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诗坛上，袁枚曾以其“性灵说”诗论独树一帜，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贡献斐然。袁枚的“性灵说”在乾嘉诗坛大行于世，气势磅礴，他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性灵派，呈现出一副“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的宏伟局面。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这就导致部分学者在研究袁枚诗论时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其实，纵观袁枚的诗论思想和他本人的著作，可以窥出，他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纵观袁枚一生，他纵情任性、随性而为。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除此之外，袁枚还认识到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诗歌创作也应随之发生新变，提倡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以新言去写新意。袁枚的这些诗论观点都体现出对诗歌创作要彰显个性和独创性的强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