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谋虚伪表示制度在比较法上由来已久,但在我国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最新出台的《民法总则》首次对其作出规定,这才弥补了我国大陆关于该项制度的立法缺憾。此外,通谋虚伪表示现象在日常交易生活中广泛存在,此举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可谓不大。由于现行立法对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宽泛,致使该制度的具体适用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民法总则》沿袭了《民法通则》当中的恶意串通规范,这一举措使得实务中业已存在的无效原因适用混乱现象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日趋严重。恶意串通与通谋虚伪表示均系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事由,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交集,因此,受害人应当适用何种制度来救济自己的权益,也即请求权竞合时的处理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其次,理论界对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并且实务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比如:合同行为、物权行为以及身份行为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该制度,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再次,《民法总则》在增设通谋虚伪表示条款时,未加入不得对抗规则之但书条款,如此便使得该制度对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悬而未决,进而引发学界对于构建善意第三人保护机制的相关讨论。最后,由于欠缺与程序法上的有效衔接,举证责任分配不详,导致通谋虚伪表示制度难以发挥其功效,甚至在实务中被束之高阁。现行立法虽规定通谋虚伪表示无效,在有隐藏行为的场合中,该隐藏行为的效力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来处理,却忽略了该规则的适用前提是通谋虚伪表示确已存在,而对于通谋虚伪表示的存在与否应由谁来承担证明责任,我国程序法对此未置可否。针对上述问题,首先,我们应当从通谋虚伪表示制度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剖析其概念、核心构成、法理基础以及适用范围,更加深入地了解该制度的内涵与外延,以期在具体适用该制度时能够游刃有余。其次,我们应当厘清通谋虚伪表示与他项近似法律行为之间的界限,研究其与恶意串通、脱法行为、单方虚伪表示的异同之处,从而有效避免法律适用的混乱。最后,我们应当重点关注通谋虚伪表示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瑕疵,并深入探究其成因,通过借鉴比较法上的立法例,并结合我国现实背景,对通谋虚伪表示的立法瑕疵予以完善,进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