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重要代表,也是近代经世思潮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思想言行体现出以道补儒的鲜明特征。本文在从政、治军、处世、为文和养生五个方面,彰显曾国藩以道补儒的努力,揭示道家思想在曾国藩思想中的地位,分析曾国藩接受和践行道家思想对近代经世思潮形成的价值,发掘以道补儒对近代中国士大夫的意义。论文全面而具体地展示曾国藩在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以道补儒的人生历程,指出他借鉴黄老道家兼容百家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后,形成与黄老道家一致的思维方式。论文认为他不仅吸纳虚无、清静、无为、自化的道家思想以养心体道,追求心灵的虚静、恬淡与超越,而且从实用理性出发,自觉汲取道家思想,将之运用到为政、治军和处世等外王之道的实践中,弥补儒家理论的不足而获得成功。他的政治理想和执政实践,在儒家思想之外,涉猎黄老,也主张清静无为。他遵循知雄守雌和卑弱自持的策略处理与高层、同僚和士民的关系,在拒不北援、天京争功、谦下求才和处理曾左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黄老道家色彩。他吸收道家论兵主阴主哀的战争观,灵活运用主柔守静的道家战略战术原则,此后逐渐占据战争中的主动权。基于持盈保泰的未雨绸缪,曾国藩在人生早期就形成了功成身退的道家式人生设计,一生中不时提及,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他功成后最终未能如愿身退。曾国藩的诗文创作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分别体现在对境界、风格、语言的追求和诗文欣赏中。此外,他注重养心养神,吸纳和践行了道家养生理论。从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探求,清初王夫之等人已经采取援道入儒的方式批判理学;乾嘉古文经学家对道家的注解开启了以道家补救儒学空疏不足的学术融合历程;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危机,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推动了“以道经世”思潮的发展;不少理学家借鉴道家学说以调和儒道,旨归于经世致用;同时,湖湘地域文化中的崇道传统,也进一步强化曾国藩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和运用。在近代中国的经世思潮中,曾国藩发掘出道家思想的经世内涵和价值,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从个人思想体系来分析,曾国藩的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无疑为儒家,次要部分为道家,相对次要部分是墨家、法家、兵家和佛教等各家思想,这些思想都统一归向于匡时济世和安身立命的目的。儒家之外,道家思想成为曾国藩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其思想体系中,佛教的分量极轻,没有如苏轼等人一样执着于以佛补儒,他一生致力于以诸子补儒,特别是援道入儒,在内圣外王之中实践了以道补儒。从人生轨迹来追寻,曾国藩在汲汲于实现儒家人生理想时,不忘借助道家思想追求心灵自由,超越现实困境。早年曾国藩,在研习儒家经典之余也沉醉于道家典籍,京官时期的诗文风格就明显受到《庄子》的滋养,从此对《庄子》爱不释手,诗文创作中显示出不同于程朱理学的风格。曾国藩在领兵作战后的军政事务中,不时闪现出道家色彩。咸丰七年到八年这一年半时间的居家反省,他重新体悟了道家精蕴,认识到以道补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汲取黄老道家的智慧,主动改变以往做法,注重以柔弱胜刚强,自觉采用道家思想处理各种危机,结果受益匪浅,日益相信以道补儒的效果,于是在为政、处世、诗文、养生的理论与实践中融入更多的道家思想。攻克天京后,他更加遵循顺天安命和持盈保泰的道家信条,以豁达恬淡的心态面对功名生死。正因为他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所以他功成后未能身退逍遥,并且不惜蒙受诟辱,以换取弱国的和平局面,最终成为儒家褒扬的“三不朽”人物,体现出大多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化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