走路就快。”
“……”
武震也说起在东直门医院住院，用轮椅推着她同屋的小女孩一起去麦当劳，门口的4个台阶把她们难住了，还是别人连拉带拽弄上去的。
窗户外面，茂密的枝叶那么碧绿，碧绿得轻盈，多像过往的青春，知了的声音叫得很长。我们听着这声音，突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长时间，只有滴滴答答的流水声在空旷的浴室里回荡着。
于是一直无话。
回到病房，我们各占一张床，发着呆。
窗户外面的知了叫得还是那么悠长，武震终于说：“张立洁来了那么多次，她还没洗过温泉呢，光顾给我们拍照片，下次也叫她一起泡。”后来没了声音，她睡着了，蜷在墙角，像个孩子一样手聚在心口处，我又看见了她腿上的疤痕。
我想起你拍的她和杨璐颖在水池那张照片，水的光影，伤痕，光洁美丽的身体……我和你感受相同。
小马
2009年6月26日
立洁：
上次你给的后遗症患者资料，是北京市卫生局认定的148人名单，今天我才知道，其实不止这些人。
72岁的“老SARS”是我在方渤家门口遇见的，因为SARS引起的肺部纤维化，酒仙桥医院的大夫给她取了这个名字。
奶奶是这些天采访的人里面最平和的一个人，死亡已经离她那么近，她那么平静地说：“唉，咱平头老百姓，那会老头住院，谁告诉咱要隔离要保护呀……我以前干啥都利索着呐！我也不找谁伸冤去，这么大年纪了，死了就死了呗。”
她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正午的阳光阴影下，她的眼神彷佛已经穿越了生死的界限，安祥地等待着。
即使在深夜，她也常常憋得坐起来，一夜一夜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半天的保姆便宜，她就雇了上午半天的。方渤开玩笑说，老奶奶天天到门口值班，老奶奶笑起来：“就是坐在这喘气呗。”
我在方渤家看到一本《64天——非典摄影日记》，大部分是SARS时的图片。134页的书，6年来，已经被方渤翻得又破又旧，书页边上早已发黑了，书脊也散了。我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已经翻看了多少遍，只有在这些白色恐怖一般的照片里，阳光的阴影里，那些在呼吸机下挣扎的面孔、亲人（书中有方渤妻子的遗照、方渤妻子的妹妹及方渤出院后的照片）穿过镜头穿过时间平静的注视，才能让他不会忘记。
2003年4月5日，妻子的大姐到北医三院看病，那是噩运的开始。
9个亲人，两个走了。
方渤含着眼泪，声音颤抖着说：“我不愿意看，又想看，你不知道这有多痛苦……这屋里的摆设，还是和老婆走之前一样，6年了，我没有动过。”
他拿出妻子1973年的黑白照片给我看，还是他们处朋友时老婆给他的一张一寸照片，两条小辫子，笑起来温婉又憨厚。方渤说：“我那时回北京就给我老母亲看这张照片，我给她老人家说，这就是我在哈尔滨处的对象，她人好……”
他说不下去了。
《64天——非典摄影日记》的最后一页，是拍摄于2003年6月24日的天安门广场：“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北京疫区’的警告，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和安宁。”
照片上人不多，已经没有人再戴口罩，隐约能看见右侧一群人轻松的笑容。镜头的焦点是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孩子放风筝的背影，风吹过，风筝还没有完全飞起来，我只能看见照片上六七岁小男孩的背影。今天，这个镜头里的孩子应该12岁了，和很多很多人一样，他也许不会记得2003年的春夏之交发生的故事了。
你说，你还要拍，我想起你说，你的妈妈陪你去过好几次废弃的小汤山医院，你的朋友们也总是陪你去，我想，我们都明白为什么要记录这些。
因为“老SARS”已经没有机会说出她的故事，她佝偻在楼下的小凳子上，仿佛用全身的力气对着药瓶呼吸（缓解肺纤维化患者呼吸困难的气雾剂），满脸的皱纹和瘦弱的蜷成一团的双肩，风里面来回翻卷的白发，和她平静无奈的眼神，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诉说了。
还有，还有不能抱起孩子喂奶的母亲，还有喜欢白杨沙沙响的护士武震，她同屋每天做面膜的“美妞”杨璐颖，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曹宝珍……
我盼望着，他们在你们的镜头里说，说，说……
小马
2009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