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冗员负担是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干预的产物，严重束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成为国有企业的一大负担。尽管我国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股权结构也不断完善，但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冗员负担会导致国有企业业绩大幅度滑坡，从而使高管薪酬的契约基础——企业业绩无法准确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那么，冗员负担是否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呢？综合国内外文献，尽管有很多学者论证冗员负担会影响企业的激励机制，但鲜有学者继续深入从产权隶属关系和地方行政关系角度研究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经济后果。　　有鉴于此，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本文搜集了从2009年至2013年深沪A股非金融行业主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样本运用OLS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分析，运用对比研究法，分别对比样本，研究不同政府层级下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敏感性影响的差异。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和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冗员负担对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影响;然后进一步从产权层级讨论和验证了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将国有企业细分为中央政府控股企业和地方政府控股企业;进而更深层次地将地方政府控股企业继续细分为省政府控股企业与市政府控股企业;最后，通过以上的探讨，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通过研究发现:(1)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负担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敏感性;(2)将国有企业按照不同的产权隶属关系划分为中央政府控股企业和地方政府控股企业，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控股企业承担的冗员负担相较于中央政府控股企业，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敏感性;(3)继续深入挖掘发现，与省政府控股企业相比，市政府控股企业承担的冗员负担也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敏感性。　　研究表明，要使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高管激励机制有效，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由于在我国经济转轨环境下冗员负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继而影响到企业的高管激励机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而以制度环境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市场化的高管激励契约对我国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