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交流。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20世纪90年代,它开始影响我国的翻译研究,在它的推动下,我国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努蒂从文化层面上提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以往的西方翻译传统是以种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在翻译弱势文化时往往不顾源语的语言文化特色,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韦努蒂批判了这种强势文化凌驾于弱势文化之上的不平等翻译,主张用异化策略来翻译弱势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但是,目前在英汉翻译实践中,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仍然远远大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当中国文化被译入西方强势文化时,译者通常采用归化策略,抹去中国文化特色,而美国等强势文化被译入中国时,译者通常采用异化策略。长此以往,文化交流会更加不平等,强势文化更强,弱势文化更弱。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在国内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美国学者珍妮·凯利与茅国权先生合作翻译的英译本毫不逊色于原作。该译本不仅保留了原著的修辞特色,而且用地道的英语传递出原著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译者采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全力保留和传达作品的“原汁原味”。这部译作不同于其他的翻译作品,实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它不仅帮助英文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而且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本文从文化翻译的视角来研究《围城》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文章首先阐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然后从文化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围城》的英译本,探讨译者怎样在翻译中保留源文中的中国文化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最后本文论证了《围城》的翻译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