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梦龙辑演《新列国志》之前就已经存在一部列国志小说,即明中期余邵鱼所编《列国志传》,它的刊印比《新列国志》早了大约四十年。两者都是文人创作,体裁和题材一致,都是辑演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兴亡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余邵鱼对材料的组织采用杂凑的方式,小说出现了主题不连贯、叙事结构不合理、详略不当等问题。由于冯梦龙有《春秋》学及纲鉴学背景,他利用自己知识结构的优势,重新辑演了一部新的列国小说。冯梦龙编写《新列国志》时,他统一主题,重新安排小说的叙事结构,对春秋战国时期正史、杂史、野史材料进行了融合。经学、《国语》中有很多议论材料,冯梦龙变“议论”为“叙事”,注意展开矛盾,对经学、史学中的不同立场进行较大限度的融合。正史、诸子、野史材料中对相同人物及事件常常有相异或不同侧面的记载,《新列国志》采用拼接的方式,对它们进行综合,以便叙事曲折生动以及塑造出丰富的人物形象。冯梦龙通过增加更多的人物关系、人物类型和奇闻轶事,围绕在中心人物及事件附近,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效果。大量神秘色彩的加入丰富了小说的意象。《新列国志》小说内部出现了两种叙事结构:春秋时期的层次结构,战国时期金字塔结构。层次结构是较为松散的结构,而金字塔结构是较为模型化的结构。因为小说有关这两个时期的叙事因素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叙事因素包括时间、故事、情节、人物、视角、动机等因素),因而形成不同的内在结构。《新列国志》中两个时期异质叙事结构的衔接使得小说艺术整体感出现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