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叙事具备言外之意这一特点。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情境的设置,都笔外有笔,笔外有意。作者将要表达的内心情感、态度、倾向,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委婉曲折地隐藏在字里行间。因此表面上看简洁地叙述只有一笔一意,事实上含蓄的文字后面包含了多层笔墨和用意,使叙事更富有意味和表现力。这种言外之意的实现形式是在语言表达上运用修辞的技法,诸如用字、遣词、造句、谋篇等手段。《水浒传》言外之意的叙事特点由来已久,金圣叹等小说评论家早己指出《水浒传》的叙事手法出自《史记》又胜似《史记》。通过对《史记》故事情节讲述、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景设置的分析,发现《史记》的叙事也呈现出言外之意的风貌。司马迁在《史记》中寄寓自己对社会历史的评论和褒贬。但是,这种褒贬并非完全是由本人发表议论,主要是通过描述历史人物一生行事来加以表现,将自己的情感态度,借助语言的修辞,在宛转的叙事中不动声色的曲折地表达出来,散发出深长的意味。在《史记》之前,《左传》的叙事就已经具备了言外之意的特点。与《水浒传》、《史记》相比,《左传》的叙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情境的描写上,更简洁含蓄,含蓄的叙述中渗透着作者的态度。这种言外之意的叙事方式渊源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春秋》记录历史所运用的书写方式,其根本准则在于史事与史家思想、实录与褒贬、事与义的统一,这统一的途径则是修辞的运用。从叙事的角度讲,“春秋笔法”就是修辞,是实现言外之意的基础。随着史学意识的不断增强,史学逐渐走向独立,史学的客观性要求著史规范冷静而不着感情色彩,因此史学逐渐偏离文学方面,脱去文学性的审美因素向纯史学的方向演进,文史相分离日益成为必然趋势。加之史著的编撰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史著越来越增强伦理色彩和实用功能,削弱了对现实的干预批判精神和史家的艺术创新精神。史事寄寓褒贬、道义的载体作用被弱化了,失去了事与义的结合,言外之意的修辞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韵味也不复存在。中国古典小说源于史传,继承了史传文学的叙事方式;而且小说作为文学艺术对现实生活能有艺术的观照,在叙事时需要修辞来营造文学意味,这都是言外之意的叙事方式得以在小说中传承的深厚基础。这便是《水浒传》言外之意的叙事风貌的来源。从《左传》到《史记》再到《水浒传》,从史传文学到古典小说,这种叙事传统的传承,反映的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因此不仅仅是《水浒传》,其他的古典小说也普遍具备言外之意、意味深长的叙事风貌。