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通常是分离的,导致了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大股东与小股东等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的优势方会做出更加利于己方利益的决策,但可能会侵害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就是公司治理产生的原因,而媒体作为第三方独立机构,通过对企业调查分析,向大众展示企业真实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外学者Dyck,Zingales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利用实际案例展开媒体负面报道与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之间的研究,随后国内学者也利用案例去论证媒体负面报道与国内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之间的关系,但结论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当企业存在的治理问题被媒体报道后,企业会改正自身行为,但也有研究表明公司会忽略市场的报道,依然坚持自身的行为方式。2010年,沈艺峰等利用A股市场数据和媒体负面报道数据实证了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产生了正向影响,此后大量学者从实证角度展开该方向研究,且大部分结果支持该结论。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媒体通过声誉机制或者行政介入机制实现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公司管理层为了减少媒体负面报道从而会进行盈余管理或者减少创新研发等,且研究主要以2013年及之前A股连续几个年度数据为主。但是随着近些年互联网普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监管机构对媒体行业的重视,媒体行业发生了变革。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影响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探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作用在近些年的变化及其原因。此外,以往研究表明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在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之间存在差别,其中国有上市企业较为明显,因此本文也将探索媒体负面报道的外部治理作用在国有上市企业与非国有上市企业中的变化及其原因;考虑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地方政府会干预地方媒体,因此也将研究媒体负面报道的外部治理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上市企业的变化及其原因。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构建了回归模型并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对各年度的上市公司数量进行统计,考虑到样本的充足性,最终确定搜集2000-2010年上市的企业,将所选取的企业中剔除证监会行业分类为金融行业的公司,剔除理由如下:一是金融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多,二是金融类上市公司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三是国家目前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此外还剔除了在研究年度期间的所有ST类公司,因为其自身的业绩原因导致媒体负面报道较多,最终样本公司数量为919家。论文撰写期间A股上市公司2020年度数据还未公布,此外模型中变量还需要考虑滞后性因素,故变量数据年度为2012-2017年。通过对已有文献,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构建出模型。模型中解释变量媒体负面报道数据源于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通过人工方式检索出919家企业所有负面报道,逐条下载,并经多次核实确定企业最终的负面报道数量。此外还选择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公司财务信息、不同类型的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被以往研究忽略的股权激励因素、获利能力、营运能力等作为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选择Tobin Q的变化率,还利用ROE的变化率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在2012-2015年发挥了正向作用,但2015年相关系数不显著,而2016年和2017年,相关系数为负数。进一步研究发现,2012-2014年期间,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自查核查和媒体监督相关政策的颁布,保障了媒体的监督作用,但在后续年度并没有相关政策和措施,因此,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作用受政策和监管影响较大。而负相关现象的出现,原因可能是在经过前些年市场肃清后,政府部门对上市企业监管较为严格,被报道企业往往存在严重的自身问题,进而引发了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不信任等,此外近些年媒体都热衷于报道某一家出了严重问题的公司以便能够获得更多市场关注。但国有上市企业中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的外部治理一直发挥作用,国有企业管理层对媒体负面报道的重视不受政策影响。而非国有上市企业中,媒体负面报道的外部治理作用在2012-2015年发挥正向作用,但2016年和2017年相关系数为负,这源于非国有企业更重视自身发展,不看重媒体负面报道,尤其是媒体监督权并未得到进一步保障。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上市企业,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的外部治理作用,其结论与总体结论保持一致,一方面高市场化地区的非国有上市企业更多,另一方面地区政府出于保护本地企业角度,在没有政策和监管的强压下,会干预地方媒体的报道。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政府监管机构应积极推进和落实相关政策和制度,保障媒体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此外媒体应对非国有上市企业和高市场化地区的上市企业给予更多关注。企业则需及时解决自身问题,以免影响企业后续发展。本文创新点有如下几点:第一,探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作用的变化,进一步研究了其背后的政策原因,研究结果对现有体系进行了有效补充;第二,研究了以往被忽略的非国有上市企业中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外部的治理作用;第三,构建了一个更能够反映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作用的模型,选择了被以往学者忽略的股权激励因素、获利能力、营运能力等作为控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