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问题是阿伦特政治思想贯彻始终的主导性问题,亦可以说是其政治思想研究的核心线索。在政治层面上,无论从早期对极权主义要素和起源的分析还是到晚期对美国共和危机的思考,阿伦特都始终将“行动”作为克服政治危机和宪政危机的关键,而在哲学的层面上,无论从早期对“积极生活”的内部区分还是到晚期对“沉思生活”的阐释,阿伦特实际上都是力图通过其政治行动的“剧场”理论以克服传统政治哲学对“行动”概念的遮蔽。对于阿伦特来说,政治即行动,而行动即是本真政治的核心要素,行动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去显现”,它表明行动者通过其“言行”切入世界,彰显自身的差异性,从而揭示自身为“谁”,此即“本真能在”,二是“在一起”,它表明行动内含政治交往和政治沟通的尺度,蕴含着他者的维度,此即“本真共在”,而正是行动之“能在”与“共在”构筑了本真政治的基本框架。在阿伦特看来,行动与公共领域紧密相连,在公共领域中不仅包含着行动者,而且还包含着旁观者,正如一个剧场中,既有演员也须有观众,作为旁观者的观众虽伫立于行动者之旁进行思考、凝视、审美、判断,但是他们的“观看”并非与行动无涉,他们的观看乃多数性意义上在他人伴随下的“判断”,他们的观看乃是“不行动的行动”。因此,即使是沉思生活也始终与政治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想乃政治之思,她思政治,她政治地思,她努力将对政治的理解递归到古希腊原初政治思想的路径之中,从而迈开政治之思的返还步伐。正基于此,我们将问题指向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梳理并审查阿伦特行动之思的缘起、阐释、扩展、递进、“转向”、关系等问题,并探究行动之思的内在统一性问题,而对以上问题的探索都将效力于对阿伦特思想之“根本指向”即政治之思如何可能的回答与揭示。关于“行动”概念的缘起,此部分涉及的是阿伦特如何将她的思想摆置在对行动概念的揭示之上,我们将看到,在政治和哲学层面上,阿伦特的政治之思被双重奠基。在政治层面上,极权主义的“虚假”政治与犹太人自身政治属性的缺失共同“造就”了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而正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使阿伦特产生了政治究竟为何的追问,而从哲学层面上,阿伦特看到了传统政治哲学对“积极生活”和人类事务始终抱有的恶意,看到了行动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中逐步被转译、被曲解、被遮蔽的全过程,她要做的就是重建“自足”的行动概念和显现的公共领域,而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poiesis和praxis的区分中,阿伦特找到了一条本真政治之构建的适己之路。关于“行动”概念的阐释,这一部分涉及到对阿伦特行动概念的关键性理解和区分,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产生了大量的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显然存在前后的转折,因此行动概念需要“区分对待”,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是一以贯之的,需要的是“整体把握”,而两种观点内部又有着各种差异性的理解。在我们看来,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应该被“整体把握”,行动的内涵是“表演的”、“争胜的”、“争议的”,它们均包含于阿伦特行动之“剧场”理论的整体脉络之中。关于“行动”的扩展,行动概念并非孤立,它始终与公共性、自由、权威、真理等概念想联结,同时,由于行动本身具有的脆弱性,阿伦特又引入了政治之承诺、神学之宽恕、历史之叙事和行动者之判断能力作为行动之内在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行动的概念得以扩充,而行动的意义区域也不断得到延展。关于“行动”的递进,在艾希曼审判之后,阿伦特开始从对行动之公共领域的探索走向精神之私人领域的探索,从对如何对抗“极端之恶”走向如何克服“平庸之恶”,从对公共道德的阐释走向对私人道德的阐释,对阿伦特而言,行动者不仅需要行动,而且需要思想和判断,行动是我和他人在一起,而思想则是自我和自身在一起,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需要“言谈”和“对话”,而苏格拉底正是处在行动与思想之间、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典范”。关于行动的“转向”,我们看到在其政治之思的早期阶段,阿伦特将她的目光聚焦在“积极生活”的内部区分,以及行动概念的建构之上,但是在艾希曼审判之后,尤其到晚期的《精神生活》,她关注的是则对思想、意志和判断的阐释,于是在某些研究者看来,阿伦特政治思想内部产生了一种“断裂”,这种断裂导致阿伦特从前期行动者的“代表性思考”进入到后期旁观者的“回溯性判断”,从积极生活进入沉思生活,从行动跃入沉思,而我们的的工作即是通过层层分析剖析“断裂”说的失当之处,我们的观点是“延续”说才真正符合阿伦特政治思想发展的整体路径。在“行动”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一条潜伏在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海德格尔之根,看到她的政治之思和海德格尔纯粹之思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性,基于此,我们将展开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争辩”的历史性图景,揭示她对海德格尔纯粹之思的扬弃。同时,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思想均溯源于那同一条希腊思想的伟大传统,但是却开拓出了两条差异性的道路,而正是这两条差异之路开启了围绕在二人思想之间的永久争论与话题。最后,我们将步入阿伦特政治之思的内在统一性问题,我们看到精神生活的三个基本要素思想、意志和判断在阿伦特政治之思的脉络中均具有内在的政治意蕴。其中,思想给行动和判断提供选择和判断的思想之物,思想乃自我和自身之对话;意志则是行动之自发性的源泉同时为判断提供内在的动力,意志乃我意愿和我不意愿的对抗与结合;而判断活动则是“精神上的、真正的政治活动”,它具有最基本的“他者取向”,它要求我们始终要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思考,要求我们即使面对强制命令,也不放弃反思,判断乃“我—他”的多数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政治之思是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从《人的境况》到《精神生活》,从“积极生活”到“沉思生活”,从行动到判断,从行动者到旁观者,阿伦特始终不断的在构筑其行动的“剧场理论”,始终不断的在完善其行动之公共领域的构建,始终不断的充实和丰满着她的政治之思,对她而言,在政治的后极权时代,每一个行动者都需充满勇气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不放弃行动,不放弃思考,不放弃判断,珍惜和维护我们存在的家园,这唯一可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