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于1687年问世,是由四位耶稣会士编纂的一部主要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的著述。该书收录了《大学》《论语》《中庸》的拉丁译文和欧洲首幅孔子肖像,集中传播了孔子思想,对17-18世纪欧洲社会影响深远。本文以形象学和“他者”为理论方法,以文化翻译观为视角,研究该书中耶稣会士书写的孔子形象。首先,本文梳理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产生的源流,分为历史背景、孔子的原儒思想和宋明理学（新儒学）、主编神父们的儒学观,简要论述了此书在儒学译介上的特点,为后续章节形成铺垫。其次,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孔子生平和思想术语的译介,揭示耶稣会士塑造的孔子形象。耶稣会士既接受和忠实传递了作为道德教育家和政治学家的孔子,塑造了堪称完人的中国思想家,但也用基督教神学与经院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了孔子学说,将其改写为古希腊哲人、天启先知和经院神哲学家。这一改写的原因是耶稣会士的基督教本位文化心态和礼仪之争中的现实考虑。孔子形象的篡改映证了“形象”的本质——对他者的消解性书写,对自我文化的确认和宣扬。最后,本文置《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于欧洲近代化脉络中,展现作为“自我”的欧洲在塑造孔子（中国）这一“他者”时的想象和体认。《中华帝国全志》再现了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和“孔教理想国”的中国,映射出杜赫德及耶稣会的宣教意图;《中国人信札》和《世界公民》表明18世纪的文人学士希冀通过征用和改写孔子与中国,来反衬与修复社会弊病,孔子教理也成为了支持本国改良的重要思想力量源泉;从欧洲历史角度,“孔子”更是承载着欧洲国家早期帝国远东扩张话语的象征。由此,充分显示“孔子（中国）”对于欧洲近代化发展的他者之镜价值。同时,它也对中学西渐和汉学发端产生了里程碑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