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司法救助方式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制度适用的动态考量,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行为要件和司法机关从宽的结果要件之间,亟待量刑协商这一程序性要素实现两者的稳定衔接。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立法仅三余年,尚处于制度适用初阶,协商性司法理念尚存桎梏。立法层面存在对制度的配套措施规定重复、对控辩协商的具体操作流程没有明确规定等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主导协商缺乏稳定的程序环境。同时,由于实践中检察机关规定了制度适用考核指标,导致了控辩协商的“程式化”现状,进而侵害被追诉人权益。据此,规范的量刑协商程度亟待构建。当前对量刑协商的研究大多以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经验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内涵为切入点,尽管理论论证充分,但存在对量刑协商程序构建的实证分析不足、量刑协商程序构建思路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不足之现状。基于此,文章以上述问题为导向,着重运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阐释量刑协商程序的独立法律程序定位和内在价值取向,梳理量刑协商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数据,对全国范围以及部分地区的制度适用率、量刑建议采纳率等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归纳概括出量刑协商的立法缺陷和实践困境。与此同时,文章还借鉴了域外国家刑事协商制度中的有益经验,以期能够运用至符合我国国情的量刑协商程序的理性构建中。通过研究,量刑协商的程序构建可从三个层面考虑,一是区分轻罪和重罪两种协商模式,二是划定具体的协商流程,三是设立完善的救济机制。期望通过全流程的量刑协商规范,能够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协商的稳定适用,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诉讼效率与司法救助的价值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